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启蒙运动，是持久的光明吗？
英国启蒙运动不同于在欧洲大陆上的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特质，在于它无处不在的个人主义。洛克强调用于抵制统治者的个人权利；休谟将私人生活置于公民美德之上；斯密支持自由市场中的个人角色—看不见的手会将私利转变为公利；边沁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佳评判者，而葛德文构建了体系化的无政府主义。英国思想的特点在于将进步视为个人的改善或者（正如医院、学校及慈善机构）是自愿性组织的工作。
书籍对理解总是有神秘的影响力。
—塞缪尔·约翰逊
那些通过自己的著作或者行为对人类思想有着永久改变的人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在一个王国中发起革命的政治家或者征服者。 —托马斯·戴
在人类既往的所有历史中， 18世纪对于人性而言是最为体面的。知识和美德得到增进和散播；改善人类境况的有益科学与艺术得到在此前任何相等时间内均未有过的提升。—约翰·亚当斯
后现代主义至少有一个优点 —它重新开启了对现代性及其起源的研究。“现代”自身与“现代”社会何时出现？原因何在？过程如何？我们是要追溯到“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还是将我们的疑问抛向更远的后来？本书认为 18世纪对于现代精神的产生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思想家尤其显得卓越，实际上是早熟，故而探讨英国启蒙运动不仅仅合乎情理，不这样做反而是荒谬的。
就像所有同时期的政治派别所共同认可的那样，现代精神的形成 离不开印刷文化的爆炸式发展，葛德文宣称：“借助这项技术，我们不必担心人类业已取得的进步在未来会湮灭遗失”
在公开表明印刷业有助于“人类的解放”时，葛德文承认沃尔西主教的洞察力，此人曾说：“我们一定要摧毁印刷业；否则便会被它摧毁。”
书刊审查制度的终结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光荣革命的支持者讴歌出版自由，他们之后的激进分子期望引领更进一步的变革 ——虽然在 18世纪 90年代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们手中的笔杆再次受到了威胁。
忧心忡忡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在《自然神殿》中祈祷。启蒙活动家欢呼与期盼的是由作为战斗者的书写者主持与操纵的新秩序。因为早在 18世纪 40年代，大卫·休谟就坦率地承认“统治者除了舆论，便无任何支持”，这一形势的逻辑需要传统主义者以牙还牙：不仅对于进步派，而且对于所有人而言，文字已经变成利剑。
《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
作者：（英）罗伊·波特 翻译：李源 张恒杰 李上 译校：刘北成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22年2月
内容简介：长久以来，启蒙运动一直与法国、德意志甚或英国的苏格兰联系在一起，然而，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波特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却想告诉人们：作为整体的英国启蒙运动是存在的；不列颠，才是“现代性”的诞生地。在书中，罗伊·波特带领读者领略了17—19世纪初的英国思想世界。通过考察那时的英国人如何理解人性、理性、自然、心灵、性别、幸福、财富追求、改善、进步等问题，该书对英国启蒙运动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巡礼，展现了思想与观念的变革如何爆发出巨大力量，带动社会各领域急速发展，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该书凭借新颖的观点、翔实的资料、隽永的文笔，揭示了英国在启蒙运动中长期被忽视的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并因此荣获著名的沃尔夫森历史奖。
对于这一发展不可或缺的是文化生产者与掮客中坚力量的出现——从休谟到博洛特佩奇（Blotpage）和他这类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将被柯勒律治称为知识阶层（clerisy）的群体的出现。亚当·斯密洞察到：“在富裕的或商业的社会中，思考和理性，像其他行业一样，成为一种特定的职业，他们为公众提供了绝大多数劳动人群所拥有的思想与理性。”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哥·文图里（ Franco Venturi）曾经写道，在18世纪的英格兰，那些“奋争”并不是由“初生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但是他完全错了。思想家以不同形式出现，也许文图里脑海中想到的是意大利烧炭党时代的激进派以及法国的启蒙哲人，他们自然不同于乔治王时代的伦敦、曼彻斯特或伯明翰，或爱丁堡和都柏林的知识阶层。但是英国著作家也同样是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是安妮女王治下聚集在“希腊人咖啡馆”（Grecian Co.ee House）的“真正的辉格党人”，嘲弄着地狱之火，诅咒着暴君和教皇党人，他们是月亮社自由的技术统治论者，他们是被柯勒律治激发出热情的大同世界论者，或是在伦敦的激进分子兼出版人约瑟夫·约翰逊的书店周围徘徊、同他共进晚餐的作家们。仅按字母顺序列举出最著名者：约翰·艾金、安娜·巴鲍德、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约翰·迪斯尼、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托马斯·厄斯金、乔治·福代斯、威廉·弗伦德、亨利·福塞里、威廉·葛德文、玛丽·海斯、托马斯·亨利、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西奥菲勒斯·林赛、约翰·牛顿、托马斯·潘恩、理查德·普莱斯、约瑟夫·普利斯特利、霍恩·图克、乔治·沃尔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有后来的汉弗莱·戴维、玛利亚·埃奇沃思、威廉·哈兹利特，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亨利·克莱布·罗宾逊以及威廉·华兹华斯。所有这些知识界名人都仅仅由一位出版商联系起来。这些名士并不像一群身披斗篷，佩带短剑的人士。少数人称自己为“雅各宾主义者”，一些人转变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但那只是表明了知识巨人们在高度紧张的法国大革命年代里复杂且易变的政治忠诚。凭借哪种评判标准，这一长串的“哲人” ——在该词的启蒙意义上，他们“应比其他人更伟大、更杰出”——不应得到“初生的知识分子”的头衔呢？
尽管思想精英群体中包括了宗教界人士，既有国教人士，也有不从国教者，他们很快便摆脱了对有组织的教会的任何最初认同，他们也不是主要由宫廷、显贵和教士资助的。逐渐地，作家和思想家开始作为独立的个体行动，实质上只听命于他们自己、购买他们的作品或为讲座捐款的公众，以及出版商那样的文化中间人。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经揭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现代的决定性事实是……这种由教士阶层所控制的、对世界进行基督教解释的垄断权被打破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阶层崛起了。”曼海姆对英国情境的解读比文图里更可取。
现代思想家群体新的面貌特征正在形成：他们不是被囚禁在书院里的书呆子，也不是“乏味且沉溺饮酒”的大学老师，而是城市性的和好交际的一类人。他们是人道主义的先驱，深入接触那些他们为之代言和书写的人们，他们可能是散文随笔作家，也可能是科技文化的巡回讲演传播者。大约一代人以后，在庆祝“文人成为英雄”的演讲中，托马斯·卡莱尔颂扬文人和独立知识分子在传播文字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圣坛的布道和议会的讲坛都黯然失色：“文学便是我们的议会。”虽然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谴责公众舆论正强加一件从众一律的紧身衣，但是总的来说，在启蒙时代的这种舆论的前身则被视为批评与变革的力量。
随着纯文学、小说、杂志、报纸和低俗虚构作品的兴起，英国淹没在印刷物的浪潮中。不论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精心设计的反馈机制开始出现，将读者和作者联系起来。启蒙文人承担了多重角色：鞭挞者、改革家、悲观的预言者、讽刺作家、闲话专栏作家、预言家、精神导师、监督人、宣传员、人民的保护者。许多人姿态惊人—自我吹捧，自我宣传，甚至做痛入心扉的自我忏悔，就像葛德文和玛丽·海斯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识分子开始组成自我陶醉的善于思考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他们互相著文，暗中传播作家与艺术家是真正举足轻重的人，是真正的世界立法者的思想。
大卫·休谟塑像。
世俗思想家视自己为批评家，最重要的是视自己为教师。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教导者，他们像皮科克的角色塞思罗普 ——也即珀西·比希·雪莱——一样拥有“想要改造世界”的激情，担负着从上帝那里为人类盗取火种的神圣使命，或至少怀抱着普罗米修斯般的雄心与传统做抗争。这一正在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自豪于身处思想前沿：它将斩断传统、偏见、既得利益和压迫的枷锁，捍卫自由的基本原则——人身保护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贸易自由、普遍教育。改善，或后来经过改进的习语，自我提升，开始显露锋芒。在精神导师的少许帮助下，每个人都在把自己变成“旁观者先生”，或者“汤姆·泰利斯科珀”。从培根的《新大西岛》到罗伯特·欧文的《新社会观》，“新奇”成为最时髦的词语。新术语不断涌现，旧术语获得了新内涵：知识分子、自传、理性主义、人道的、功利的、公共舆论、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原始、十年期、进步、现代化、当代、过时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有关现代性的许多关键词。可以预料，“新义”（neologism）这个词本身在以前就是一个新词，“激进派”是 18世纪 90年代新造的政治名词。21思想论战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主义”和“学说”，这一发展在启蒙运动末期作家托马斯·洛夫·皮科克的讽刺小说中有耀目的诙谐模仿。他的《险峻堂》（Melincourt, 1817）中的泰利格若夫·帕克萨利特爵士（ Sir Telegraph Paxarett）注意到：“人被发现很容易在以 “ites”与“ onians”、“avians”与“arians”结尾的那类人中转换……三位一体论者、一位论者、任何论者”。笔战日趋多元化，一些人称其为无政府状态，担忧会出现《英国评论》中所说的“文人相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现有秩序的捍卫者将义不容辞地“操起笔杆子，大动干戈”。
启蒙者们为自身不仅是新生的，而且与众不同而感到骄傲。柏克奚落“不从国教者中的不同意见”，J.C.D.克拉克追随他的思路，准确总结出了“在打破旧秩序方面，不从国教的发展所做贡献最大”。然而，克拉克从与教会有关的角度对“异议”（dissent）下定义未免太狭隘了——最好将其概括为批评、质疑、颠覆的冲动欲望的普遍表达。然而，当玛丽·雪莱——毫不夸张地说，她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最终向这一切说再见的时候，她的反应是多么说明问题。她早年生活相当悲苦，这始自她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过世，这清楚说明了过度激进的可悲的愚蠢。与雪莱的婚姻为她留下一名幼子，名为珀西。当有人告诉年轻的珀西，应该像他父亲那样为自己思考时，玛丽·雪莱惊恐地回应说：“哦！天啊，教他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吧。”为了让这愿望顺利达成，她把儿子送到哈罗公学。他没有沿着成为国会议员的道路成长，并且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儿子最终成为一名普通的国教徒。
本书并不是要宣称英国是在思想独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甚或必然居于首位。但是，我们也不应轻视它的作用。就像我们看到的，佩里·安德森曾经认为“英国从未酝酿过什么思想”，罗伯特·帕尔默断言英国启蒙运动这个词是“刺耳的、荒谬的”。与这些否定者不同，我曾经论证过洛克和牛顿、艾迪生和斯梯尔、休谟和斯密、哈特利和边沁、普莱斯和普利斯特利，以及许多其他人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精神，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影响力蔓延到国外。倘若说到创新，英国作家肯定可以和大陆同仁相媲美。倘若说启蒙运动有一个“父亲”，洛克的父亲身份所有权要完胜于其他人，边沁是功利主义最具创新性的鼓吹者，该主义注定将具有世界性的吸引力；没有比安东尼·柯林斯更自由的自由思想家了，没有比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更难打交道的自由个人主义者了，而无政府主义方面的作者葛德文，从基本原理上对政治-道德生活进行了极端彻底的理性反思。毫无疑问，这位被哈兹利特谑称为“移接在非国教牧师之上的形而上学者” 的单调的书呆子完全缺乏狄德罗的魅力和机敏：但是他确立的自主自立的新式人类模范仍然具有令人惊叹的原创性及挑战性。
《启蒙运动》
作者：罗伊.波特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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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部“一个国家的启蒙运动”史并非本书的原意，但是，在两个关键方面，英国的确在按照“自身的方式”来进行该运动，并且强调“英国启蒙运动的英国性”有其合理之处。启蒙运动很早就出现在大不列颠，因此，其鼓吹者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创造它，还要在目标达成后守住它—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批评、推倒，而且要阐释、辩护、扩展。故而，在英国，启蒙运动是目标，也是开端。从精神上说“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能阻止继续存在的批评和颠覆，以及对进步的质疑。尤其重要的是，后期启蒙运动包含了新近雄辩地发声的群体对自我发现的急切追寻。与之十分相似的是，20世纪 60年代叛逆的青年一代反对西方民主制的自满，直面华美辞藻与现实的言行差距。英国启蒙运动不同于在欧洲大陆上的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特质，在于它无处不在的个人主义。洛克强调用于抵制统治者的个人权利；休谟将私人生活置于公民美德之上；斯密支持自由市场中的个人角色—看不见的手会将私利转变为公利；边沁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佳评判者，而葛德文构建了体系化的无政府主义。英国思想的特点在于将进步视为个人的改善或者（正如医院、学校及慈善机构）是自愿性组织的工作。康德的绝对命令的信徒会发现他们的英国同仁有种快乐计量学倾向。与福柯强调的规训、监督与控制不同，大多数启蒙思想指向异议和反体制，是关于拆解“某物”，或做你自己的事。在英国，启蒙事业绽放得很早。自由、个人利益、文雅组成的洛克-艾迪生式的三位一体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坚实支持，只遭到诸如斯威夫特、卫斯理和布莱克之类的自我边缘化的顽固者的贬低和诋毁。然而，从长远来看，对自由、开放而稳定的社会的追求——将有活力的个人主义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相结合——由于该世纪晚期社会和意识483 形态断裂而脱离了正常轨道；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正像悲观的灾难预言者曾警告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这只雏鸡，最终只能回窝自食其果。
在经历了愈益增加的社会-政治紧张与痛苦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四分五裂。正像我们看到的，对一些人而言，自由至上论的辞藻导致了雅各宾激进主义——托马斯·潘恩的书名证实了这点：《常识》《理性时代》《人权论》。而中间阶层的自由主义，正如辉格派的《爱丁堡评论》（创刊于 1802年）所支持的，使启蒙意识形态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面貌：在此，个人主义遵守政治经济学的铁律；社会和谐需要时间管理和工作纪律、监狱管理学以及科学的济贫法；而人道主义冲动则渗入了最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愁善感。建制派的卫道士们开始从启蒙的前提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尤其是马尔萨斯开始从新的角度阐释需求，利用科学来论证立法活动终究无法缓解苦难和饥馑。更具戏剧性的是，法国大革命的骚乱使许多人改变了立场。
亚当·斯密。
然而，从长远来看，启蒙意识形态并未被摈弃：它们已经深深植入骨髓。它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世俗的合法性，继续影响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助式的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一条从斯密到斯迈尔斯之路。他们鼓吹理性自助，许诺未来社会是向善的、充满美德的，使得本土激进分子免受阶级斗争信条或提倡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影响。颅相学、世俗主义、费边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遗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宣称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每个英国人都是隐含着的“边沁主义者或柯勒律治主义者”：前者显而易见是启蒙运动的产儿。著名的哈勒维命题可能需要修正了：也许并非是循道宗，而是启蒙运动为英国人接种了疫苗，使之得以抵制法国革命以及之后所有革命的影响。
所有这些发展进程都不甚清晰且张力十足。启蒙的行动主义总是牵连着利益冲突，它的灵活、有弹性的意识形态资源可以被激进分子 利用，也可以被有产者、财阀以及上流社会用来使他者声名败坏、使其归附，或使其边缘化。启蒙运动的矿藏已不是关于“进步”的故事，反而更像是一场“文化斗争”，包含矛盾、挣扎、讽刺，留下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和牺牲者。正是这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激战显示了启蒙这一大观念的深入人心。“自由探索会引起基督教的自行灭亡吗？”人们将记得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曾这样反思：“它应该不会由于这一缘故遭到终止，只有假设这信仰是名副其实的，我们才能希冀基督教会盛行于世；倘若基督教果真在自由探索的强大影响力下走向终结，那么这结果一定是由于它名不符实。”用“启蒙”替代“基督教”，那么普利斯特利的精辟论断就相当精彩地阐释了对自由探究的现代追求，那是由启蒙浇灌的自由之树，那是一种对了解“你的理性”，以及拒斥和藐视知识禁忌的大不敬的需求。另一项评论对象的替换将用于本书的结尾。威廉·哈兹利特向晚期启蒙运动中最具有战斗性的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致敬：他将希望、博爱与谦逊集中一身，
将这段评论转用于整体的英国启蒙运动，没有其他论述能比它更能准确地概括该运动的理想了。(本文摘录自《创造现代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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