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民主、权利，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的国际地位调整这三个方面重新审视一百一十一年前的辛亥革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中国民族之重光，是先前散沙一盘的高光时期，是新中国的真正开始。不论此后的路多么曲折艰难，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新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沿着继续走下去的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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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11年这场“中国大革命”，我一直觉得应该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中进行关照。这样一场大事变，既是对全球政治发展的回应，也对此后的全球政治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大历史而言，十八世纪是最关键的一百年。那时的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巅峰期。那时的世界，在大航海开启之后，也迎来十八世纪最重要，甚至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三大事件，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建国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差不多一百年，中国在经历了与西方的紧张、冲突之后，也踏上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变化，因为工业文明不只是几家工厂，几座城市，而是能不能形成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中国在谨慎地消化英国工业革命冲击的同时，也在消化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建国运动对中国的冲击。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实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建国运动的回应。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辛亥前十年中国的政治言论，很少有维持不变，墨守陈规的极端人士，绝大多少主张追随世界潮流，进行改革，回应工业化发展对政治架构的诉求。只是在方向上，或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或日本式的宪政，相当一部分人期待、看好美国的共和架构，但更多的人则认为美国的架构虽好，可能并不适宜于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教育程度、工业化发展程度，大约都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清廷在1901年宣布新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中国舆论的主流，就是竭力避免法国式的大革命，避免暴民政治，同时也必须设法避免美国式的共和。这应该是一个谨慎的、可行的方案。《叠变》
作者: 马勇
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9月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按照人们预设的路径按部就班。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结果，就是告别帝制，走上共和。用我们几十年的政治术语说，就是一举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这确实是一个出乎绝大多数人预想的政治结果。中国一举变为共和国家，不仅是亚洲第一，而且成为世界上极少的共和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之重光，莫过于中国与帝制挥别，步入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时代。尽管此后百年，中国政治步履艰难，难题不断，但民主的信念，共和的信念，确实越挫越坚。人们可以接受容忍事实上的不共和不民主，但绝对不能接受理论上名义上的帝制、专制、法西斯（国家主义）。这当然是中国的进步，是我们永远值得珍视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宝贵遗产。回望辛亥，值得珍视的第二个遗产就是中国民族之构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混杂的族群，孔子时代举目所望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足以表明所谓中国并不是哪一个特殊族群所独有所独占，而是各个族群的共同创造共同享有。过份地强调种族民族的纯洁性，既不合乎历史，也不利于未来。就清朝而言，满洲起源很早，与中原各族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创建了金朝，而且在与中原王朝、族群长时期交往过程中，互相学习、相互贸易，在朱明王朝几百年中，原本可以像之前历史演进一样，从边地渐渐本土化，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明代中晚期政策失当，让一个在明朝政治架构中几百年的满洲渐生异志，并最终成为取代明帝国的新王朝。
如果我们从超越的大历史视野观察明清易代，一方面我们承认中原知识人具有相当的家国情怀、法统意识，南明诸政权几十年不妥协的接力抵抗，当然表明中原士大夫阶级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明遗老的抗争并不能改变滚滚向前的历史大势。至康熙即位，各地的反清抗争基本上结束。此后一百年，又是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繁华，而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持续发力，开疆拓土，大致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四至。乾隆中期，中国的盛世或许有很大的水分，但几十个属国、广袤疆域，应该说让知识人原来的反清反满意识获得了极大的消解。大清帝国内部各个族群之间不能说没有利害冲突，但绝对不像清最后十几年革命党人所渲染的那样势同水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在甲午战争、义和团事变之后确实起到了政治动员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革命党人对满洲贵族的厌恶、排斥主要的就是他们的“不改革”，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满洲人不可能将中国带上现代化之路。形势比人强。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二十世纪初年确有一个“觉醒时代”，新政、宪政，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日趋破产的满洲贵族政治信誉。因而当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革命党人号召的“驱逐鞑虏”并没有成为事实，一个先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的结果却油然而生，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终于凤凰涅槃，重塑辉煌。辛亥革命让中华民族重塑辉煌的第三个方面是其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知道，古代中国，至少在十八世纪之前，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灯塔，举目所见，不是中国的属国，就是中国的边地。中华帝国类似于一个邦联体制，除了本土诸行省，更多带有藩属、盟邦、朝贡国等性质。那时的中国对周边有很强的文化吸引力，中国的政治周边也随着文化边疆的扩展而扩大。只是到了马戛尔尼来华之后，西方的工业革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调适，让西方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获得了全面发展，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慢了一步而步步失调，“中体西用”、“后发优势”等种种解说，或为辩解，或为自嘲，不过一个不可更易的事实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那一百年中几乎是逐步跌落，天朝上国渐渐变为被列强厌恶、指责、指教的国家，最低点就是1901年的辛丑议和。
义和团时期的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经过十年变化，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华民国构建，中国的国际地位陡然之间大反转，不仅渐渐成为国际社会不再被歧视的一员，而且渐渐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极具分量的大国。比如我们看到1904年日俄两个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撕杀，中国为这一事件的当事国，而且是最权重的一方，但是中国并没有资格参与战后安排，其所受屈辱真的是无以言表。然而只是十年时间，1914年欧战爆发，中国成为交战各国争相拉拢的对象，中国也适时加入最合乎自身利益的一方。更重要的是，战后秩序安排，中国拥有相当的发言权，中国重回世界中心，一举扭转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地位下降的趋势。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成就，除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架构经过清民易代，已经处于世界潮流的前浪，辛亥革命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可能。从自由、民主、权利，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的国际地位调整这三个方面重新审视一百一十一年前的辛亥革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中国民族之重光，是扭转先前散沙一盘局面的高光时期，是新中国的真正开始。不论此后的路多么曲折艰难，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新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沿着继续走下去的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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