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提问为什么杨戬来自波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杨戬来自波斯又如何？沧海桑田，有一万年变的人性，以千年不变的信仰，却没有一百年不变的领土/国界。无论是波斯的拜火教还是我们的道教，拜二郎神也不过都是为了雨和水。其实通过传说研究上古史的路径可靠程度并不高，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历史和神话本身的目的论就是不同的。无论如何，将环境史与神话传说结合上古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至少能让我们多一种方式去思考当代史，总归比提前不自知的被某种思潮支控，畏畏缩缩不敢向前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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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的神话原型来自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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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哪里来》
罗三洋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5月版
作者将观察视角锁定在 9.6 亿年前到公元前4000 年的那片后来被称为“ 中国 ”的陆地上。相比于大家熟知的有文字记录以来的纷繁灿烂的中华文明史，这段遥远时空的史前中国史显得格外孤寂。然而，这段历史真的是简陋乏味的吗？
那是怎样沧海桑田的环境变迁？我们的祖先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现代人脑容量相当的祖先们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在单纯依靠历史学无法探知的领域，作者综合运用人类学、环境学、考古学、地质学、神话传说等诸多领域知识，试图解答“我们从哪里来”。
▌杨戬从西边来？
二郎神的崇拜，勃兴于宋代，明清时期，二郎庙遍布神州大地，庙里香火长盛不衰。骑白马，牵白犬，仪容清俊相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刃枪，英俊潇洒的二郎神形象，在中国民众中深入人心。谈到二郎神的身份和来历，民间有种种说法。有学者说他是秦代蜀郡太守李冰，因为建设都江堰造福川蜀，被川人尊为神明；又说是李冰的二儿子，因协助父亲治水被尊为二郎神；另有认为是隋朝嘉州太守赵昱，因斩杀嘉陵江中兴风作浪、翻舟覆船的蛟龙，被当地人奉为神明等等。历来的学者都将二郎神当成单纯的道教神，在中国本土寻求其根源，近些年才注意到其异域文化渊源。二郎神最为人称道的事迹是斩杀水中蛟龙镇服水患的故事，传说中李冰和赵昱都有斩蛟的事迹，尤其是李冰斩蛟的故事，在情节上与波斯雨神大战旱魃的神话如出一辙。波斯雨神名叫蒂尔（Tiri），在拜火教圣书《阿维斯陀》中的《蒂尔亚什特》篇为拜火教徒向雨神祈求雨水和福祉的颂诗，记载了雨神蒂什塔尔与旱魃阿普什（Apush，又作Apaosa）之间的战斗。波斯雨神大战旱魃，初战告败，得到人们献给他的祭品补充力量后，二度开战，才打败旱魃，《成都记》中记载的李冰斩蛟之战，也是初战告败，李冰浮出水面，请求人们助战，再次潜水屠蛟，才最终获胜，两者都是在江河之中，翻江倒海，大战两回合，方见胜负；波斯雨神化为白马，李冰则化为身披白练的牛，而《龙城录》则说，蜀人时见赵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于波面，扬鞭而过”。综上，二郎神斩蛟的故事与波斯雨神战旱魃的神话一脉相承，可谓无可置疑。蒂什塔尔，在古波斯原指天狼星，雨神其实就是天狼星的化身。天狼星是满天繁星中最亮的一颗恒星（星等为-1.47）。它给大地带来雨水，驱除旱魃，对于常年干旱少雨的伊朗高原和中亚沙漠而言，旱魃是最可怕的恶魔，因此，蒂什塔尔被波斯人视为所有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的克星。所以波斯神话中，天狼星蒂什塔尔目光锐利，洞悉一切，恶魔邪祟在他面前皆无所遁形。因为天狼星运行迅捷，倏忽出没，故波斯人将它想象成“一匹金耳朵的白骏马，戴着镶金辔头，在星光中飞驰”，到了中国，这匹白马就变成了二郎神的神驹，二郎神则成了英俊的白马郎君。天狼星的星光受水汽和空气影响而摇荡多变，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形态，古代波斯人认为蒂什塔尔神善于变形。众所周知，中国二郎神的一个重要本领也是善于变形，《封神演义》说“杨戬曾炼过九转炼元功，七十二变化，无穷妙道”，民间《二郎开山宝卷》里说，二郎神会七十三变，比孙悟空七十二变还多一变，所以孙悟空本领再强，也强不过杨二郎。还需要注意到二郎神的好帮手哮天犬，《封神演义》中，二郎神杨戬的对手几乎都吃过哮天犬的亏，书中有诗单表哮天犬的厉害：“仙犬修成号细腰，形如白象势如枭。铜头铁颈难招架，遭遇凶锋骨亦消。”翻开天文图，找到天狼星，哮天犬的来历就一目了然。在西方星图中，天狼星被称为大犬座，与大犬座紧邻，还有一个小犬座，由一大一小两颗星构成，中国天文学称之为南河。在古埃及、古希腊、阿拉伯天文学中，小犬座都被想象为一只狗。在波斯天文学中，因为天狼星被视为雨神，所以天狼星身边的这只天狗就成了雨神的伴当，传入中国后，它就成了二郎神的哮天犬。因为在夜空中，小犬星跟雨神天狼星形影不离，同时升降，所以在神话中，二郎神与哮天犬也如影附形，共同进退，哮天犬成了二郎神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得力帮手。关于其来到中国，在唐代，西域的雨神节风俗已经随胡商传入了中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敦煌二十咏》中，有一篇题为《安城祆咏》，其文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苹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绳。”祆即拜火教，这首诗写的是在敦煌祆神庙举行的雩祭（即求雨仪式），实际上，祆神庙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求雨。那么，既然谈到杨戬的来历，还有一点能够证明其来源的一脉相承，就是在《沉香救母》中他的侄子-沉香的来源。沉香救母的原型为目连救母亲，这个故事是佛经的经典故事，自然起源与印度。从现在的学术研究来看，印度与古波斯这两个西亚强国是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来源，虽然给笔者的民族自信心带来了不少打击，但是通过更多神话人物的例子，我们看到事实确实如此。
▌麻姑、哪吒也从西边来，中国的神话怎么了？
郭璞的好友葛洪在他的名著《神仙传》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汉末年有一位法术高深、广受社会各界尊敬的方士，名叫王远。一次，王远来到吴郡（今江苏苏州），当地一位崇尚道术的富人蔡经隆重地接待他。宾主坐定，王远又派手下去请一位叫“麻姑”的仙女来一同进餐。麻姑差人送口信说，已经500多年没有与王远相见了，十分想念。过了两个时辰，麻姑飘然而至，仿佛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装束举止优雅。麻姑说：“自从上次会面以来，我已经三度看见东海化为桑田。刚才路经蓬莱，看到海水比往年浅，水位大约只有上次会面的一半，难道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笑着回答：“圣人讲，东海就要再度扬起尘土了。”由《神仙传》的这个故事产生了两个成语：沧海桑田、东海扬尘。《神仙传》里的麻姑是一位仙女，而《列仙全传》《登州府志》等古籍则记载了一位更真实的麻姑。她也恰恰生活在4世纪初，与葛洪是同时代人，是后赵皇帝石虎部将麻秋的女儿。石虎和麻秋都是羯人，羯是个源自中亚的民族，信仰波斯拜火教。葛洪和麻秋生活的4 世纪初正是拜火教的全盛时代，以拜火教为国教的萨珊波斯帝国在此期间多次击败罗马帝国及各个西亚和中亚政权，成为中东霸主，拜火教由此在整个亚欧大陆传播开来。而说起“麻姑”这个名字，每个拜火教徒都耳熟能详：古波斯语称为“Mog”，拉丁语和英语则称为“Magus”——拜火教祭司麻葛（亦译“穆护”）。麻葛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波斯主要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具备丰富的社会与自然知识，所以在波斯帝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掌握宗教和政治大权。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时，将皇家图书馆和神庙中的诸多图书送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而将其余图书付之一炬，古希腊学者由此得以将麻葛和其他古代中东学者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现代西方语言中的“magic”和汉语中的“魔术”一词均来源于“Magus”，因为自从汉朝以来，越来越多的麻葛进入中国，而且大都擅长利用自然科学知识表演戏法。“走火入魔”这个源自佛教的成语，同样本指这些经常与火苗打交道、擅长表演戏法的拜火教祭司。麻葛钻研自然科学有深刻历史原因，因为拜火教的起源与中亚常见的石油、天然气自燃现象密切相关。约公元前11世纪创立拜火教的波斯圣人琐罗亚斯德（亦译“查拉图斯特拉”）毕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里海沿岸度过，当地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最早得到开发。麻姑的身份应当是后赵政权的拜火教祭司麻葛。就在葛洪编写《神仙传》的时候，麻姑的父亲麻秋正在率领羯人骑兵威胁东晋的北部边疆。据史书记载，麻秋的性情阴险狠毒，曾经设计毒死前秦的开国之君苻洪，东晋人非常害怕他，百姓只要说“麻胡来！”，婴孩就不敢再哭泣。一旦当时发生郭璞预言的长江水位大幅下降、“长江变桑田”等现象，北方战马就有可能直接涉越长江南下。另有哪吒 （那吒）， 是梵文Nalakūvara或 Nalakūbala 的音译简称，全称为那罗鸠婆、那罗鸠钵罗、那吒俱伐罗等。哪吒在中国，早在北凉时代（397-439年）就出现了。昙无谶在420年翻译的佛教经典《佛所行赞》首先记载，“毗沙门天王，生那罗鸠婆 ”。到了唐宋时期，有关哪吒的记录渐多，大致可以说哪吒信仰开始在民间流传。唐代笔记小说郑綮的《开天传信记》云，哪吒是“毗沙门天王子也”。毗沙门是北方天王，世俗称为托塔天王，所以后来民间指哪吒为托塔天王之子。毗沙门天王有五个儿子，哪吒排行第三，所以民间称其为三太子。Meir Shahar（夏维明） 专门研究了中国哪吒的前生后世。他一方面着手于哪吒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也译作“伊底帕斯情结”或“俄狄浦斯情结”），是指儿子恋母仇父的复合情结；另一方面强调哪吒佛教中夜叉/护法神的角色，也就是印度的起源。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哪吒是印度神话中两位神的合体，其一是《罗摩衍那》中的夜叉，哪吒俱伐罗；另一个原型是克利西那（Kṛṣṇa）。克利西那与哪吒都是力量强大的以儿童形象呈现的神（Child God），都有打败巨蛇的事迹。打败巨蛇便成为哪吒驯龙的原型。中国的哪吒起初是父子相杀，而后佛祖或太乙真人成为替代的父亲，并且调和父子矛盾；而哪吒的析骨剔肉，则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印度原型的改造，彰显了孝道，调和了哪吒的叛逆精神，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念。▌小麦的单一起源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近日，南京大学考古系发布学闻，通过对江苏盐城大同铺遗址开展植物考古的综合研究，专家们发现，距今2700年左右，江苏沿海地区已有小麦、小米、黄米。伴随着麦类和粟黍农业的进入，江苏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该时期大量小麦和小米的发现，在江苏沿海地区尚属首例。”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贾鑫表示，大同铺遗址出土农作物种子的比重低于两周时期中原等其他地区的考古遗址，这可能反映该时期大同铺遗址先民的农业活动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中国北方起源的粟黍作物，在距今2700年前后的江苏沿海地区大规模发展起来，是本次发现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研究者在对距该遗址15公里的盐城冈西剖面进行研究时发现，该地区的古湖泊在距今2880年前水位逐渐降低。水位的降低为古代先民提供了更广阔的陆地资源，便于先民在此进行生产生活。“有古气候变化研究显示，距今2800年前存在全球范围的气候突变冷事件，这次气候的冷干化导致中原地区粮食产量降低，土地难以满足先民的生存需求，人地矛盾突出，中原地区也由稳定的西周王朝向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东周王朝过渡。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中原，这次事件很可能导致先民们从中原地区向当时的边疆地区迁徙，其中也包括江苏沿海地区。”贾鑫说。他同时介绍，伴随着中原地区的人群迁徙，中原地区具有小麦和粟黍旱作农业技术的先民也在西周—东周过渡阶段向东、南迁徙，与本地的稻作农业人群融合，在江苏沿海地区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此条新闻正如上一部分所谈，“东海扬尘”确实是进入我国环境地质史的一个重要入口。《地缘政治学的世界》
（美）多尔帕伦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思维固化的海陆版图和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创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核心理论。它历经兴衰，仍通行于西方世界，成为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契伦(1864— 1922)在所著《论国家》(1917)一书中提出。他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该说成说时正是达尔文的划时代学说——“进化论”广为传播的时期。达尔文的“进化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学说，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英国学者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间在三个方面具有相似性：一是两者都有调节系统，生物是中央神经系统，人类是政府系统；二是两者都有产生能量的系统，生物是消化系统，人类社会是经济系统；三是两者都有分布系统，生物有血管和动脉，人类社会有电讯和道路。拉采尔深受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与动物有机体有相似性这一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有机体的国家理论。到后来有人把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的运动论归结为“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和“边疆动态论”的统一体。拉采尔的政治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影响尤为突出。尽管他并未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但后人还是根据拉采尔的国家理论确认他为地缘政治学的鼻祖。力量因素为国家的决定因素，只有大国强国才能影响大陆及全球的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哲伦对沙皇俄国向外扩张的趋势而对他的祖国瑞典所产生的危险忧心忡忡。在他看来，瑞典所在的斯坎迪纳亚集团根本无力挽救这种趋势。解决办法是祈求德国老帝国能够成为未来德国——北欧集团的中心，从而维护欧洲中心的稳定。他在《现代的诸列强》(1914)中明确提出，德国向外侵略是“人类的使命的责任”，认为德国海陆兼备，这是争夺世界强国地位最有利的条件。哲伦的这种思想与以后德国的侵略扩张意图不谋而合，从而成为第三帝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奠基人。其实，地缘政治理论也存在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较早时期的海权论，这也与资本主义列强最早起家的本行大航海相关，19世纪末，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陆地机械运输革命的发生，使海权逐步让位于陆权。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著名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成为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点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非三洲由于陆上交通发达，已变成一个世界岛；世界岛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其范围大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中国的西藏，北至北冰洋。其外围则依距离的远近和人力，除东欧这个门户外，其余方向海权国家均不易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而占据心脏地带的国家却屡屡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据此，麦金德断言，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著名的三段警句：甚至到了后来，陆权论也逐渐退位，空权论粉墨登场。那么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我们需要注意到三个事情：第一，发展背景是达尔文主义和霍布斯的假想敌理论以及从中渐渐冒头的军国扩张思维；第二，并非独立发展，期间伴随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政治潮的变化；第三点看似有些废话文学，地缘政治当然与地理有关。那么问题是，地理环境是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中的，虽然这种变化微乎其微，但不代表不存在。至于1917年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学说，虽说没有任何为地缘政治背书的意思，但考虑到时间和内容，很难不让人将两者联想在一起。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热兵器战争在人们心中的冷却和破产，地缘政治也随之声名狼藉。但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真的在人们心中消退了吗？▌沧海变桑田，重点在于动态的“变”
重新回到盐城新石器考古工地发现小麦遗存的内容，笔者认为，正视小麦能否和水稻同时出现的问题才是破解小麦起源的钥匙。笔者的舍友家在盐城建湖下面的一个村落，她的研究方向也为新石器考古，故而与笔者讨论了这个与她家乡和专业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可能认为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可以忽视的过程，但通过笔者舍友做的一个小小的田野，情况并非如此，宏观地质环境的影响可以发生在一代人身上。"我今天文奶奶旁边那条通榆运河是什么时候挖的，然后她说到他们家那里（草堰）以前苦，没有吃的，只有水田，水排不出去，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后来文革之后，搞了一个“回旱”工程，才能一年种两季。然后我又问了我阿公，他们那里（八庄）也是一年一季，但是只种小麦，还种一些棉花和大豆，因为干旱。”笔者在听完这段话多少感到了一些震惊，在我与舍友多年的交谈中，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家那里非常的湿润（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看以前文章《为何隐入尘烟中的老四不是二舅？》）然而这样湿润的地方却曾经由于干旱只能种植麦子。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江苏东部（加上上海）地质的特殊性，在上部分所引南大学闻中我们注意到“盐城冈东西”这个名词，确实冈的东西两边地形非常不同，范公堤即是正好沿着冈行进的。范仲淹当年之所以修这道堤，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防止海侵，也就是说，盐城冈曾经是盐城的海岸线。然而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海岸线大幅度后退，盐城从此失去了谋生的重大产业——晒盐。这种以冈为界也发生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上海市，我们知道上海的形成是非常晚的，上海市的新老市区由沿着一条高岗划分，这一点谭其骧先生已经大篇幅讨论过，这里无需赘言。而这些岗脊又不只是单纯的一道细长的高低，实际正如范公堤这一名字所暴露的，同时也是曾经的海陆分割线。当海水倒灌的时候，种水稻的时间变短，当海岸线后退之后，也就类似人工的“回旱”，就只能种小麦了，但是据舍友的家人长辈反应，水稻和麦子共同种植的案例确实很少。由此，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只一个小小的县市便能同时又干又湿的，冈的西边是传统里下河平原代表的沼泽地，排涝能力非常差，冈的东边则接触不到另一边湿润的水源，所以只好旱种水稻，这也是为何舍友最后怀疑水稻小麦同时出现在遗存中的根本原因。用一句白话来概括，“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那么遗存中的种子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外文的《植物科学前沿》上面，在国内并没有具体的分析文章。笔者在上学的时候，导师有一个非常让人掉下巴的解释，就是小麦种子遗存很有可能是后面混入的，而大部分学者在分析的时候根本没有使用AMS法测年，这就让种子遗存分析的不可靠性变得非常高。同时，无疑环境史分析是以区域为研究的，需要大量的样本分析，比如种子在山东海岱地区不同采样点的覆盖率是多少，只有通过大量的比较才能得出结论，并矫正种子遗存后期混入的误差。仅仅通过一个小的考古工地，很难得到可靠的结论，简而言之，大量的样本和分析记录都是科学研究里面非常基础的东西。所以说，无论是新石器考古，还是环境史或者大的历史，其重点都要观察到其中的动态过程。《古希腊祭祀仪式与神话人类学》
（德）瓦尔特·波克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庄子口中的北冥与共工怒触不周山
《庄子》的首篇《逍遥游》以动物的传奇开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值得关注的是鲲鹏这些巨型生物居住的辽阔海洋“北溟”。在先秦文献中，“北冥”又称“北海”经常与“南溟”“南海”并称。有关“北海”最著名的议论当数《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在庄子的笔下，自以为广大至极的黄河第一次见到北海时，为它的辽阔而惊叹，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哲学对话。这里的北海大概指黄河流入的海洋。后世学者大多据此以为，北海就是渤海。然而渤海并不大，只是个被大陆包围的海湾，如今面积才7万多平方千米，自己都没有几千里长，更不用说容纳几千里长的巨型动物了。所以，《庄子》中的北海应该另有所指。历史上，北海有时指贝加尔湖，汉朝使者苏武曾经在他的湖畔模样。但受到蒙古高原的阻隔，黄河不可能流入到贝加尔湖，且面积也同样是个问题。北冰洋的面积虽然大，但与黄河的关系更远，而且常年冰封，靠近中国的西伯利亚一侧冰层尤厚，在破冰船和潜艇发明之前，人类得知这片海洋的真面目。《庄子》中的南海非常清楚，因为它现在依然还叫这个名字。更奇怪的是，《应帝王》篇中有北海之帝和南海之帝在中央之帝身上凿出七窍而致其死亡的故事，似乎在北海和南海之间，曾经有一个“中央海”。后来“中央海”由于出现了多个外溢的通道最终萎缩消亡，北海和南海却活了下来。《庄子》中的地理世界似乎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但黄河与南海的存在，又使它不像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与其将它完全归于庄子本人的想象力，不如让我们跨越时空去追寻。在中国环境史上，黄河是否曾经流入一个巨大的水体“北海”，后来这个水体萎缩成了现代的渤海？北海和南海之间是否曾经出现过中央海，它后来出现了多个外溢通道，结果完全消亡，海底变成了大片陆地？也许庄子所描绘的地理世界，不是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而是公元前15万年的中国。《淮南子》中记载的共工洪水是一个复合的洪水传说，将15万年前三门峡崩裂贯通、黄河挟三门古湖的洪水冲出黄土高原的清水期事件、10万年前黄河最后一次冲破龙门外流等地质事件，及公元前21世纪的尧舜洪水叠加起来了。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提升夏禹治水的功绩，以便为其家族建立世袭王朝造势。另外，西汉奇书《遁甲开山图》记载，历史上有两个大禹：第一个大禹是远古的神仙，善于寻找水源；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出生时本来叫“禹”，“禹”是他治水成功后被唐尧赐封的称号，用以表彰其功绩与远古神仙大禹相仿。联系中国环境变迁史，这恐怕不尽是空穴来风。那么，共工的故事，结合我们上文对盐城地区的讨论，则更为清晰。共工由于发脾气撞断了天柱，于是才有了我国现在西高东低的地势。 《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如果我们换成环境史的动态视角去看这个略显荒唐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共工未撞不周山的时候，我国地势是平整的，中间有着巨大的“北冥”，而随着大陆的积压和我国东部海岸线的极度后撤，北海终于消失了，东部平原的低并非真正的变低，而是海水从太行山向后褪去之后牵扯出来的低地。早在11世纪，宋朝的沈括走在离黄河不远的太行山上，看到了与1500多年前希罗多德在埃及山区所见相同的情景：太行山上遍布着螺蚌化石，而且不是淡水品种，而是海水品种。当地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沈括却开始思考：高耸入云的太行山连人类攀爬起来都很费劲，这些行动缓慢的螺蚌是怎样从千里之外的大海里来到这里？最后，他得出了与色诺芬尼和希罗多德相似的结论：“太行山是古代的海滨，如今东距大海已经将近千里。所谓大陆，都是浊泥堆积出来的罢了！尧处死鲧的羽山，古籍说在东海中，如今却在陆地上。诸如黄河、漳水、滹沱河、涿水、桑干河等大河，都是泥沙含量很高的混浊河流，关陕以西的河流经常在地上切割出百余尺深的河谷。这么多被河流冲走的泥土年复一年地向东流去，最终在浅海淤积而形成大陆。”通过观察高山上的海贝化石，色诺芬尼、希罗多德和沈括都联想到日常的河泥淤积现象，进而总结出河泥淤积形成陆地的理论。
相比较提问为什么杨戬来自波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杨戬来自波斯又如何？沧海桑田，有一万年变的人性，以千年不变的信仰，却没有一百年不变的领土/国界。无论是波斯的拜火教还是我们的道教，拜二郎神也不过都是为了雨和水。其实通过传说研究上古史的路径可靠程度并不高，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历史和神话本身的目的论就是不同的。无论如何，将环境史与神话传说结合上古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至少能让我们多一种方式去思考当代史，总归比提前不自知的被某种思潮支控，畏畏缩缩不敢向前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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