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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一代宗师霍松林先生逝世 享年97岁

2017-02-03 陕西师范大学 募格学术

本文节选自陕西师范大学公号

我父亲看霍老的书,我也看霍老的书,两辈人都是霍老的读者。在西安的空气中,到处都有霍老的味道,能与霍老生活在一个城市,真是幸运。

——著名作家贾平凹

“从辛酉到丁酉,凤凰飞走了。”在今天的陕西师范大学官方微博平台,有网友留下这样一条让人内心充满感伤和悲恸的留言。这只凤凰,就是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霍松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1日12时5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97岁。


霍松林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一生只做三件事,他把每一件都做到了极致。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说:“我父亲看霍老的书,我也看霍老的书,两辈人都是霍老的读者。在西安的空气中,到处都有霍老的味道,能与霍老生活在一个城市,真是幸运。”

  


霍松林,字懋青,1921年9月29日生于甘肃省天水县琥珀乡霍家川。他13岁前,从父受学,后入当地新阳镇小学读书;十五岁,“以第一名毕业”,考入省立天水中学; 18岁,入国立第五中学上高中; 1945年,赴兰州参加高考, “以第一名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汪辟疆、胡小石等名师。霍松林先生是国学大家,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自1951年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起,霍先生一直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和生活,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

  

霍先生还先后兼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数十种社会职务,是中国古文论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世界汉诗学会名誉会长。美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曾聘任霍先生担任该中心指导委员会副会长,并颁赠霍先生“终身学术成就”金像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被中国作协列入“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获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陕西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和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09年被评为陕西首届社科名家,2010年获陕西“十二五”科学发展思想驱动奖。


霍松林:唐音塞上来

2014年,《中国教育报》在“新闻·人物”版面的“大家”栏目整版对著名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我校教授霍松林先生进行了深度报道。文章以《霍松林:唐音塞上来》为题,详叙回顾了霍松林先生幼承家学,受名师熏陶,与文学相伴、痴迷一生,在其70余载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笔耕不辍、立论著文,刻苦治学、培育英才,并以其刚正不阿、勇于独抒己见的学术品格终成文学界泰斗的风雨岁月。文章原文如下:


中国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挥毫泼墨,为霍松林题写“唐音阁”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93岁的霍松林,清晰地记得年幼时父亲教给他的第一首诗。


“一首诗把从一到十的数字巧妙地组织在诗句中,有景有情,好认易记,平仄也合律。”在幼年的霍松林看来,这不止有趣,甚至神奇。


就是从这里开始,他走进了诗歌,走进了文学,并与之相伴一生。


幽幽终南,雁塔之畔,在其书房唐音阁中,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文学界泰斗,他眉发银白,目光深远,仿若挟古风而来。


回顾这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霍松林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读书,涉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门学科。


教书,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0余载,培育本科生数以千计,博士生70余人,聆听其报告会者,更是不计其数。


写书,撰写了文学理论专著《文艺学概论》,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出版学术著作30部,诗词集3部,随笔集两部,主编书籍40多部,发表论文、散文近200篇。


一生只做三件事,他把每一件都做到了极致。

文学相伴 痴迷一生

霍松林的父亲霍众特熟读儒家经典,16岁即中秀才,虽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生逢乱世,叹壮志未酬,所以一直希望霍松林能够“学而优则仕”。


1945年,霍松林考大学时,除了报考自己向往的中央大学中文系,同时遵从父亲的意愿,报考了政治大学法政系,谁知都被录取,且都名列榜首。


对于一向听从父亲的霍松林而言,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最终割舍不下对文学的情结,霍松林选择了中央大学,而大度的父亲也选择支持霍松林的决定。


事实上,霍松林对文学的情结,恰恰来自父亲。


1921年,霍松林出生后,霍众特喜欢其天资聪颖,便将希望寄予这个最小的孩子身上。


两岁始认字,熟读“四书”、“五经”等古文典籍。三岁练书法,练身姿,看帖临帖,执笔运笔,十余岁,即为众邻里写春联。六七岁学作诗作文,调平仄,查韵书,从五古、七古、杂言体到律诗,十二岁便可成诗。至十二岁,霍众特自认一身“功夫”已尽数传给儿子,便到处打听天水最好的学校。到学校后,霍松林对书痴迷的天性展露无遗。


在天水中学读初中时,正值抗战初期,沦陷区的文化人和失学青年来天水,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把珍藏的好书廉价出售。霍松林如鱼得水,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到外国文学作品,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把为《陇南日报》写专栏领到的稿费,统统用来买书。与此同时,由于家境清寒,交不起学生食堂的伙食费,霍松林只能从离校80里外的家中背米面、木柴来,自己烧饭吃。


霍松林在天水读中学时


这段清贫的时光却是霍松林最为怀念的一段时光。天水中学的前身是陇南书院,图书馆藏书可观,但阅者甚少。在这里,霍松林遍览馆藏,读至兴起,便轻声吟诵,恍若空谷之音。


至1945年上中央大学中文系,霍松林的读书环境得到了质的飞跃。


胡小石讲《楚辞》,朱东润讲中国文学史,罗根泽讲中国文学批评史,伍俶傥讲《文心雕龙》,吕叔湘讲欧洲文艺思潮,汪辟疆讲目录学……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霍松林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驰骋,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哲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全面了解了诗、词、曲学。


读书学习之事,在霍松林看来,是有秘诀的。“我读初中时,父亲给我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叫《先正读书诀》,其中有这么几点:一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二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三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几点,我至今认为都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不容忽视。”霍松林说,“以第一点为例,做学问要建立根据地,不先建立根据地,即使打了许多胜仗,仍无安身立命之处。精读便是建立根据地,同时必须辅之以博览,四面出击。”


对于当今人们将中小学生语文水平偏低归咎于“死记硬背”,霍松林极不认同。“记和背是需要的,关键是记什么、背什么。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在用力省而收效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扩大了知识面,研究、写作、记忆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对文学知识的渴求贯穿了霍松林的一生。如今,在霍松林家中三面书橱环绕的书房——唐音阁里,仍是书香四溢、卷帙高垒。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求索,在文学的时空里,霍松林已然来去自如。

驰骋文场 辟土开疆

天水师专中文系总支书记李宇林对老师霍松林的一个比喻记忆犹新。“霍先生曾打比方说,如果货架上只有几样货,不管你选用什么方法,怎么左摆右放,也还是那几样货。只有货多货好,再分门别类,讲究摆法才能摆出名堂,才能琳琅满目。”


正是因为博闻强记,积累了大量的“存货”,并不断开拓创新,霍松林在文学界的成就才得以琳琅满目,流光溢彩。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而高校中文学科也是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当时,高校文科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并无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更无新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连新的参考书也几乎为零。


1951年,霍松林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到该校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在其接手的三门新课中,有一门文艺学,面对无教材、无大纲的一穷二白之境,霍松林感觉“难于上青天”。


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霍松林一向迎难而上。他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拟出提纲,编写讲稿。


文艺的特质、作品的构成、文学的种类和创作方法……霍松林别类分门,条分缕析。


在编写的过程中,霍松林评析过往,也直面现实难题。以“题材的看法”为例,建国后,文学界流行“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两种对立但都颇有影响的观点,霍松林深思熟虑,先举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几个高峰期都是题材多样化的事实,说明“文艺题材的多样化,是文艺繁荣的标志”;接着举孔子、刘勰等人的有关言论,证实题材多样化的必要性;进而以杜甫等作家的创作实际为例,指出“肯定题材的多样性,并不等于主张题材无差别”。同时指出“题材只对主题有一定的制约性,不能完全决定作品的成败”,“题材决定论”也是错误的。


在讲义的编写过程中,如此论证的过程不胜枚举。每次论证,无不需要查阅大量的典籍资料,而成稿之后,又反复增删修改。两度春秋,40万字,1953年,《文艺学概论》终于脱稿,当年即被选为全国交流教材,后又被选为函授教材。


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以自身体验指出:“《文艺学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不少人就曾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


在文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文艺学概论》是解放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新型文学理论专著,奠定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基础。


在70余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中,霍松林游走于诸多文学领域,著书立说,脚步从未停歇。尤其是“文革”平反之后,他重新回到学校,虽已年近六旬,但他的学术生涯仿佛重新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文艺散论》、《白居易诗译析》、《西厢述评》……大量唐宋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专著源源不断,都被认为是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


霍松林的研究贯通整部文学史,以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冠名,但在他的内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韵律让他最难以忘怀,因而,诗歌的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1937年抗战爆发作《卢沟桥战歌》,到为久旱而愁作诗《苦旱》,到赴南京求学作词《梦归》,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赞神九胜利归来》、《迎香港回归》……仅《霍松林诗词集》一部,就达13卷之多,收录了其1200多首诗词,


中华诗词协会顾问张勃兴感慨地说:“松林以诗词记录了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举凡国家兴亡,民族奋战,人民忧患,师友交游,人生际遇,凡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者,无不记之以吟。其题材之丰富,寓意之深邃,行踪之悠远,容量之宏大,艺术之高超都令人感叹。”


霍松林始终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题材可以新,角度可以新,语言可以新。他还提倡诗词革新,用新声新韵创作了《金婚谢妻》和《八十述怀》27首七律,被诗词界公认是“新声新韵的奠基之作,在中华诗史上有划时代意义”;他书法沉雄遒劲,自成一体,为书林所重……


无论是文艺理论研究,还是诗歌、书法,终其一生,霍松林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由此驰骋文场,不断辟土开疆。

得育英才 君子之乐

孟子有言:“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其中一乐。


霍松林任教70余载,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教过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指导过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他说,“确实品尝到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无穷乐趣。”


许多人都对恢复高考后霍松林开报告会讲学时的盛况记忆犹新。“不仅本校的学生涌向大礼堂,而且附近院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大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里、窗户旁都挤满了人,甚至礼堂外的路上,也站着许多学生。”陕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弓保安说。


因为学贯古今,霍松林讲课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旦吟诵起某篇诗文,常常带着手势,神采飞扬,带着西北口音的朗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整个人仿若沉浸在诗的意境之中,整个课堂也变得诗情四溢。


“一首短短的绝句或令曲,一经他点拨,也立即显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西安联大中文系主任师长泰回忆,“把听他讲课的笔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


有意思的是,被感染得异常兴奋的青年学生们,课后常常喜欢模仿先生讲课的语调。有一次课后,一位宝鸡来的学生模仿霍松林讲“古、典、文学”几个字时一板一眼的语气和情态,惟妙惟肖,逗得大家直乐,霍松林也不以为意。因为师生谈诗论文、赏奇析疑,让他乐在其中。


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


在中央大学师从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等人时,霍松林常常在课堂上与老师们谈诗论艺,课余伴师出游,作诗相和,其乐融融。而今时空流转,衣钵相传。霍松林很多教学理念,就来自他当年的老师们。


先后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汪辟疆和胡小石均强调,中文系学生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要有高水平的诗、文、词、曲创作;不仅要有高尚品德,也要有精深的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霍松林同样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为本科生讲古代文学时,霍松林要求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名篇、精读古典名著。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霍先生讲古文、诗、词,根本不看本子。讲起《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常常将四五个人物的对话结合表情一一复述,一字不差。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们也纷纷以背诵大量经典为傲。


对研究生的培养,霍松林有八字箴言:“品学兼优、知能合一”。对“知”,既要求“博”,又要求“精”,而所谓“能”,则指能力、创造力,可分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学以致用三个层面。“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应该搞一点创作,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较深刻地理解作品。”霍松林说。


霍松林认为,指导博士做学位论文,可以帮助学生同时得到“知”、“能”两方面的提高。霍松林将其分为“三步走”:一是确定研究范围后,放眼古今中外,博览精研,充分占有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和他人所未及的资料;二是厘清研究范围所涉的研究史,以力避重复、力求创新,运用唯物辩证观点梳理资料,形成论题;三是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角度,论从史出,考论结合,提要钩玄,探微抉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用“三步走”的“战术”,霍松林先后培养了70余名博士,每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无不经他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凡内容单薄、缺乏新意者,不能参加答辩。


关系到学生“出口”的质量,霍松林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竟似不太近人情”,但结果是,所有学生的博士论文均高质量通过,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成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他的博士们均自称“霍门弟子”,在学生们自制的“霍门弟子”通讯录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孙明君、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邓小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


“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


2001年,霍松林80寿辰时,曾做这首《八十述怀》,满溢育才的豪情和对讲台的不舍。

性情之人 赤子之心

或许是诗书浸润了傲骨,霍松林在自己坚持的事情上,即便面对压力,也从不愿让步,用他的话说,便是“不怕得罪人”。


少年时考天水高中,霍松林因初中三年成绩突出而免试直升高中,但训导员多次“训”其“读书太杂、思想不纯”,霍松林因此与之争吵,并不愿检讨,学校最后贴出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


谁知后来竟因祸得福,霍松林考上了教育部在天水办的国立第五中学,不仅免交饭钱,更得以遇上许多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教书的老师。


至于学术研究、立论著文,霍松林更认为,必须求真求是、新见迭出,决不随波逐流,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因为这样的执着,他也受到了极大的牵连。


1958年开始,霍松林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在反对“厚古薄今”运动中,霍松林从不承认有罪,而且辩若悬河,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文革”之初,霍松林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扣上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其间几次因哮喘病发作昏迷,到医院打强心针才被救醒。


与此同时,夫人胡主佑及孩子均被株连,下放达十年之久。


然而,十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松林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尽管当时的学术气候尚是春寒料峭,不少人噤若寒蝉,但他义无反顾,以“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概写了《再论形象思维》。而今天,形象思维已然是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了。


这样的情操,大概只能用早年霍松林写给胡主佑的一句诗来概括:“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而在现实生活中,霍松林却全无“浩气”,对家乡、对学校、对学生、对家人,全然一颗赤诚之心。


2010年4月,天水师范学院收到了霍松林的一份厚礼——为学校捐赠的3000余册其珍藏的图书和77件艺术珍品、100余盒音响资料。对学校的万分感谢,霍松林笑着说:“这些书在我这里是‘死’的,到了学校,放在图书馆供学生借阅,就能发挥一定作用,就‘活’了。有些重复的书籍还可免费给贫困生。”


至于奖掖后进,扶持学人,在霍松林身上更是不胜枚举。


饱含深情的付出,源于情感上的满足。如今,霍老年岁渐高,常常回忆起漫长岁月中数不清的温暖片段:


还记得,年幼时和父亲一起爬家乡的骆驼峰,到达山顶时,只见渭水翻波滚浪,群山丛岭低头,父亲告诉他,一个人从幼年开始,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然而“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躬行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还记得,读大学时与众多老师日相过从,谈学论诗,得以“日进千里”。尤其因为诗名远播,受知于教育家于右任先生,每次拜谒,常谈至深夜。得知自己家境贫困,于老在每次谈话结束后都用宣纸写一张条子,让霍松林去财务室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


还记得,1949年与胡主佑相识于重庆南林学院,携手同游,作诗相和。自此一生相随,在陕西师范大学同学同教,合著共研,相濡以沫、共挽鹿车。从青春年少到白首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


还记得,在主持唐诗讨论会时,提到“唐代诗歌由于意境雄阔,情韵悠远,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和艺术风格,因而被称为‘唐诗’、‘唐音’”时,程千帆乘兴为自己挥毫写“唐音阁”作为斋榜时的情景,当是时,文友相聚,喜不自禁。


……


那些人,那些事,随岁月流逝,已然渐渐远去。如今,年事日高,听力下降,霍老的话也渐渐变少,他最爱待的地方,仍是“唐音阁”,在这里,唐诗、宋词、元曲环绕,似乎能清晰地感受到,可以和故人神交。


在这里,他又走进了他的文学世界。


 

小传

1921年,生于甘肃天水霍家川,字懋青。

1949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重庆南林学院中文系、天水师范。

1951年至今,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3年,自编讲义《文学概论》,被选为全国交流教材。

1966年后,因“形象思维论者”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入“牛棚”,后到农村劳动改造。

1980年,陕西师大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成立,任主任。

1986年,主编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两部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出版。

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任副会长。

2007年,主编的《中国诗论史》历经十余年脱稿出版。

2008年,获中华诗词学会终身成就奖。

2011年,《霍松林选集》出版。

2014年,专著《松林回忆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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