“莫放春秋佳日过”，科研的一切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 作者：高翔
原题《教授罢课、总统选举及其他》
今年宾州的秋天格外长，直到11月初，还“数树深红出浅黄”，家家积叶堆门。奈何如此美景良辰，我却躲在小楼中改论文。所幸“正欲清言闻客至”，于是有借口暂抛繁琐科研数据，煮一壶普洱老茶头，携友临窗而坐，看蓝天碧茵，残红飞坠。
聊天从前不久宾州州立大学系统14所分校教授罢工之事开始。此次罢工及其后谈判，都是围绕着“非常勤”教授的工资和医疗保险进行的。朋友初来美国，在中文媒体上看到报道，但对这里大学体制不熟，有诸多疑问，比如：不知何为“非常勤教授”。我于是当仁不让，解释了起来。
美国大学教授，大体两类，一类是我们所熟知的“终身体制内教授”，另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合约制”教授（其主体是中文媒体所报道的“非常勤教授”，但不同学校、不同学科差别很大）。这些“合约制”教授类似国内的临时工或合同工，他们的收入基本依靠科研项目或者授课数量，工资低，福利也低。因近年来美国很多地方高等教育经费锐减，学校为降低成本，大量聘用非常勤教授。据报道，目前美国大学中，非常勤教授已成了教师的主体，约70%。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但是收入较低。据美国学术劳力联盟2013年的调查，非常勤教授年收入多在3万美元左右，略高于博士生奖学金的收入。
朋友不由惊诧起来，问道：“此次罢工结局如何？”我说：“校方和教师工会已经谈妥，双方各让一步，学校会提高这些非常勤教授的待遇，虽然幅度不大。”朋友追问：“政府会拨钱么？”我苦笑：“美国政府普遍没钱，宾州州立大学的经费主要靠本科生学费。估计未来几年，学费又会上涨。”
朋友喃喃：“阿堵小贼坐困英雄耳！”随即关切问道：“你们终身体制内的教授应该不受影响。毕竟，你们除了教学外，还有科研工作。”我苦笑道：“不知你关注过10月底在英国《自然》杂志刊发的一篇青年学者职业困境的文章没有？”朋友摇头。这是一篇关于青年科学家在政府压缩科研经费的大环境下，如何挣扎生存的报道。作者采访了欧美几位青年学者，包括一名宾州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来宾州前，他在哈佛大学成功地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在《自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并因此幸运地找到终身体制之教职。但是在独立成为研究人员后，科研之路的艰难远超其预期。即使每周工作60到80个小时，他还是没有办法获得科研资助，发表高水平论文。结果，他无法坚持，选择离开，在澳大利亚一家私人企业找到了位置，终于能够和妻子在周末去海滩散步了。在接受采访中，他感叹“原来周末这么棒”。《自然》杂志还通过社交媒体采访了全球其他300名科学家，其中一个的回答是，“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
朋友愈发惊诧了：“申请科研经费难度很大么？”他来自国内名牌大学，经常获得国家课题资助。我解释道：“不少老教授说，美国这十年间被认为是历史上科学家生存最艰难的时期。可能原因是美国1990年代末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科研投入力度空前，导致新的科研机构林立，招收博士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说到这，朋友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2001年来美国读博，正赶上了这批博士扩招的尾巴。我接着说：“2000年后，这批博士陆续工作，美国于是就有了历史上最庞大的科研队伍，但随后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不仅不因此增加，反屡有削减。僧多粥少，科研经费越来越难申请。比如1990年代末，美国国立卫生署（NIH）的R01课题的成功率往往是20%到30%，这些年只有10%到15%了，前几年曾经低到7%。”
朋友呼道：“难以置信！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在成功率是20%到30%。如果这样，你们专心教书即可。”我再次苦笑：“美国终身体制的教授基本没有百分百的工资。学校只提供部分工资。比如我现在工作的宾州州立大学，学校提供75%的工资，其他部分由个人课题补充。而我以前工作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压力更大，100%的工资来自教授课题。学校只提供职位和工资标准，不提供实际工资，并从每笔课题中抽取30%到50%的管理费用。一旦你科研经费断档，哈佛会为你提供6个月的工资，这期间你如果还是无法带来足够的经费，就需另谋高就。因此，作为大学科研型教授，你必须能够持续获得充足经费，否则‘全家都在风声里了’。这样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大家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前面提到的《自然》杂志报道中引用了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抱怨：‘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拉经费上，用于做科研的时间不到5%！’另外，还有相当多的青年研究者开始转向枯燥却能带来稳定收入的行政工作。”
朋友颇不以为然：“这样应该能够选出最好的科研项目，从而避免政府经费的浪费。”我反驳道：“理论上如是，现实不尽然。我曾经任职于美国国立卫生署专家评审委员会，略知其中利害。因为资助比例太低，只有所有评审专家认可的课题才能够通过评审。在此情况下，精致、平庸、补苴罅漏的项目更易获得资助，因为它们缺点极少。坦白说，我更喜欢一些有想象力，甚至有些粗鲁的课题。我认为能够改变领域的研究往往如此。可惜，这类课题通常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而且在获得资助后，课题失败率较高。所以，通常无法让所有的评审专家满意。这可能解释为何这些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家有很多技术突破，却在科学上（指思想层面）鲜有建树。科学的进步需要宽松的土壤。”
朋友震惊了：“如是，谁愿执教大学呢？做教授岂非‘博有道之名，招泥犁之实’么？”我解释道：“你一旦成了博士，你在美国的职业选择面就非常窄。因为在美国，科研商业体制都非常成熟，破格招人非常罕见。一般来说，用人单位不允许在硕士级别的工作岗位上招有博士学位的人。据官方报道，美国2014年博士毕业人数是40100人，与此同时，所有大学总共只能提供3000名新的教学岗位。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前面提及的那个青年教授是幸运的。”
谈及此，朋友又一次把话题引到了国内：“中国现在每年培养博士生5万到6万人，而且基本能找到工作，就是是否满意的问题。”我笑道：“中国现在每年博士毕业人数是全球之冠，这些学生应该感到幸运。2010年，英国《经济学人》有篇报道中特意指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博士高就业率的国家。希望政府能够以美国为鉴，持续资助科研。”
突然间，我们两人都无言了。不由自主望向窗外晚霞，看黄叶辞柯，看浮云过了。这时，有飞机滑过，拉着写有"TRUMP"（特朗普）的横幅。朋友忍不住又问：“这次总统选举对你们有影响么？大学教授多支持谁？”我说：“当然多支持民主党。一则，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层面更认可民主党所鼓吹的，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普遍会削减科研经费。所以一些科学媒体，比如多次提及的《自然》杂志，公开为克林顿背书。而特朗普和他的副手彭斯对科学研究的态度非常保守，多次公开发推特质疑气候变暖学说，反对干细胞研究，并支持儿童疫苗有害的观点。”
朋友抬了下头，欲言又止。我笑道：“你今天问了那么多问题，岂在乎多问一个。”他于是道：“你后悔了么？”
我大笑：“我确实羡慕那些应用知识的人，比如医生，高薪且工作稳定，但我更珍惜创造知识（即从事科研）的机会。既然因为喜爱而选择了这一行，我会努力坚持下去。毕竟我们是在孔子的教育下长大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况天物盈缺，造物乘除，都是自然之理，关键是‘在予心以安’。东坡居士一生颠沛流离，却‘无往而不乐，盖游于物之外也’。”“其实，”我卖了个关子，接着说，“韩愈在他的一篇文章，早预言了我们的困境和出路。”
朋友愕然，急问：“哪篇？”答曰：“《进学解》！”我们相视大笑，击掌告别。
此时斜月远，坠余晖。我却两眸清炯炯。想到《自然》的另外一个调查结果：虽然青年科学家倍感学术压力，但依然有60%者愿意继续科研之路，我心中蓦然一暖。“莫放春秋佳日过”，我于是携一壶茶，回到书房，从电脑上找出万晓利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听着歌，继续为学生修改论文。
（作者为宾州州立大学营养流行病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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