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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半年没给父母养老钱了,连给孩子的钱也一省再省”

中图网燕京书评 燕京书评 2022-09-29

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9240字,阅读大约需要25分钟

对中年人的排斥与歧视充斥在职场的诸多细节中,中年人被视为邋遢的、好色的、肮脏的、油腻的、落伍的、丑陋的、阴暗的、僵化的、变态的……因为在消费市场中,中年人是最难被说服的群体,消费文化必须将其妖魔化,通过夸张青年与中年的区别,提醒“青年人千万别像中年人”,鼓励青年人更多消费。

 

受疫情影响,下岗人员增加,招聘网站不失时机地打出广告。其中中年人局面最尴尬,一旦失业,很难再找到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2022年7月,在北京日课书房的房租即将到期,我也无力继续承担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成本时,我终于下定决心,关掉书房,离开北京。
 
在我决定离开北京之前,我姐姐发现我经济状况不好,还给我资助了几千块钱,说如果累了,就回来,一家人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坎。甚少表露心里的真实情绪的我,第一次埋头痛哭了一场。回想北漂二十年来,我每年回家的次数最多不过两三次,和父母兄弟姐妹聚少离多,家里都靠哥哥姐姐照应,我女儿这几年在老家市区上学,我也没能好好陪伴她。对家人,我一直心有愧疚。
 
近日,一篇题为《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的网文在民营出版圈飙红,讲述者吴金岭2002年入行,出过《国学讲义》(章太炎著)、《中国人的修养》(蔡元培著)等,知道他的同行实在太多了。
 

吴金岭在《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中,讲述了他20年充满理想、却最终失败的一段生命历程。

 
面对提问,微信那一边的吴金岭把离开北京的理由归结为“没钱”,他写道:“回老家,至少房租先省掉了,很现实。吃饭也省了不少。”
 
吴金岭的出版生意一度不错,2014年遭遇挫折,最多时欠债上百万元。此后几年,他一直苦苦经营着“日课书房”,那是一个“有一些收入,估计(收入)再翻个三五倍,才能盈利”的项目。
 
疫情期间,传说已有500万“北漂”离开北京,很大一部分人是为降低生活成本,去了“北三县”(地处北京市与天津市交界的三个隶属河北省廊坊市的县级行政区,即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吴金岭“因为没钱,只能先回老家,如果有钱,也许就往外面跑了”。在吴金岭的身上,背着两重枷锁:
 
首先,出版业受疫情冲击巨大。
 
第二,持续3年疫情,让原本在就业市场中弱势的中年人,陷入困境。
 
吴金岭在泉州日课书房,引自《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一文配图。 
 
可惜的是,关注前者的多,关注后者的少,本文试图呈现疫情下的那些中年人,他们可能是疫情中付出代价最多的群体,可他们的声音却常被忽略。
 
已40多岁的吴金岭当然知道,离开北京后,可能再也无法回来,他人生的一半历程将被清零,但他认为:“在老家放松一点,开支也小一些,总体上我觉得离开北京没错。”
 

▌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去写网络小说

 
“幸亏我没孩子,不然现在就真活不下去了。”51岁的张学军说。
 
张学军是河北人,21岁来北京,先后在几家报社当记者。30岁时,他与同事W合伙在金融街开了一家公关公司,只一年,公司便发展到30多名员工,可年底分红时,账上却只剩几万元。张学军此前从没想过,多年的兄弟会坑他。
 
整整10个月,张学军无法走出沮丧的状态,离开公司的第一个星期,他甚至无力上楼梯,每天四肢并用,沿着台阶,爬到租住的房子中。怕精神崩溃,张学军每天逼自己出门。
 
10个月后,张学军才又回媒体,又当上了记者,但“跑口”彻底变了,不再与昔日熟人接触。多年后,另一位曾经的同事联系上张学军,在微信中问:“W现在干什么呢?”张学军立刻把他拉黑了,直到今天,张学军仍愤愤不平:“他跟我问W现状?他还会说人话吗?”
 
“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我的心气儿全变了,再也提不起精神,每次对自己说,该努力一点了,可就是不行。”张学军后来的故事足够编一部《受骗宝典》:当编剧,制作方拖欠编剧费;写书,出版商隐瞒发行量;当记者,不满有偿新闻,与领导发生冲突;办杂志,投资方突然撤资……换过无数工作,却始终不愿再创业,张学军说:“再趴下,我可真站不起来了。”
 
张学军最后一份正式工作在5年前,只干了4个月。那是一家外资公司运作RTB(实时抢位)广告,即在《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名刊的官网上定时发布广告,吸引想向海外市场拓展的中国企业投入。没多久,张学军发现,外方并无发布定时广告的能力,而是利用中国企业不易上外网,查询不便,就PS一下页面蒙事。等于用一大堆假图片骗广告费。
 
张学军愤而辞职,那一年他46岁。
 
此后半年,张学军投了200多份简历,只得到4次面试机会。让他摸不着头脑的是,明明是应聘编辑总监,人力资却不问与编辑相关的问题,只问一些稀奇古怪、八竿子打不着的话。张学军差点说出口:“你是专业人员吗?还是装着很专业?”有两次,老板亲自面试,问了一些专业问题,但一听就知对方是纯外行,想借招聘套一点方案,热热闹闹聊上几个小时,转脸便不再联系。
 
张学军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一家准备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两轮面试下来,公司出机票,让张学军去深圳总部接受最后一轮面试,几名外国高官用英语面试。
 
然而,疫情来了,录取通知无限延期。一年多后,张学军得知,那家公司已取消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
 
此前,靠定期举办读书活动和写电视剧本,张学军足以自养。疫情前,有网站找张学军去当总编,月薪2万元,张学军嫌离家太远,最终还是放弃了。疫情中,一切聚集性的社会活动统统停止,活动的投资商也不再投资。电视剧组倒是找过张学军,可上次的编剧费只给了预付款,后面80%的钱一直未付。电视剧组很客气:“行业不景气,不知道哪天能开机,我们也没办法,要么您先写新的……”
 

疫情前,全国各地图书会迅猛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受疫情影响,图书会多转至线上,目前看效果不如线下。

 
管控最严格的6个月中,张学军一分钱都没赚到,每月还要交2300多元的社保、医疗保险等。好在还有积蓄;好在他的夫人还有工作,每月七八千元;更好在他们没孩子,住房虽不大,但没贷款压力……偶尔,朋友会给张学军介绍一个小活儿,写几篇英文稿。
 
如果疫情继续下去,张学军该怎么办?他沉吟着:生存到没问题,只是不敢想未来。
 
“说实话,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去写网络小说,我算过,平台要求日更5000字,我每天可以写1万字,这样干15天,休15天,能撑下来。”张学军知道,大多数网络作家赚不到钱,还有人活活累死在电脑旁,可谁劝他,他便生气地反驳道:“你让我怎么办?就这么等死?”
 
和吴金岭一样,张学军也是在遭挫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空如此逼仄,转圜的机会如此狭窄,所谓东山再起,只是神话。
 

▌如果当初买了房子,我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

 
2021年8月26日,是老田55岁的生日,他在昏迷中度过,第二天中午,他便因肝硬化去世,从入院到死亡,只撑了一天。
 
老田是四川人,1994年来北京,成了广告业务员,后来开了广告公司,最好时,年流水3300多万元,雇了30多名员工。那时老田已下决心买房,看了天通苑,觉得“一看外墙就觉得不现代”,在北五环边,他相中了一个6000元/平米的楼盘。全款支付,略有缺口,贷款又担心将来还不上,心理有压力。看到当时周边还很荒凉,老田决定第二年再赚一点钱就买。
 

疫情使多地房地产价格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断供潮”,图为网友制作的“断供”表情包。从工商业角度看,“断供”可能加大损失,是不理性的投资行为。过去20年,一直有“断供”的担忧,但直到疫情期间,它才较多出现。

 
第二年,那个楼盘涨到了7000元/平米,老田的钱又略差了一点。
 
第三年,那个楼盘涨到了9000元/平米,媒体称是“奥运前效应”,北京奥运结束后,价格就会下跌,老田决定再等一等。
 
第四年,奥运结束了,楼盘价格突然涨到1.8万元/平米,连老田都相信,这是“虚高”,市场会很快“回归理性”。
 
一年后,楼盘价格岿然不动,老田却因投资失败,连办公室的租金都交不起了。以后几年,老田租的住处越搬越远,从天通苑,到西三旗,到通州,再到宋庄。公司是开不起了,公司状况较好时买的6个铁皮文件柜,30多把电脑椅,10多张办公桌,始终陪着老田漂泊,他随时能说出,这些办公家具的质量是多么好,自己当初是如何挑选的,价格比普通品要贵上一倍。
 
刚搬到宋庄时,每月只需300元租金,那边房子大,足以放下老田的电脑椅们,但冬天没暖气,一年最冷那几天,只好在院里烧劈柴取暖。
 
老田对朋友们说,找了一位大师算命,45岁以后会转运,只剩一年多了,不如先把公司收一收,等运气好一点再干。
 
老田一直在找工作,仅在直聘上,便与671家公司沟通过,只获得两次面试机会,不知为什么,他只去了一次。面试人员一边看他的简历,一边惊叹道:“你都50多岁了?你来找工作?”
 
老田尴尬地说,在直聘上,他写明了自己年龄。对方说:“对不起,当时没注意。”面试就这样结束了。
 
最多时,老田一天吸三盒烟,曾戒过10个月,偶然和另一个戒了4年烟的人聊天,对方说:“戒是戒了,但看别人抽烟,还是有点馋,心里一直还惦记。”第二天老田就破防了,他说:“别人4年都没断瘾,那我还戒什么?”
 
一直没收入,老田改抽劣质烟,到后来,竟然戒烟成功。
 
在《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中,刻画了中年挫折的心态:“我的自信心被摧毁,工作状态变得非常萎靡,脾气也变得很阴郁、暴躁,失去了做案头工作的耐心。”
 
老田的夫人找到了工作,月薪8000元,离家太远,每两周回家一次。为赚点生活费,老田开始在街边摆摊卖玩具,疫情前2年,收入还不错。得知我有一批旧书要扔掉,大概200多本,老田坐了4个小时的公交车来拿,竟然只用几根背包带,便一次性扛走。因身穿老棉袄,小区的保安怎么也不让他进门,为省电话费,他的手机只能在WiFi环境下使用,无法在小区门口打给我,双方扯皮了近1个小时。拿到书,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怕耽误了末班公交车。这竟是我和老田的最后一面。
 
疫情期间,地摊不能摆了,老田整天待在家里。他有一儿一女,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早晨不起床,老田生气,打了两下,女儿也回了一脚,老田痛了两天,不得不去医院,才发现肋骨有骨裂,此外肝硬化。
 
老田幼年习武,40多岁时仍能后空翻,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谁也没想到他会肝硬化。
 
2021年初,接到老田打来的手机,说到了自己得病了,想见昔日好友们一面,可他住得太远,且有疫情,最终没人肯去。老田去世前一个月,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可他第二天就出院了。他没社保,没固定收入,怕看病。
 
去世前两天,老田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在床上躺了一天,子女几次要送他去医院,都被他拒绝。忍到凌晨,他起来喝了几口冷粥,又睡下时,突然剧烈呕吐,进而失去知觉,夫人中午赶回,才将他送到医院。搬到宋庄后,老田曾几次说起,如果当初买了房子,我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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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崩坏》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不至于崩溃,但生活质量会断崖式下降

 
“我算过账,这么下去,最多半年,我们就真支撑不住了。”45岁的林斌说。
 
林斌是南方人,19岁时考入北京某211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但一直没拿到北京户口。2016年,他辞职回老家。
 
一是大儿子初中毕业了,按当时的北京政策,借读生即使参加中考,也只能报考技术学校,而大儿子成绩一直不错,完全可以走考高中、上大学之路。
 
二是人到中年,想尝试新活法。
 
回老家后,林斌进入教育培训行业,办起了暑假补习班。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到了要上补习班的年龄,“与其把钱交给别人,还不如自己赚了”。头两年不赚钱,后三年生意越做越好,每年扩容一倍,被叫停前,每年寒暑假能开8个班,每班30人,年流水超70万元。
 
与普通培训班不一样,家长把孩子送来,林斌会和孩子单独聊一会儿,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如何。孩子不愿意,陈斌会劝家长:“算了吧,孩子不喜欢,培训也是白培训。”林斌知道,一转头,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别的培训班,但他不为所动。
 
“干教培,2015年的利润率还能达到30%—50%左右,如今只有10%。”最早和林斌一起创业的十几家教培公司,到2021年只剩下两家。疫情期间,民营教培机构处境艰难,“双减”政策出台后,林斌的学校也关门了。
 
夫妻突然没了收入,每月社保要交4000多元,林斌无奈,准备回北京发展。在电话中,昔日同事、朋友都欢迎他回去,愿帮他介绍项目、找关系。没想到,今年4月初,林斌刚到北京,正赶上疫情爆发,在公共机关工作的朋友都拒绝和他见面——不是人家不想见,而是单位有要求,不能随便见外地来的人。
 

2021年5月21日,随着《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其中规定:“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曾经火爆的教培市场被约束,图为陕西某县正查处违规办学的教培机构。

 
面对面才能谈项目,谁也见不到谁,这可怎么办?做不了项目,可以先找工作。林斌投了上百份简历,得到了几次面试机会,每次面试都是老板问执行方案,然后没下文。林斌渐渐明白了,疫情之下,这些公司根本不想招人,只想骗方案——为了生存,很多小公司不得不跨界,可又缺乏其他行业的经验。
 
确有一家公司愿录用林斌,工作量多到惊人的地步,工资却只有七八千元。林斌有两个孩子,夫人也没工作,靠这点钱,远远不够养家。
 
为节约成本,15天后,林斌只好又回老家了。
 
“我也很着急,一想到未来,就特别焦虑。”回老家后,林斌只能靠租房收入和积蓄维持,考虑到短时期内找不到工作,只能压缩开支,他说:“我已半年没给父母养老钱了,连给孩子的钱也一省再省”。
 
“一省再省”意味着:
 
申请当社区团购的“团长”。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平时可以不买蔬菜,专等活动时囤一批,折扣低,“团长”还有优惠,能省不少钱。
 
将培训中心的设备挂到咸鱼上出售。买的时候为保证质量,价格比较贵,如今最低打4折,销路不畅,林斌实在不甘心打到3折,他说:“看到120元买的凳子,只能卖35元,真是不服气,暂时还能支撑,我就慢慢等。支撑不下去了,那也只能低价卖。”
 
几天前,林斌又回了北京,“但愿别再有疫情,不然就真完了”,虽然“不至于崩溃,但生活质量会断崖式下降——从略有情调,转向只求温饱”。
 
最让林斌感到愧疚的是,两个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在老家,很多培训企业在偷着干,收入不错。但林斌说:“再困难,我也不会那么做,毕竟为人父母,总要给孩子做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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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萧条》
作者:穆雷.N.罗斯巴德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仿佛遇上暴风,一下都被抹去了

 
“碰上疫情,再想办一家真正的咖啡馆,就更难了。”比约定时间,53岁的老果晚到了10分钟。
 
4年前,老果搬到“东六环外的农村”,他不愿说究竟在哪。搬家可被解读为“混得不好”“没钱了”,自疫情后,老果一直没工作,但他还在为新咖啡馆奔忙。
 
2001年,老果从国企辞职,来到北京,在一家软件公司任高管。2004年,他和朋友们开了人生中的第一家咖啡馆——东区二号。那时他把卖咖啡当生意,此前他只喝过雀巢咖啡。
 
开咖啡馆的那半年,是老果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在那里,他认识了邻居海豚,二人年龄相仿,海豚常来东区二号,他是四川人,在国企任高管,话多,风趣,只要他开口,老果就只能沉默,可二人却成了好朋友。
 
因东区二号,老果结交了无数“死党”,包括加拿大人夏普,大家管他叫老夏。
 
老夏比老果大20岁,正谈着一个中国女朋友,老夏说不好中文,老果说不好英文,两人比比划划,成了好朋友。老夏曾义务给咖啡馆的员工做过一次商业培训。老夏说:我到过很多公司,遇到过很多老板,但像你们老板(指老果)这样的人太少见了,你们应该珍惜他。
 
东区二号最多时雇了六七名员工,管理一直成问题。
 
东区二号是一个成本太昂贵的“文青梦”,每天一睁眼,老果都会不自觉地计算今天又将赔多少钱。也许再坚持半年,就能持平了,但2004年底,东区二号关张了。
 
老夏问老果:你愿意去加拿大吗?
 
老果说:不愿意,懒得学英语。
 
老夏回国前,老果去看他,屋里赫然放着杠铃架和杠铃。夏普说带不走,送给老果了。老果说,我太瘦,举不动。老夏认真地看着老果,说:常练这个,对脑子有好处。
 
老果还是把老夏的杠铃带了回去,转送给海豚。很多年后,老果还在想:老夏说练这个对脑子好,是不是在暗示我太傻?
 
东区二号给老果最大的改变,是学会了做咖啡,此后18年,老果花在这上面的钱已近100万元。没有孩子,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关于未来的计划。
 
跟着咖啡师学,老果才知道,原来袋装咖啡是各种原料配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咖啡(如今有咖啡冻干粉,属于真正的咖啡),里面甚至不含任何咖啡的元素,可人们的口味却被它劫持了——很多人一说起咖啡,脑子里的第一反应便是袋装咖啡的味道。
 
老果开始跑博览会,在网上买生咖啡豆自己烤。每进一批次,怎么也得烤10几锅,才能大概摸清它的习性。测试豆子要做杯测,杯测的咖啡舍不得扔,便自己喝下去,没想到一次咖啡因摄入过量,竟然中毒了。整整一天,老果躺在沙发上,心悸、头昏、脸涨红、浑身乏力……怀里抱着大矿泉水瓶喝,来冲淡体内的咖啡因。
 
东区二号倒闭后,老果去一家软件公司当副总,2008年辞职,和朋友一起做咖啡工作室。折腾2年多,又倒闭了。老果只好去一家公司当高管。2015年,他再度“被引诱”,这一次,是咖啡连锁,只卖三个品种,成本低、价格适中,让白领们真正体会到手磨咖啡的味道。可连锁需要规模,规模需要资金,老果他们的资金不足……一年多后,连锁店又倒闭了。
 
几年后,朋友找到在公益机构中上班的老果,说有家公司想开咖啡连锁,想请你去“聊聊”。到了那家公司,老果将烘焙、萃取中的技术介绍了一番,强调一定要把好技术关。像大多数“聊聊”一样,此后不联系。几年后,老果才知道,那家公司还真做了咖啡连锁,名字是:瑞幸咖啡。
 
2020年,老果辞掉工作,准备再开咖啡店,可疫情来了。
 
在找新店址的过程中,老果惊讶地发现:记忆中几乎所有咖啡店,要么关张了,要么换地方了,“仿佛遇上暴风,一下都被抹去了”。
 
更让老果意外的是,2021年春节,海豚跳楼自杀。谁也想不到,那么快乐、那么阳光的海豚,已被抑郁症折磨了好几年,老果说:“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来找我聊天啊,跟我聊聊,不就不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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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
作者:本·伯南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6-01

 


▌消费社会中,处处都是“中年敌意”

 
学者杨继东、邹宏威在《“中年危机”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研究发现,幸福感与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与青年人相比,中年人的幸福感平均降低约0.2,约为幸福感平均值的5.5%。”
 
受统计等因素影响,至今国内尚未确认“中年危机”,但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2015)、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1990-2013)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8)三个数据集,可确认“中年危机”存在,且中等收入人群的“中年危机”更深。
 
据国外研究,幸福感最低的年龄在发达国家约为47.2岁,在发展中国家约为48.2岁。研究发现,无工作、无住房、收入低是影响中年危机深度的重要因素,但既往研究较忽略文化因素。
 
职场将中年人定位为工作勤恳、有一定专业能力,但缺乏突破精神。疫情中许多企业经营困难,急需创新型人才,而非守成型,因而更易排斥中年求职者。但这一定位究竟是事实,还是刻板印象呢?
 
以前面提到的张学军为例,他此前无专业运动基础,44岁开始跑马拉松,最多时每年参赛10多次,疫情让大多数比赛停办,可他每年仍坚持跑1—2次全马。他认为:“就我自己而言,50岁后的脑力和体力是最佳的。”但他从没能说服任何一名人力资。
 
对中年人的排斥与歧视充斥在职场的诸多细节中,中年人被视为邋遢的、好色的、肮脏的、油腻的、落伍的、丑陋的、阴暗的、僵化的、变态的……因为在消费市场中,中年人是最难被说服的群体,消费文化必须将其妖魔化,通过夸张青年与中年的区别,提醒“青年人千万别像中年人”,鼓励青年人更多消费。
 
以娱乐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似乎在支持中年女性,但把“中年”线拉低,30岁以上就算中年。在舞台上,呈现的是这些“伪中年”的活力、美丽,是用青年的标准来定义中年,助推了“中年是打折的青年”的误会,那些最像青年的中年被认为成功者。
 
当红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虽主张突破针对年龄的刻板印象,但采取了消费主义的方法,而年龄歧视正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这种用消费主义来批判消费主义的方式,反而推涨了年龄歧视。
 
一面是各种责任,一面是文化上的挤压,像老果这样还有梦想的中年人,少之又少。
 

▌错了也会维持,想改变?太难了


“我不是中年人,我还不到40岁。”自去年8月公司倒闭以来,熊川已经1年多没正式工作了,在微信上,他一度用“又该找工作了”当签名,几个月后,他又删掉了——因为没什么用。
 
今年4月至5月时,39岁的熊川一口气投了200多份简历,只有1/15的公司回了电话,包括聊着聊着,对方突然说“你都39岁了啊”,然后就挂了电话的。通知面试的公司只有5%,其中很多是保险公司招业务员。
 
熊川在IT大厂工作过,当过高管,领导过技术部、项目部、人力资、活动部等,自己创过业,堪称经验丰富,可没多久,他就意识到,大厂出来的人太多了,而适合自己的中管或高管职位,原本就少得可怜,疫情之下,就更没什么机会了。
 
商机靠人员流动,靠可预测性,疫情恰好卡住了咽喉。人不动,业务就上不来,没业务,谁还需要中管或高管呢?
 
熊川刚结婚,房贷每月9000多元,社保2000多元,他四处写稿、写策划方案,有时收入尚可,有时却几个月没进帐。熊川的夫人和他几乎同时下岗,3个月后,她就找到了新工作——她比熊川小12岁,远没到35岁的职场死亡线。
 
在熊川的职场生涯中,曾有两次下岗:一次在家待了3个月,一次是4—5个月。这一次不仅时间更长,压力也更大。因为还能不能找到工作,是未知数,且不再是单身,多了一份责任感。
 
从去年到今年,熊川开始脱发,正在向谢顶奔去,夫人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要孩子的计划不得不再度推迟。在老家的父母动辄电话催促,怕老人担心,熊川不敢说自己的工作状况。他说:“我肯定会要孩子的,但什么时候要,实在说不好。”
 
今年4月到5月后,熊川不再投简历了,因为“反正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先观望。如今,他每天早晨7点起床,散完步,去逛菜市场,他发现,原来自己竟这么喜欢逛菜市场。与原公司同事偶尔还有往来:有关系的去了国企,拿几千元死工资,等着退休;没关系的,和熊川状况差不多,做做家务,等机会。
 
一切就像吴金岭在《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中所说:“人到中年,起起落落,我仓皇地站在人生的下一个十字路口,之所以还没有放弃希望,也多亏朋友一路支持和鼓励。”
 
这两个月,熊川忙着跑项目,没结果,只能算白干,熊川知道,这些项目暂时难落地,因为疫情期间,不允许大规模人员流动。看不到希望,又要说服自己,继续走下去。熊川说:“我知道,这种状况会维持很长时间,错了也会维持,想改变?太难了。”
 
熊川的房子在郊区,离城区30多公里,还有24年,他才能彻底还清房贷,那时他就自由了。(因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除吴金岭外,都是化名)

 

参考资料:

 

《“中年危机”的经济学分析》,作者:杨继东、邹宏威,《劳动经济研究》2021年第9卷第3期,第72页—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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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木月
美术编辑:小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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