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专家黄宇和：从贫民窟走出来的院士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他是广东番禺人，在香港接受教育，在英伦深造，长期在澳洲任教。他想写的自传名为《从海角到天涯》。
他著作等身。他用自己的第一部英文著作《两广总督叶名琛》（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Kuang, 1852-1858；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缅怀他在牛津大学的已故博士导师 Mr Geoffrey Francis Hudson。他把Sun Yatsen: His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1987年版）献给双亲，把《孙逸仙在伦敦：三民主义思想探源，1896-1897》（联经2007年版）献给他在九龙华仁书院恩师罗伦士夫人（Mrs. Tessa Laurence），并借此缅怀蔡成彭先生、刘敬之先生、江之钧先生。他把《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献给他在华仁书院的大师兄林钜成医师，感谢他1963年以来赠医施药“恩同父母”的“再生之德”。
他是悉尼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先后被遴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院、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
他叫黄宇和，孙中山研究专家。
黄宇和院士
“孤独仔”的苦难童年
黄宇和是穷苦人家出身。他的生日，护照上登记的是1946年11月29日。小时候大人叫他“和平仔”，说是抗战胜利之后出生的，“宇和”即宇宙和平之意。不过母亲说他是猴年出生的，他印象很深，而猴年是1944年。所以他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年出生的。
黄宇和出生地倒是清楚的，跟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广东省番禺县石楼镇茭塘村。父亲黄鉴波，1926年1月出生，排行第七。不幸的是，他的二哥三姐四哥五姐六哥全部夭折。母亲陈慕贞，1926年2月出生于邻近的赤江村。黄宇和父母结婚时，父亲虚龄18岁，实龄大概16岁。祖父母均不识字，父母则粗通文墨。
茭塘村是个单姓村，全村两千多口人都姓黄，共有四房。黄宇和家在二房宗族里是个小户，经常受欺负，父亲就常常被吓唬说“淹死你这个孤独仔”。在黄宇和的童年记忆里，母亲家教很严，不允许他和村里顽童一道玩耍，而父亲常年在外地谋生，偶尔回家一趟，过一两天又出远门了。黄宇和说自己从小缺乏父爱，这也造成他独立、敏感的性格。
黄宇和记得，父亲一开始是在广州大同酒家当学徒，在那儿的烧味部学习烤鸭、烧乳猪、叉烧、白切鸡等技术。解放前夕，大同酒家迁往香港，黄父也随之到香港谋生，留下母亲在老家抚养儿子、服侍双亲。
黄宇和说，在番禺七八年的农村生活，让他有一些乡村社会的经验，了解农村的风土人情。譬如，农村很讲究孝道，父母健在，总得有子女照料。祖父在父亲结婚后，就不再与祖母同寝，目的是避免祖母怀孕，若祖母与媳妇同时生孩子，在村民看来是有失体统的。还有，茭塘村是禁止女儿外嫁的，并诱导她们“梳起”，黄宇和的大姑就终生没有嫁人。这些经历对他后来从事孙中山研究，频频到乡下做田野调查，了解孙中山童年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祖籍源流等问题，很有帮助。
祖母、祖父去世后，母亲申请到香港探亲，后来就留在香港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母亲携两名幼子到了香港，那家大同酒店关门了。父亲失业，一家人彷徨得不得了。父亲应一位朋友的召唤，到该朋友原先任职的香港上环集市旁边的新光大酒楼做烧腊，但有一个条件：每月只能拿200块钱的基本工资，顾客给的小费全部归这位朋友所有。当时的小费收入，比基本工资多两三倍。无奈之下，黄父只得答应，勉强可以养家糊口。
这样一来，母子只能寄居在外婆家。外公外婆有六个子女，她们住在九龙牛池湾一家斋堂里的一所偏厢。该斋堂是出家人住的，但她们穿便装，是佛家带发修行的姑娘，俗称斋姑。前来求助的母子暂时就与外公外婆一家挤在一起。除了外公外婆有自己的床以外，其余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男的都挤在一张床，女的挤在另一张床，挤不下的就打地铺。
牛池湾位置偏远，当时是香港大多数双层公交车的终点站。往东是牛头角，再往东翻山过去，就是专门种植西洋菜（清凉菜）的穷山沟，地名叫官塘。再往东翻山过去就是鲤鱼门，即香港维多利亚海港东边的入口，当时是很荒凉的地方。从港岛靠西的新光大酒楼所在的香港上环到九龙半岛靠东的牛池湾，需要坐电车，转轮渡，再转公交车，实在是很远。加上住处狭小，也容不得再增加一个人了，所以父母虽然同在香港，也只能两处分居。
黄父在新光大酒楼烧乳猪、烤鸭子。如果碰上宴会，包括婚宴、寿宴、满月宴，根据香港那时候的风俗，宴会可以举行三轮，第三轮凌晨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办酒宴的话，就得忙到半夜一点钟以后才能收工。黄父夜里要睡觉，就把几张木椅拼在一起当作床铺，每天凌晨三点必须起来开始烤叉烧、烤鸭、油鸡等。因为从五点钟开始，酒楼旁边的上环街市，就有大批工人来吃早饭，饭后即开工。然后是中饭，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下午三点到五点，饭馆容许他离岗两小时，可以利用这个间隙休息，黄父就蹲在酒楼某个角落里打盹。
黄父在香港加入了工会——协德互助社。根据该工会的规定，凡是有工作的人每月必须休息一天，这一天让没有工作的人来顶替。可是黄父也不能休息，他要长途跋涉到牛池湾看望妻子和儿子。父子也就这样每月一次的见面机会。休息当天，黄父早上起来，买一斤猪肉，走很远的路，带到牛池湾，这样一家算是改善伙食，每月有一顿饭有肉吃，有肉汤喝。
在外婆家寄居了一个月之后，母子三人搬到另一家斋堂，住在斋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那间屋子过去是用来养猪的。房东认为租给人住能发更大的财，于是在烂泥地上灌了水泥后，就出租了。猪屋非常矮小，放了一张床，就再也放不下其他家俬了。床是上下两层的，兄弟俩睡上层，母亲睡下层。因为空间太小，小孩子上床时也直不起腰，只能爬进去睡觉。夏天香港热得要命，屋里就像蒸笼一般。平常都是坐在地上，伏在床上做功课的。吃饭的时候，就移开课本，把饭菜放在床上。
黄宇和小时候吃的饭，是用碎米（就是机器蹍米时蹍碎了的，香港话叫米碌）煮成的，掺杂着小石子、老鼠屎、蟑螂屎。本来就是商家很难卖出去的。尽管这样，家里还是无法每次购买时就付钱，而必须由外公外婆做担保人，恳请老板容许记帐，到月底父亲领到工资时，结算一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宇和小小年纪就帮忙料理家务，他每顿饭菜大概只有一毛钱的预算，用这一毛钱买一碗豆腐，或一把大豆芽，或者一些细豆芽，或一片晒干了的鱿鱼。早餐是没有菜的，只有酱油捞饭。那时候母亲去工厂做塑胶花，补贴家用。
在香港上小学
黄宇和说自己在香港念书的过程有点像孙中山，都跟教会有关系。他最初在茭塘村上过三年多小学，同学都是同宗的堂兄堂弟，只有三两个外村的同龄学童。到了香港，他进了天主教会创办的牛头角庇护十二小学。从牛池湾到牛头角的公交车儿童票要一毛钱。家里没钱，黄宇和只能走路上学，这段路要走一个小时，然后花半个小时从山脚爬到山顶。到了牛头角山脚，看到同学们吃面包做早餐，他羡慕得很。因为学生很多，学校校舍不敷使用，就分成上午班、下午班，各有自己的校长和教师队伍。黄宇和上的是上午班，中午十二点下课。同校的大部分学童都是赤脚上学的。放学回家后，他要打水、检枯枝烧柴做饭。
虽然以前在番禺乡下没有学过ABC，但黄宇和第一学期就考了第一名，可以免交下个学期的学费，学费要两块六毛钱。他到香港上学后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宗教《圣经》，还是英文的。学校里有个小教堂，每周有两节圣经的课，其中一节要到教堂去唱圣诗，在那里接受宗教气氛的熏陶。很快黄宇和就受洗信教了。
小学五年级念到大约一半，黄宇和决定报考九龙华仁书院的六年级（华仁书院是一所中学，但她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招生，以便招揽香港的少年英才）。考试科目包括面试（看仪表教养）、口试（考英语流利的程度），朗诵一篇英语散文，主考官均由洋人神父担任。华仁书院是一所很好的男子中学，招收的学生都是精英。为了考进这个学校，有的父母不惜让儿子重复读六年级。黄宇和很努力，他考进了这所二战后改由耶稣会士管理和教学的书院。
这个时期，黄宇和一家已经搬到九龙老虎岩木屋区居住，那里完全是难民住的，一旦发生火灾，十分危险。1960年代港英政府把木屋区拆了，把难民迁到官塘，官塘过去都是菜地，政府建了徙居区，房租要28元一个月，等于是超级廉租房。从官塘去旺角区的华仁书院上学，路途就更远了。黄宇和是一贫如洗的徙居区唯一一个在华仁书院上学的。
黄宇和在同学当中可以说是“鸡立鹤群”，用他自己的话，他成了同学的“眼中钉”。绝大部分同学都是富家子弟，他们有司机接送上下学，而黄宇和在买不起公交车票时就走路上学，要花一两个小时，每次走到教室时都是大汗淋漓。同学们穿着锃亮的皮鞋，他穿的是一块钱一双的次货布鞋，穿久了脚板破了一个洞，就用厚厚的报纸垫着，以防伤脚。同学们都穿着漂亮的校服，黄宇和母亲就在地摊中挑了颜色相近的一套衣服，好在天主教重视教育，校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扉页献词
中学的四位恩师
谈起华仁书院，黄宇和对其中的几位恩师深怀感念之忱。
没有这几位老师的教诲和帮助，黄宇和进不了香港大学，此后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大有不同。他首先提到的是数学老师蔡成彭，“对我恩重如山”。蔡老师也是穷苦出身，少年时父亲离世，母亲抚养他长大成人，供他上学。所以蔡成彭老师读中学是跳级式的，唯读了中学一、三、五年级（香港中学学制五年），毕业后考入师范学院，凭奖学金读了一两年就出来教书了。他的长子比黄宇和大，教科书用过后，就传给黄。黄家的境况就是蔡老师告诉江之钧老师的，江老师替黄宇和一家支付在官塘徙居区每月的房费，解除黄的后顾之忧。曾几何时，众多老师听到诋毁黄宇和的谰言，对黄宇和持怀疑态度时，唯有这位蔡老师始终相信他笃学向上的意志。数十年后，黄宇和饱含深情地表示：“知我者，莫如蔡师。”
教国文的刘敬之老师也给黄宇和很多指导、鼓励和帮助。那个年代的香港，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中文，中学三年级的时候，黄宇和课余就去普通话夜校学习，同学都不理解，说他发神经。到了中学六年级（大学预科）时，刚退休的刘敬之觉得这个小年轻有志气，便免费指导他。每个星期天黄宇和都到刘老师家里去，学习古文，练习书法。到了中午，刘老师又留他共进午餐，这奠定了他的国学基础，让他受用终生。
江之钧老师主要讲授英国文学，很有英国绅士风度。黄宇和在华仁书院读书，得到江老师很多帮助。
罗伦士夫人（Mrs. Tessa Laurence）可以说是黄宇和在西洋史方面的启蒙导师。她在1965年1—4月曾义务指导黄宇和阅读英国史，教他如何分析问题，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中国老师强调的死记硬背完全不同。这种思维方式、逻辑辩证对他以后治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黄宇和说他能跳级考入香港大学，罗老师功劳很大。
1964年夏天，全香港举行统一的中学会考，黄宇和过关后继续在华仁书院念大学预科。预科要念两年，第一年（即中六）念普通科（Ordinary Level），第二年（即中七）念高级科（Advanced Level）。不幸的是，普通科念到一半，即1964年12月下旬，黄宇和获知新光大酒楼将在年底结业，父亲再次失业，全家一下子陷入饥饿的恐慌之中。当时家里积累下来的钱，哪怕买发霉发臭的米，也只能撑持四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黄宇和有两个选择，一是用余下的四个月在校念完普通科（1965年5月1日开始考试），再找工作；一是在念普通科的同时，自修高级科——那时考大学需要先后参加普通科和高级科的测试。
香港大学是当时香港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对考生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三门普通科、两门高级科的考试，而黄宇和经过1965年1—4共四个月的奋战，在5月首先考了普通科三科，紧接着考了高级科三科。由于得到罗伦士夫人及刘敬之老师指导，全部及格通过。就这样，黄宇和跳级（没有念中七）考进了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从九龙华仁书院文科中六、中七两级预科班考入港大的只有三位同学，其中之一就是黄宇和。
香港大学
鲤鱼跃龙门：港大三年
1965年9月，黄宇和迈进香港大学的大门。那一年整个香港有20万中学毕业生，而香港大学全部学系（包括医科、理科、工科、文科）合计共招200名，可见竞争之激烈。
进入大学，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到了大学，修的科目跟英国一样。那时香港的中小学是不教中国近代史的，这门课到了大学阶段才有。
香港大学所有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的，甚至中文课当初也用英语讲授，因为早期的洋教授能看但几乎不能说汉语，他们就像教外国人那样上课。黄宇和是从预科一年级直接考入大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无法获得奖学金。他就申请文学院学生会一个免息的贷款计划，毕业后还贷。负责贷款的学生会干事特意跑到官塘徙居区调查，发现黄家确实穷得叮当响，于是第一年就发放贷款。第二年，黄宇和考了两个奖学金，此后就不用贷款了。
在港大，黄宇和最初住在校外的一所天主教会青年宿舍，后来学校里面宿舍——卢格堂（Lugard Hall）——有床位，他就搬进去住了。夏天放暑假，其他同学回家学习、放松两不误，黄宇和回家则不能读书。一对来自新西兰的夫妇，John McLevie 和Elaine McLevie。McLevie先生在港大教育系任教，他就跟陆卢格堂舍监建议让黄宇和暑期继续住下去，舍监同意了。这样，黄宇和可以利用暑假继续用功。第二年夏天，由于山体滑坡，卢格堂成了危楼，舍监就建议McLevie夫妇向大学堂（University Hall）舍监求助，让黄宇和住进大学堂。大学堂是一栋古香古色的建筑，冬暖夏凉。没有居处之忧，黄宇和又可以发奋学习了。
黄宇和坦言，因为有了这些居住便利，他才能在毕业前实现赴牛津深造的梦想。他说，能先后住进卢格堂和大学堂，证明他与孙中山有缘份。住在大学堂时，清晨在附近的薄扶林水塘旁边跑步；住在大学堂，清晨在半山的甘德道（Conduit Road）跑步时，脚下就是甘德暗渠。而1883—1886年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喝的干净水正是薄扶林水塘储存、甘德渠引导而来的。黄宇和由此溯源，并构建了他的“孙中山污水革命史观”（详见其即将出版的《历史侦探》）。
此外，对于曾在港大有过集体住宿的经历，黄宇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学的团体生活跟他以前的独学鲜友很不一样。但他在港大除了结交曾钰成这位生死之交之外，至今只有两三位从华仁书院时期就交往密切的朋友。当记者询问在港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时，黄宇和讲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故事里也没有出现指导老师的身影。港大之于他，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一个自由阅读的环境，中文的、西文的，黄宇和如饥似渴，手不释卷。
薄扶林水库
在牛津研究帝国主义
在港大读了三年（港大学制文科三年），第三年黄宇和申请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到了牛津，黄宇和才深切体会到港大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差距。他说，那时候港大主要教学方式是lectures，老师在课堂上讲，同学记录讲义，老师开一些书目，同学到图书馆借阅；而牛津、剑桥主要教学方式是tutorials，一位导师手把手教导一到两位学生。而黄宇和与其导师Geoffrey Francis Hudson，自始至终是一对一的，相互切磋讨论。
在牛津，黄宇和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就是后来出版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在1968年去英国深造之前，黄宇和长期在香港学习、生活，他深切感受到被殖民的滋味。神父教导他要讲文明守规矩，碰到交通灯，红灯停绿灯行，但现实情况是，洋人经常穿红灯，根本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老师教导他买邮票要排队，洋人却不管这一套，随便插队。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黄宇和感到困惑：为什么洋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自身亲历的帝国主义，给黄宇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一探究竟。
但“帝国主义”这个题目太大，他必须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作深入的了解。有一天他看到一本书，其中一处提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钦差大臣叶名琛。这个“六不”的骂名让黄宇和陡然生疑，堂堂封疆大吏竟然这么昏庸无能？从这个疑问出发，黄宇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终他在英国公众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前身）发现了一批原始文献。这些材料很多是用草书写的，都是文言文，里面夹杂着粤语方言，利用起来相当困难，而黄宇和恰恰是广东人，中六时私下跟刘敬之老师练过书法四个月（1964年9月—12月）、学过古文八个月（1964年9月—1965年4月），如鱼得水。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人系统地用过那套文献。
“鸩梦”：博士论文差点被“枪毙”
夜以继日地劳作，孜孜矻矻地研究及写作了两年多时间，黄宇和提交了博士论文。论文通过与否，主要就看两位主考官的意见：一位是本校的年轻教员，一位是剑桥大学中文系的讲座教授杜希德（Dennis Twitchett）。然而，声名卓著的杜希德教授给出了否定意见，并不容修改复试。如此，黄宇和就必须收拾包袱上路。谈到这里时，黄宇和连连长叹：好惨! 好惨！黄宇和认为论文被“枪毙”，大概是这位主考官的帝国主义心态作祟。
主考官的评价本属机密，不容考生看到的。结果，黄宇和无法知道论文被枪毙的详细理据。可是，鬼使神差一般，牛津大学的一位行政负责人，把杜希德教授的判词发给了黄宇和。黄宇和把这份判词转给同门看，引来轩然大波。那些曾经逐章逐节阅读过论文初稿的同学对此十分愤慨。例如判词上说，作者对魏斐德的相关研究懵然无知，但事实是黄宇和博士论文的正文和注释，频频引用魏氏的《门前怪客》（Strangers at the Gate）一书。于是，黄宇和的同门集体联名向院长请愿，要求他向大学当局申诉。院长亲自审阅论文后，要求校方重开论文审阅评委会。评委会讨论后，破天荒允许黄宇和修改论文。奋战三个月后，黄宇和再次提交论文，竟获通过，杜希德教授甚至征求黄宇和同意，把它收入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书”付梓。
黄宇和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英文专著《两广总督叶名琛》
黄宇和事后分析，同一篇论文，境遇在三个月间骤然改观，一是论文本身质量过硬，二是当时越战正酣，西方世界反战情绪高涨，帝国主义已然找不到任何市场。回首往昔，黄宇和感慨万千：“我一生当中的路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不是什么名师指点出来的。”
不但1976年付梓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有这样的“磨难”，后来终于在1998年出版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一书也颇费周折。这本书是黄宇和对帝国主义的进一步研究，投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后，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同博士论文的遭遇一样，一赞成一反对，遭出版社退稿。反对者的理由，可以打个比方如下：黄宇和建造了一架飞机，翱翔万里，但他没有造一部当前急需的人力车，因此不能通过。黄宇和长叹道：我的天！
黄宇和认为，《鸩梦》严厉批判帝国主义，却要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出版，自然难逃一劫。山穷水尽疑无路，正当黄宇和为此烦闷焦虑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研究院的大师兄、剑桥大学帝国史与海军史讲座教授卑理爵士（Professor Sir Christopher Bayly）到悉尼大学讲学，黄宇和把出版情况告诉了他。在卑理爵士过问之下，出版方礼聘他担任第三位审稿人，书稿因此起死回生，列入“剑桥中华文史丛书”出版。
黄宇和推测，对《鸩梦》提出否定意见的审稿人，可能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位崇高的罗兹帝国史讲座教授（Rhodes Professor of Imperial History），他是香港大学支持黄宇和申请牛津的Leonard Young的前辈。过去Young 在牛津读研究生时，也曾多次赴伦敦向其请教，并蒙其指导。论辈分，这位讲座教授是黄宇和的师祖。谈起《鸩梦》的“鸩梦”，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推崇备至的黄宇和沉痛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探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鸩梦》一度成了黄宇和的“鸩梦”
四十年任教：“Why do you look so miserable?”
博士毕业后，黄宇和被遴选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研究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的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相当于美国的博士后）。他利用三年留校教书的时间继续修改博士论文，197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付梓。两年后，黄宇和当选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2001年、2012年分别获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
从1974年受聘到悉尼大学任教，到2014年荣休。在讲述这整整四十年的经历时，他这样总结：“当初二十年是太平盛世，后来二十年翻江倒海。”
转折发生在1994年。从这年年底开始，黄宇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悉尼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的亲笔信。让他震惊的是，信中连番指控他犯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罪恶。惊诧之余，黄宇和回信向系主任讨个说法，请他提出证据，系主任改口说他教书太糟糕了，有学生投诉，所以“必须回炉再造”，却同样提不出证据，但教员工会全体让他还是俯首听命为宜。于是，黄宇和不得不跟一群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在一起，重新学习如何上课。黄宇和认为，这些举措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羞辱他，直到他有一天精神崩溃。在这么悲惨的处境下，黄宇和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当时已经拟就的《鸩梦》这部书稿上，不曾想却遭到出版方的退稿，自然让他的处境更加凶险。
第二年，按照学校章程，黄宇和可以休一年的学术假。访学的第一站，是斯坦福大学。该校的Ramon Myers 教授热情地招呼他到府上过夜。晚饭前，Myers 教授为黄宇和斟了一杯红葡萄酒，关切地问：“John，why do you look so miserable？”黄宇和把他在悉尼大学的遭遇说了一遍，室内马上鸦雀无声，连他那位在厨房造饭的夫人，闻言后也变得轻手轻脚。吃饭时谁也不知说什么好，晚饭后就各自睡觉去了。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Myers 教授说：“John，you are dying a slow death.”过了一阵子，这位教授说，他或许可以做一点工作，“可能会带来一线生机，但也可能是a quick death”。这个“一点工作”是，Myers 教授给悉尼大学校长写信，大致会说，他读过黄宇和的著作，根据他的认识，黄教授的学术成就是第一流呢还是第几流。这封信肯定会触动校长的神经，但结果是祸是福就很难预测了。
接着，黄宇和到耶鲁大学访问，接待他的是鼎鼎有名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接下来的故事，与在斯坦福几乎一样。史景迁读过黄宇和的英文原著《两广总督叶名琛》（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中英关系，1839－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孙中山伦敦蒙难》（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以及当时已经拟就的书稿《鸩梦》。听了黄的遭遇后，这位汉学大师也为黄宇和修书一封，寄给悉尼大学校长。
接着，黄宇和先后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两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包括剑桥大学的皇家历史讲座教授Patrick Collinson，也问他：“John，why do you look so miserable？”……总之，这一年，接待黄宇和的世界知名大学的顶尖教授，都为他向悉尼大学校长写信。
一年后，黄宇和回到学校。新上任的历史系主任一见到他即拍案大骂：“黄宇和，即使你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你是个hopeless teacher，你必须回炉，继续学习！”黄宇和满怀希望回去，却再次跌进“地狱”。在这种境况下，黄宇和选择“离家出走”，他知道自己满腔的怨愤必需找适当的途径发泄出去，为了不连累家人，他搬进修道院住了五年。实际上，他的很多同事也遭到这样的不公待遇，有的离婚，有的发疯，有的死去。
后来，黄宇和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1974年初到悉尼大学教书的时候，经济形势很好，澳大利亚政府立志要把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堪培拉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学府。因此，政府拨了大量经费给这几所“重点大学”，悉尼大学历史系教员也由二战前的6位猛增至57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历史都有一位专家研究，1974年请黄宇和去任教，正是要填补中国历史这块空白。二十年后，到了1994年，政府制定了一套新制度，从此各大学要自负盈亏，在这种背景下，悉尼大学历史系教员必须骤然缩减到15名。
作为黄种人，黄宇和第一个成为这项政策在悉尼大学历史系的牺牲品。系主任强行取消了他的课，让他给青年教师当助教，把他原先指导的学生分给别的教师。后来有些教员受不了这种屈辱，不是因此病逝，就是精神崩溃。不过老资格的教员拥有终身聘，学校不能随便辞掉他们，只能搞这些把戏尽情羞辱他们，这些阴谋就是为了使他们精神崩溃，再也不胜任教职，藉此“赶尽杀绝”。
黄宇和未曾料到，自己执教的大学会成为一座牢笼，“搞得好苦好苦”
谈起这段经历，黄宇和感叹不已：“搞得好苦好苦，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坟墓。以前老华侨说，华人要在白人社会里得到承认，必须付出一百倍一千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你不付出的话，就等着给别人‘屠杀’好了，原有的地位也保不住。”
凭借坚强的意志，不懈的努力，黄宇和“不断思考，不断写书”，“‘杀’我不掉，赶我不跑”，这个时期他陆续推出了四部很有分量的英文著作，两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两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总算走出了这段艰辛的历程。
人生征途漫漫，如今，黄宇和先生虽然已步入晚年，但老骥伏枥，他还有好几部大作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以他的性格和意志，必然是与“死神”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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