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年人的排斥与歧视充斥在职场的诸多细节中，中年人被视为邋遢的、好色的、肮脏的、油腻的、落伍的、丑陋的、阴暗的、僵化的、变态的……因为在消费市场中，中年人是最难被说服的群体，消费文化必须将其妖魔化，通过夸张青年与中年的区别，提醒“青年人千万别像中年人”，鼓励青年人更多消费。 ![]()
受疫情影响，下岗人员增加，招聘网站不失时机地打出广告。其中中年人局面最尴尬，一旦失业，很难再找到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2022年7月，在北京日课书房的房租即将到期，我也无力继续承担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成本时，我终于下定决心，关掉书房，离开北京。在我决定离开北京之前，我姐姐发现我经济状况不好，还给我资助了几千块钱，说如果累了，就回来，一家人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坎。甚少表露心里的真实情绪的我，第一次埋头痛哭了一场。回想北漂二十年来，我每年回家的次数最多不过两三次，和父母兄弟姐妹聚少离多，家里都靠哥哥姐姐照应，我女儿这几年在老家市区上学，我也没能好好陪伴她。对家人，我一直心有愧疚。近日，一篇题为《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的网文在民营出版圈飙红，讲述者吴金岭2002年入行，出过《国学讲义》（章太炎著）、《中国人的修养》（蔡元培著）等，知道他的同行实在太多了。吴金岭在《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中，讲述了他20年充满理想、却最终失败的一段生命历程。
面对提问，微信那一边的吴金岭把离开北京的理由归结为“没钱”，他写道：“回老家，至少房租先省掉了，很现实。吃饭也省了不少。”吴金岭的出版生意一度不错，2014年遭遇挫折，最多时欠债上百万元。此后几年，他一直苦苦经营着“日课书房”，那是一个“有一些收入，估计（收入）再翻个三五倍，才能盈利”的项目。疫情期间，传说已有500万“北漂”离开北京，很大一部分人是为降低生活成本，去了“北三县”（地处北京市与天津市交界的三个隶属河北省廊坊市的县级行政区，即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吴金岭“因为没钱，只能先回老家，如果有钱，也许就往外面跑了”。在吴金岭的身上，背着两重枷锁：第二，持续3年疫情，让原本在就业市场中弱势的中年人，陷入困境。吴金岭在泉州日课书房，引自《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一文配图。 可惜的是，关注前者的多，关注后者的少，本文试图呈现疫情下的那些中年人，他们可能是疫情中付出代价最多的群体，可他们的声音却常被忽略。已40多岁的吴金岭当然知道，离开北京后，可能再也无法回来，他人生的一半历程将被清零，但他认为：“在老家放松一点，开支也小一些，总体上我觉得离开北京没错。”▌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去写网络小说
“幸亏我没孩子，不然现在就真活不下去了。”51岁的张学军说。张学军是河北人，21岁来北京，先后在几家报社当记者。30岁时，他与同事W合伙在金融街开了一家公关公司，只一年，公司便发展到30多名员工，可年底分红时，账上却只剩几万元。张学军此前从没想过，多年的兄弟会坑他。整整10个月，张学军无法走出沮丧的状态，离开公司的第一个星期，他甚至无力上楼梯，每天四肢并用，沿着台阶，爬到租住的房子中。怕精神崩溃，张学军每天逼自己出门。10个月后，张学军才又回媒体，又当上了记者，但“跑口”彻底变了，不再与昔日熟人接触。多年后，另一位曾经的同事联系上张学军，在微信中问：“W现在干什么呢？”张学军立刻把他拉黑了，直到今天，张学军仍愤愤不平：“他跟我问W现状？他还会说人话吗？”“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我的心气儿全变了，再也提不起精神，每次对自己说，该努力一点了，可就是不行。”张学军后来的故事足够编一部《受骗宝典》：当编剧，制作方拖欠编剧费；写书，出版商隐瞒发行量；当记者，不满有偿新闻，与领导发生冲突；办杂志，投资方突然撤资……换过无数工作，却始终不愿再创业，张学军说：“再趴下，我可真站不起来了。”张学军最后一份正式工作在5年前，只干了4个月。那是一家外资公司运作RTB（实时抢位）广告，即在《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名刊的官网上定时发布广告，吸引想向海外市场拓展的中国企业投入。没多久，张学军发现，外方并无发布定时广告的能力，而是利用中国企业不易上外网，查询不便，就PS一下页面蒙事。等于用一大堆假图片骗广告费。此后半年，张学军投了200多份简历，只得到4次面试机会。让他摸不着头脑的是，明明是应聘编辑总监，人力资却不问与编辑相关的问题，只问一些稀奇古怪、八竿子打不着的话。张学军差点说出口：“你是专业人员吗？还是装着很专业？”有两次,老板亲自面试，问了一些专业问题，但一听就知对方是纯外行，想借招聘套一点方案，热热闹闹聊上几个小时，转脸便不再联系。张学军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一家准备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两轮面试下来，公司出机票，让张学军去深圳总部接受最后一轮面试，几名外国高官用英语面试。然而，疫情来了，录取通知无限延期。一年多后，张学军得知，那家公司已取消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此前，靠定期举办读书活动和写电视剧本，张学军足以自养。疫情前，有网站找张学军去当总编，月薪2万元，张学军嫌离家太远，最终还是放弃了。疫情中，一切聚集性的社会活动统统停止，活动的投资商也不再投资。电视剧组倒是找过张学军，可上次的编剧费只给了预付款，后面80%的钱一直未付。电视剧组很客气：“行业不景气，不知道哪天能开机，我们也没办法，要么您先写新的……”疫情前，全国各地图书会迅猛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受疫情影响，图书会多转至线上，目前看效果不如线下。
管控最严格的6个月中，张学军一分钱都没赚到，每月还要交2300多元的社保、医疗保险等。好在还有积蓄；好在他的夫人还有工作，每月七八千元；更好在他们没孩子，住房虽不大，但没贷款压力……偶尔，朋友会给张学军介绍一个小活儿，写几篇英文稿。如果疫情继续下去，张学军该怎么办？他沉吟着：生存到没问题，只是不敢想未来。“说实话，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去写网络小说，我算过，平台要求日更5000字，我每天可以写1万字，这样干15天，休15天，能撑下来。”张学军知道，大多数网络作家赚不到钱，还有人活活累死在电脑旁，可谁劝他，他便生气地反驳道：“你让我怎么办？就这么等死？”和吴金岭一样，张学军也是在遭挫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空如此逼仄，转圜的机会如此狭窄，所谓东山再起，只是神话。▌如果当初买了房子，我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
2021年8月26日，是老田55岁的生日，他在昏迷中度过，第二天中午，他便因肝硬化去世，从入院到死亡，只撑了一天。老田是四川人，1994年来北京，成了广告业务员，后来开了广告公司，最好时，年流水3300多万元，雇了30多名员工。那时老田已下决心买房，看了天通苑，觉得“一看外墙就觉得不现代”，在北五环边，他相中了一个6000元/平米的楼盘。全款支付，略有缺口，贷款又担心将来还不上，心理有压力。看到当时周边还很荒凉，老田决定第二年再赚一点钱就买。疫情使多地房地产价格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断供潮”，图为网友制作的“断供”表情包。从工商业角度看，“断供”可能加大损失，是不理性的投资行为。过去20年，一直有“断供”的担忧，但直到疫情期间，它才较多出现。
第二年，那个楼盘涨到了7000元/平米，老田的钱又略差了一点。第三年，那个楼盘涨到了9000元/平米，媒体称是“奥运前效应”，北京奥运结束后，价格就会下跌，老田决定再等一等。第四年，奥运结束了，楼盘价格突然涨到1.8万元/平米，连老田都相信，这是“虚高”，市场会很快“回归理性”。一年后，楼盘价格岿然不动，老田却因投资失败，连办公室的租金都交不起了。以后几年，老田租的住处越搬越远，从天通苑，到西三旗，到通州，再到宋庄。公司是开不起了，公司状况较好时买的6个铁皮文件柜，30多把电脑椅，10多张办公桌，始终陪着老田漂泊，他随时能说出，这些办公家具的质量是多么好，自己当初是如何挑选的，价格比普通品要贵上一倍。刚搬到宋庄时，每月只需300元租金，那边房子大，足以放下老田的电脑椅们，但冬天没暖气，一年最冷那几天，只好在院里烧劈柴取暖。老田对朋友们说，找了一位大师算命，45岁以后会转运，只剩一年多了，不如先把公司收一收，等运气好一点再干。老田一直在找工作，仅在直聘上，便与671家公司沟通过，只获得两次面试机会，不知为什么，他只去了一次。面试人员一边看他的简历，一边惊叹道：“你都50多岁了？你来找工作？”老田尴尬地说，在直聘上，他写明了自己年龄。对方说：“对不起，当时没注意。”面试就这样结束了。最多时，老田一天吸三盒烟，曾戒过10个月，偶然和另一个戒了4年烟的人聊天，对方说：“戒是戒了，但看别人抽烟，还是有点馋，心里一直还惦记。”第二天老田就破防了，他说：“别人4年都没断瘾，那我还戒什么？”一直没收入，老田改抽劣质烟，到后来，竟然戒烟成功。在《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中，刻画了中年挫折的心态：“我的自信心被摧毁，工作状态变得非常萎靡，脾气也变得很阴郁、暴躁，失去了做案头工作的耐心。”老田的夫人找到了工作，月薪8000元，离家太远，每两周回家一次。为赚点生活费，老田开始在街边摆摊卖玩具，疫情前2年，收入还不错。得知我有一批旧书要扔掉，大概200多本，老田坐了4个小时的公交车来拿，竟然只用几根背包带，便一次性扛走。因身穿老棉袄，小区的保安怎么也不让他进门，为省电话费，他的手机只能在WiFi环境下使用，无法在小区门口打给我，双方扯皮了近1个小时。拿到书，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怕耽误了末班公交车。这竟是我和老田的最后一面。疫情期间，地摊不能摆了，老田整天待在家里。他有一儿一女，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早晨不起床，老田生气，打了两下，女儿也回了一脚，老田痛了两天，不得不去医院，才发现肋骨有骨裂，此外肝硬化。老田幼年习武，40多岁时仍能后空翻，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谁也没想到他会肝硬化。2021年初，接到老田打来的手机，说到了自己得病了，想见昔日好友们一面，可他住得太远，且有疫情，最终没人肯去。老田去世前一个月，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可他第二天就出院了。他没社保，没固定收入，怕看病。去世前两天，老田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在床上躺了一天，子女几次要送他去医院，都被他拒绝。忍到凌晨，他起来喝了几口冷粥，又睡下时，突然剧烈呕吐，进而失去知觉，夫人中午赶回，才将他送到医院。搬到宋庄后，老田曾几次说起，如果当初买了房子，我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不至于崩溃，但生活质量会断崖式下降
“我算过账，这么下去，最多半年，我们就真支撑不住了。”45岁的林斌说。林斌是南方人，19岁时考入北京某211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但一直没拿到北京户口。2016年，他辞职回老家。一是大儿子初中毕业了，按当时的北京政策，借读生即使参加中考，也只能报考技术学校，而大儿子成绩一直不错，完全可以走考高中、上大学之路。回老家后，林斌进入教育培训行业，办起了暑假补习班。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到了要上补习班的年龄，“与其把钱交给别人，还不如自己赚了”。头两年不赚钱，后三年生意越做越好，每年扩容一倍，被叫停前，每年寒暑假能开8个班，每班30人，年流水超70万元。与普通培训班不一样，家长把孩子送来，林斌会和孩子单独聊一会儿，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如何。孩子不愿意，陈斌会劝家长：“算了吧，孩子不喜欢，培训也是白培训。”林斌知道，一转头，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别的培训班，但他不为所动。“干教培，2015年的利润率还能达到30%—50%左右，如今只有10%。”最早和林斌一起创业的十几家教培公司，到2021年只剩下两家。疫情期间，民营教培机构处境艰难，“双减”政策出台后，林斌的学校也关门了。夫妻突然没了收入，每月社保要交4000多元，林斌无奈，准备回北京发展。在电话中，昔日同事、朋友都欢迎他回去，愿帮他介绍项目、找关系。没想到，今年4月初，林斌刚到北京，正赶上疫情爆发，在公共机关工作的朋友都拒绝和他见面——不是人家不想见，而是单位有要求，不能随便见外地来的人。2021年5月21日，随着《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其中规定：“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曾经火爆的教培市场被约束，图为陕西某县正查处违规办学的教培机构。
面对面才能谈项目，谁也见不到谁，这可怎么办？做不了项目，可以先找工作。林斌投了上百份简历，得到了几次面试机会，每次面试都是老板问执行方案，然后没下文。林斌渐渐明白了，疫情之下，这些公司根本不想招人，只想骗方案——为了生存，很多小公司不得不跨界，可又缺乏其他行业的经验。确有一家公司愿录用林斌，工作量多到惊人的地步，工资却只有七八千元。林斌有两个孩子，夫人也没工作，靠这点钱，远远不够养家。“我也很着急，一想到未来，就特别焦虑。”回老家后，林斌只能靠租房收入和积蓄维持，考虑到短时期内找不到工作，只能压缩开支，他说：“我已半年没给父母养老钱了，连给孩子的钱也一省再省”。申请当社区团购的“团长”。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平时可以不买蔬菜，专等活动时囤一批，折扣低，“团长”还有优惠，能省不少钱。将培训中心的设备挂到咸鱼上出售。买的时候为保证质量，价格比较贵，如今最低打4折，销路不畅，林斌实在不甘心打到3折，他说：“看到120元买的凳子，只能卖35元，真是不服气，暂时还能支撑，我就慢慢等。支撑不下去了，那也只能低价卖。”几天前，林斌又回了北京，“但愿别再有疫情，不然就真完了”，虽然“不至于崩溃，但生活质量会断崖式下降——从略有情调，转向只求温饱”。最让林斌感到愧疚的是，两个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在老家，很多培训企业在偷着干，收入不错。但林斌说：“再困难，我也不会那么做，毕竟为人父母，总要给孩子做个榜样。”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仿佛遇上暴风，一下都被抹去了
“碰上疫情，再想办一家真正的咖啡馆，就更难了。”比约定时间，53岁的老果晚到了10分钟。4年前，老果搬到“东六环外的农村”，他不愿说究竟在哪。搬家可被解读为“混得不好”“没钱了”，自疫情后，老果一直没工作，但他还在为新咖啡馆奔忙。2001年，老果从国企辞职，来到北京，在一家软件公司任高管。2004年，他和朋友们开了人生中的第一家咖啡馆——东区二号。那时他把卖咖啡当生意，此前他只喝过雀巢咖啡。开咖啡馆的那半年，是老果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在那里，他认识了邻居海豚，二人年龄相仿，海豚常来东区二号，他是四川人，在国企任高管，话多，风趣，只要他开口，老果就只能沉默，可二人却成了好朋友。因东区二号，老果结交了无数“死党”，包括加拿大人夏普，大家管他叫老夏。老夏比老果大20岁，正谈着一个中国女朋友，老夏说不好中文，老果说不好英文，两人比比划划，成了好朋友。老夏曾义务给咖啡馆的员工做过一次商业培训。老夏说：我到过很多公司，遇到过很多老板，但像你们老板（指老果）这样的人太少见了，你们应该珍惜他。东区二号是一个成本太昂贵的“文青梦”，每天一睁眼，老果都会不自觉地计算今天又将赔多少钱。也许再坚持半年，就能持平了，但2004年底，东区二号关张了。老夏回国前，老果去看他，屋里赫然放着杠铃架和杠铃。夏普说带不走，送给老果了。老果说，我太瘦，举不动。老夏认真地看着老果，说：常练这个，对脑子有好处。老果还是把老夏的杠铃带了回去，转送给海豚。很多年后，老果还在想：老夏说练这个对脑子好，是不是在暗示我太傻？东区二号给老果最大的改变，是学会了做咖啡，此后18年，老果花在这上面的钱已近100万元。没有孩子，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关于未来的计划。跟着咖啡师学，老果才知道，原来袋装咖啡是各种原料配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咖啡（如今有咖啡冻干粉，属于真正的咖啡），里面甚至不含任何咖啡的元素，可人们的口味却被它劫持了——很多人一说起咖啡，脑子里的第一反应便是袋装咖啡的味道。老果开始跑博览会，在网上买生咖啡豆自己烤。每进一批次，怎么也得烤10几锅，才能大概摸清它的习性。测试豆子要做杯测，杯测的咖啡舍不得扔，便自己喝下去，没想到一次咖啡因摄入过量，竟然中毒了。整整一天，老果躺在沙发上，心悸、头昏、脸涨红、浑身乏力……怀里抱着大矿泉水瓶喝，来冲淡体内的咖啡因。东区二号倒闭后，老果去一家软件公司当副总，2008年辞职，和朋友一起做咖啡工作室。折腾2年多，又倒闭了。老果只好去一家公司当高管。2015年，他再度“被引诱”，这一次，是咖啡连锁，只卖三个品种，成本低、价格适中，让白领们真正体会到手磨咖啡的味道。可连锁需要规模，规模需要资金，老果他们的资金不足……一年多后，连锁店又倒闭了。几年后，朋友找到在公益机构中上班的老果，说有家公司想开咖啡连锁，想请你去“聊聊”。到了那家公司，老果将烘焙、萃取中的技术介绍了一番，强调一定要把好技术关。像大多数“聊聊”一样，此后不联系。几年后，老果才知道，那家公司还真做了咖啡连锁，名字是：瑞幸咖啡。2020年，老果辞掉工作，准备再开咖啡店，可疫情来了。在找新店址的过程中，老果惊讶地发现：记忆中几乎所有咖啡店，要么关张了，要么换地方了，“仿佛遇上暴风，一下都被抹去了”。更让老果意外的是，2021年春节，海豚跳楼自杀。谁也想不到，那么快乐、那么阳光的海豚，已被抑郁症折磨了好几年，老果说：“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来找我聊天啊，跟我聊聊，不就不抑郁了？”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6-01
▌消费社会中，处处都是“中年敌意”
学者杨继东、邹宏威在《“中年危机”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研究发现，幸福感与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与青年人相比，中年人的幸福感平均降低约0.2，约为幸福感平均值的5.5%。”受统计等因素影响，至今国内尚未确认“中年危机”，但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2015）、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1990－2013）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8）三个数据集，可确认“中年危机”存在，且中等收入人群的“中年危机”更深。据国外研究，幸福感最低的年龄在发达国家约为47.2岁，在发展中国家约为48.2岁。研究发现，无工作、无住房、收入低是影响中年危机深度的重要因素，但既往研究较忽略文化因素。职场将中年人定位为工作勤恳、有一定专业能力，但缺乏突破精神。疫情中许多企业经营困难，急需创新型人才，而非守成型，因而更易排斥中年求职者。但这一定位究竟是事实，还是刻板印象呢？以前面提到的张学军为例，他此前无专业运动基础，44岁开始跑马拉松，最多时每年参赛10多次，疫情让大多数比赛停办，可他每年仍坚持跑1—2次全马。他认为：“就我自己而言，50岁后的脑力和体力是最佳的。”但他从没能说服任何一名人力资。对中年人的排斥与歧视充斥在职场的诸多细节中，中年人被视为邋遢的、好色的、肮脏的、油腻的、落伍的、丑陋的、阴暗的、僵化的、变态的……因为在消费市场中，中年人是最难被说服的群体，消费文化必须将其妖魔化，通过夸张青年与中年的区别，提醒“青年人千万别像中年人”，鼓励青年人更多消费。以娱乐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似乎在支持中年女性，但把“中年”线拉低，30岁以上就算中年。在舞台上，呈现的是这些“伪中年”的活力、美丽，是用青年的标准来定义中年，助推了“中年是打折的青年”的误会，那些最像青年的中年被认为成功者。当红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虽主张突破针对年龄的刻板印象，但采取了消费主义的方法，而年龄歧视正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这种用消费主义来批判消费主义的方式，反而推涨了年龄歧视。一面是各种责任，一面是文化上的挤压，像老果这样还有梦想的中年人，少之又少。▌错了也会维持，想改变？太难了
“我不是中年人，我还不到40岁。”自去年8月公司倒闭以来，熊川已经1年多没正式工作了，在微信上，他一度用“又该找工作了”当签名，几个月后，他又删掉了——因为没什么用。今年4月至5月时，39岁的熊川一口气投了200多份简历，只有1/15的公司回了电话，包括聊着聊着，对方突然说“你都39岁了啊”，然后就挂了电话的。通知面试的公司只有5%，其中很多是保险公司招业务员。熊川在IT大厂工作过，当过高管，领导过技术部、项目部、人力资、活动部等，自己创过业，堪称经验丰富，可没多久，他就意识到，大厂出来的人太多了，而适合自己的中管或高管职位，原本就少得可怜，疫情之下，就更没什么机会了。商机靠人员流动，靠可预测性，疫情恰好卡住了咽喉。人不动，业务就上不来，没业务，谁还需要中管或高管呢？熊川刚结婚，房贷每月9000多元，社保2000多元，他四处写稿、写策划方案，有时收入尚可，有时却几个月没进帐。熊川的夫人和他几乎同时下岗，3个月后，她就找到了新工作——她比熊川小12岁，远没到35岁的职场死亡线。在熊川的职场生涯中，曾有两次下岗：一次在家待了3个月，一次是4—5个月。这一次不仅时间更长，压力也更大。因为还能不能找到工作，是未知数，且不再是单身，多了一份责任感。从去年到今年，熊川开始脱发，正在向谢顶奔去，夫人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要孩子的计划不得不再度推迟。在老家的父母动辄电话催促，怕老人担心，熊川不敢说自己的工作状况。他说：“我肯定会要孩子的，但什么时候要，实在说不好。”今年4月到5月后，熊川不再投简历了，因为“反正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先观望。如今，他每天早晨7点起床，散完步，去逛菜市场，他发现，原来自己竟这么喜欢逛菜市场。与原公司同事偶尔还有往来：有关系的去了国企，拿几千元死工资，等着退休；没关系的，和熊川状况差不多，做做家务，等机会。一切就像吴金岭在《北漂二十年，一个破产书商的野心、幻灭与重生》中所说：“人到中年，起起落落，我仓皇地站在人生的下一个十字路口，之所以还没有放弃希望，也多亏朋友一路支持和鼓励。”这两个月，熊川忙着跑项目，没结果，只能算白干，熊川知道，这些项目暂时难落地，因为疫情期间，不允许大规模人员流动。看不到希望，又要说服自己，继续走下去。熊川说：“我知道，这种状况会维持很长时间，错了也会维持，想改变？太难了。”熊川的房子在郊区，离城区30多公里，还有24年，他才能彻底还清房贷，那时他就自由了。（因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除吴金岭外，都是化名）
参考资料：
《“中年危机”的经济学分析》，作者：杨继东、邹宏威，《劳动经济研究》2021年第9卷第3期，第72页—第100页。亲爱的读者们，我们的读者交流群成立了，欢迎扫码添加客服，备注“进燕京书评读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