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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与他们的银行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就是斯密所讲的汇集资金，即打破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在银行产生前，人们在需要资金时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借款，在这个局部市场上，资金的持有人显然拥有垄断地位，因此可以向其索取高昂的利息。但是，有了银行后，人们就可以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向无数身处各地的人借钱，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就这样被打破了，利率当然也会出现相应的下跌。另一方面，则是信用货币的创造，指的是银行可以在吸纳存款之后，将部分资金进行储配，以备不时之需，而将剩余的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这样，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超越了市场上原本的货币量，货币本体（当时是贵金属）的垄断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信用被不断创造出来，人们从市场上获得资金就会变得更容易。这样，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也会更迅速，资本循环也就会更顺畅，整个经济的运作效率也就提高了。不过，与此同时，信用的创造也会给经济带去更多的不稳定，它意味着银行策略的变化将会给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带来很大冲击，而银行本身的策略是很容易受到其经营者对于市场判断的影响的。然而时过境迁，一切的伟大开始在信息社会面前都面临者解构的风险，上世纪七十年代，以上传统理论收到了挑战，社会上流行一种“银行地位下降论”，认为随着信息成本的降低，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已经可以越来越容易地找到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撇开银行，来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既然银行作为中介的存在意义被取消了，那么后续的信贷创造，以及将直接证券转变成间接证券的作用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那么本次获奖者的研究，就为银行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由上所述，很多人痛恨银行因为其利用信息不对称搞赚头，已经成了一种新的broker（中文译为牙人）。戴蒙德和戴维格却认为，银行的作用主要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保险。具体来说，他们构建了一个两期模型，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在现实中，投资项目需要长时期的投入，其中产生的成本在项目完成前是不可收回的。但是，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投资者随时可能面临流动性的冲击，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不得不终止项目，造成大量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风险事件，人们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分散和消除风险。但是，像投资这样的事件由于信息不对称相当严重，保险提供者很难知道投资者的个人信息，也难以通过大样本来推断出相应的概率，因而就不可能为这种行为提供保险。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恰恰就充当了为投资人提供流动性保险的角色。当投资人面临流动性冲击时，银行的贷款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更好地实现跨期的资源配置。而这种作用反映在宏观层面上，就可以促进经济运作效率的改善。这可以说是两戴对银行理论的最大贡献，可问题是，讨论银行的终极问题是为了讨论万恶之源——钱，银行可以死在某地，钱却活跃着。上面我们讨论到贵金属被银行建立的信用货币消解，那么漫长的没有银行的历史中，贵金属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看唐代绢帛、贵金属以及钱荒的现象去思考。▌金银器绝美，贵金属却不流通？
在“丝绸之路热”的大背景下，近些年国内学界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但大多关注花纹、图案等中西文化因素的交流，较少回归于金银作为贵金属本身的内部职能。国外学者对金属货币的研究也大多以宋朝为起点，基于宋朝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进行研究。然而时过境迁，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作为预设结论而开展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的经济史编纂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自相矛盾之处。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唐代是否存在（小规模）贵金属作为货币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吕思勉最早已经有大致探讨：金银行用之广，蓋缘货币之不足。然迳用为易中者，亦惟岭南。《日知录》中引韩愈奏状，谓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谓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又引张籍诗曰：“蛮州市用银”是也。金价太贵，银之用蓋尤多，后世银铜并用之基，实奠于此。按唐世币制之坏，可谓是处皆然，中原贸易殷繁，自必更以为苦，然以金银为币，仍限于五岭以南者。钱币者物价之尺，尺可一而不可二，既用铜钱，又用金银，是二之也。金银通用，广狭不侔，设并用之，比价岂能不变？若有变，是三之也。职是故，圆法虽坏，人民仍愿用钱。杨於陵谓大历以前，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而后亦用钱，其明证也。简单来说，广东地区确实有金银作为货币的记录，可最终走向废用。理由大致有二，第一是非信用制货币基础的大背景下多币种无法同时流通，即上文所谈到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第二是交易额度问题，面值小的货币更容易广泛流通，如历史悠久的铜（铁）钱，可分割的实物货币布帛等。面值较大的贵金属黄金如果没有政府主导或者成规模的商业活动而促成的大额商业结算很难流通。如果放到全国范围来看，根据已有研究统计，所有金银交易均在小范围有政府信用担保的情况下进行，或礼仪性，或中央政府军费度支。▌货币的材料是怎么定的？
就金银材料本身来说，其用途大致可分为二。一是作为奢侈的装饰工艺之原材料，二则可当价值的代表物，或相互授受，或用为保藏品，其中可包括赠遗、支付、蓄藏等。就绢帛而言，其两大功能也有重叠之处，但绢帛不可无线分割，也不能过长时间的蓄藏（作为贵族炫耀性消费品的丝绸除外，但其保值情况不同于黄金）。日本学者加藤宽将金银在实际生活流通中分为私经济和公经济，然而这种分类既非经济，也非公私，将本就对于东亚国家陌生的舶来语词“经济”更加模糊化。或者说将经济的含义彻底局限在了政治意义中的“经世济民”之中。不管是在加藤定义的公或者私中贵金属都无价值尺度的功能，例如《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中太宗曾用千金求购王羲之书法真迹，虽然不同水平的书法作品可以开出不同的金价，金两万、金一万五等，但并不能像现如今拍卖市场中用流通货币与金价互换。那么已经成为唐代公认流通实物货币的绢帛是否会出现这种价值尺度紊乱的情况呢？也是会的，这种情况就出现在丝绸之路的绢马互市中，唐政府每次支付的马价绢数量不等。肃宗以后，有互市年份的马价绢少则 7 万匹 ～8 万匹，多则 40 万匹 ～50 万匹。在唐中晚期，绢马互市的要求基本由回纥等周边势力主动提出，唐政府参与交易颇显被动。从史籍记载来看，中晚唐时期的唐政府主观上并不愿意这种被动的互市频繁出现，如代宗大历八年，“领马一万匹来求市，帝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而有些交易并不公平，如“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甚至于唐朝政府所换回的马匹影响到该项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如曾出现过“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的评价。此中绢马互市中的“市”字或许换成“易”更为合适，整个交换过程并无“市”可言，如果把唐政府和回鹘团体视为两个出于和平目的愿打愿挨的个体，这样的市场与太宗个人求购书法作品并无多大不同。故而公与私的分别，形状外观大小的分别都不是货币研究的核心点，大众哪怕一部分贵族小众范围内能够从内心接受的价值尺度心理认知基础才是讨论的核心。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看，太宗在作为求购书法作品时的形象比其用行政手段进行绢马互市时更符合一个市场中的微小消费者形象。综上所述，绢帛大多数情况下有“易中”功能，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与贵金属一样的只作为交换物的情况。《中国货币史》
彭信威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版
▌绢帛进入流通之后，钱荒为什么更严重了？
史传周世宗柴荣未发迹之前曾与手下大将交谈日后作为，大将果断求赐税官。故事真假无法辨别，但可见在一般百姓眼里税官着实有利可图，利即在做“对冲”的过程中，故而有学者分析中古时期的中国社会并不适合复本位货币，原罪当真在于货币复本位吗？或者那些万恶的税官、牙人，broker身上吗？众所周知，为解决钱荒问题，唐代采用绢帛作为实物货币。绢帛是纺制品的总称，租庸调制度时期对哪种布用来交哪种税有着明确规定。效果不佳，不仅扰民，钱荒现象也没有得到改善。 此条疏在《资治通鉴》中为贞元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再议：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若直定布帛，无农估可折。蓋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知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计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此条论议比陆疏更为直接。作为地方官，他的视角则放在基层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即基层税官在收敛税务中的对冲行为“三估计折”其中所捞油水，以及由实物税变革过程中对农人最直观的影响——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这两种影响加起来的恶果就是“人力竭而有司不知觉”。陆贽的疏则是从上级管理的层面上解决皇帝的问题，由租庸调制变为两税制后钱币反而更加贬值。这段话也常被各路学者引用将两税制视为钱荒的罪魁祸首。但何以一项原本是针对土地人口制度的变革却造成了钱币的贬值？其实只是在不经意间重复了王朝恶性“通货膨胀”的进程。小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电影里反映魏玛共和国人民用钱糊墙的镜头，可以以此作同样的类比，通过尹齐抗的论议我们注意到布帛作为实物对于农人的意义，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布帛已经是当时合法流通货币，大部分已有研究在唐代恶钱时多举几次“通宝”的发行过程。但其实通过这次赋税制度的变更，相当于又强迫农人在缴税折估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恶钱的发行。只是过程不像通宝替代时期的直观，故而有民力竭而上不知觉的感慨。通过世宗的故事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到五代时期也没有明显好转。 绢帛作为实物货币的最大特点即除了充当流通货币外，还可用于平时生活作为日用消耗品，然而这其中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去的关注中往往只关注绢帛在拯救钱荒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忘了绢帛作为衣服本身的用度是否充足，唐代绢帛年均产量仅相当于南宋的一半，然而唐的疆域却远大于南宋，再加上丝绸之路上的胡人行商们对于绢帛的追求，这必定意味着绢帛在用度方面也存在问题。而一旦货币材料不足，就会出现货币实际价值小于政府行政命令规定价值的情况，这是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都经历过的困难，所以当绢帛在内地也会成为一种不足值货币。然而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丝绸之路上，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我们能够看出那里的绢帛作为流通货币呈现出一种健康的状态，相反，那里的商人反倒会认为铜钱价值不稳定而更倾向于用“大练”来结算，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货币价值“离岸”，“在岸”的概念。当一个货币离岸和在案价值相差太多时，人们一定将之视为不适合进行国际贸易的货币。明显可见，铜钱与绢帛若从这个角度来看，铜钱自然是更适合国际贸易的货币，然而在这里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一个国家，同样的政策，同样的实物货币，却在西州成为足值货币，而在内地却是造成广大农民痛苦的不足值货币。综上可知，对于大部分普通的百姓来说，钱不足，用亦无法足。 唐代政府官员必定也能想到促进流通一法，故而有禁止蓄钱的政令。然而禁止蓄钱是禁止除政府外的豪绅地主私人官员等蓄钱，“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实际上据杨於陵上奏来看，钱荒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央政府对于钱币的紧张控制。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四月，唐宪宗颁布《禁私铸现钱敕》，其中云：上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以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忍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然而，无论怎样多次禁私铸、蓄钱，百姓依然敝帚自珍，“蓄恶钱，待禁令驰”。一个普遍缺乏货币安全感的社会，蓄钱乃正常心理，作为人治的政府当然不能例外，也许也就是那头血盆大口的狮子。唐代货币储藏的风气，有学者认为是商品经济欠发达、信用制度落后、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以及心理因素造成的。由之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共识：认为货币的储藏是一种常态，而钱荒是这种常态下的特殊现象。赋役的货币化、货币流通体制的弊端、中古时期民间借贷成本高和私铸钱的盛行，为了应付财政的大量滥发货币、普遍的货币替代，变铜钱为铜器都可导致钱荒的发生，但这些现象最后都归结到了贵金属货币导致的货币贮藏。钱荒成了钱壅，或者说，钱荒本身就是一种钱壅。当然，财富的聚集不仅限于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在两税法实行以后，甚至铜钱也成为囤积的对象。这也可以看出财富的聚集，已经不能用规定法定货币、推出新的税制等方式解决，乃是社会经济恶化的一种趋势。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其实全世界各文明都出现过老百姓过于囤积钱币，导致货币流通失败的故事，特别是大型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管子》
李山 译注
中华书局，201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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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提出的环乘之币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启发？
在前面两部分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唐代钱荒钱壅纠结在一起的情形。过度纠结是钱荒造成了钱壅，还是钱壅造成了钱荒似乎会使研究者陷入蛋生鸡鸡生蛋这样的怪圈中。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两个名词都无法成为彼此的必要充分条件， 故而也就不存在互推的必要。与其纠结这种用经验主义难以解决的模糊问题。不如选择回到货币的本体，用本体论取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即探讨货币的性质，动态等性质。我们知道商品的两个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简单来说，三大特征是劳动产物、用于交换，和用。从上数我们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金银也许并不符合商品的标准。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商品的标准本身就是货币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形成的，故而用这个标准去反推，本身就有极大的逻辑问题。故而我们必须把视线拉到资本主义成熟之前。管子的环乘之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刀币者，沟渎也。”流通中必须保持最少量，这个量就是环乘之币，即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出于意识形态，大陆曾盛行“蒋介石带走黄金说”，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无意义的政治渲染，但值得考量的是其后续结果，与唐代岭南相比，黄金如何能在台湾建立起良好的经济秩序。答案在于流通。中华民国政府将这些黄金作为发行国债的信用保证——准备金。我们可以用唐代时期和中华民国台湾省手中有黄金的群体作对比，唐代群体多为富有特权地位的贵族阶层，他们获得黄金的目的为储蓄收藏，而中华民国发放黄金则是针对普通民众，人们虽然也将黄金藏在家中，无论是公共消费—国债支出，还是个人家庭消费，都有了相应的消费信心，这是准备金的最重要意义。由此我们看出金银贵金属在两个境况下的发展前景，一为储藏，一为流通，而造成两者不同的额关键原因就在于，金银存在的位置是政府等高级单位还是百姓商贩这些下级流通单位。不管是从历时还是共时的地理角度来看，发展出金银贵金属货币的区域往往接近海港，丝绸之路起点区域。金银储藏的富积与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情况并无直接联系，也正由于这一点，货币的流通情况并不受到很强的行政命令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对货币的定义是五个属性，流通工具、支付手段、价值贮藏、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然而，经济学是一门经验性学问，不仅我国，世界上任何一种原始货币的出现都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不是为了凑西方学者定的现代货币标准，有学者认为五种标准在中古时代的货币仅需保留三种，而我认为或许可以更为精简，在这里我们可以结合管子的轻重货币说。管子认为，货币本身也是商品，故轻重意识重，价值尺度意识少。唐代金银即印证了管子的理论，因为流通量不足环乘，故可以交换，具有成为货币的价值，但本制上仍然是商品，意义在“轻重”，则不在“尺度”。我们来用极值的方式考虑这件事，如果商品的量少到非常少，那么他是否还能成为商品，答案是当然，比如唐代名贵的金银器，还有当今世界的钻石，但金银器钻石还是可以在当时情况下定价的。如果商品的量多到极其多，他是否还能被称为商品，依然可以，比如水稻。当然我们不能钻牛角尖的真的把这样的极值缩小到接近零，比如全世界只有一颗的钻石，和沙漠上的一粒沙子（虽然沙子可以制作玻璃），面对这样的钻石时，我们会称他为无价之宝，面对这一粒沙子，我们会说他一文不值，这都是数学中无意义的点，故而排除。然而如果把货币放到上面的讨论中，情况是否一样呢？这时候我们似乎会看到一个问题，货币不能面对这两项考量，过少时为钱荒，过多时为通货膨胀的糊墙纸。故而我们能够看出，货币与商品相对比，对流通量有着更高的要求，也就是管子强调的量，但管子那时候还没有看到极大值的问题。由极大极小值我们回到上文谈过的一个问题——分割。过去人们常常讨论绢帛作为货币的一个弱点——不可无限分割。一匹布只有作为一匹布时才会有“价值”，如果它被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它就没有了“价值”，其实在这句话中，前后的价值都为使用价值，绢帛只是暂时用来解决钱荒的问题，故而被赋予了“价值”。一匹绢帛，它人生的终极价值，依然是被使用。那麽我们试想，一件衣服，上面印满了一块一块长方形的宋代交子，如果我们按照小块边缘将之裁剪，最后得到了一沓宋代交子，那麽它到底是一堆布，还是一沓钱？我想但凡有一些经济头脑的人，都希望自己得到的是后者。所以所谓的“不可分割性”只是绢帛缺乏成为货币符号条件的另一种表达，如果这些布仅仅是作为货币的材料，就像我们的人民币需要纸作为原材料，它更多具有的是作为货币的符号性，那麽这时，不可分割性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这时候也许出现一个疑问，布的使用价值比纸大，作为印钞局长的牛顿第一个不同意。但是，任何一种材料，再被加工成货币的过程之中，就一定包含了人的劳动过程，原材料、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它成了商品，如抹布、卫生纸等。而也正是这个在心理上去商品性的过程，接受其为货币符号的过程，使之真正的成为了货币。重点仍然是在去商品性的心理基础，太史公在《史记》用了货殖这个字眼，商品强大的心理基础也就是在“货”这个字眼上，人们如果不能忘记“货”，就无法走向大规模的“殖”。从技术上来说，我国唐代开采金早已舍弃先秦时期的狗头金，转而采掘、熔炼一些低品位的矿山。然而作为法定货币的铜钱尚出现用不足的现象，政府理应不该限制金银贵金属的开采。然而事实局面依然是“奇货可居”，不论是金银还是绢帛，其商品性都没有被彻底的去掉。故而此种货币制度必然难以维持。《杨小凯谈经济》
杨小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管子能与二戴进行跨服对话吗？
管子那时候没有银行，但却提醒我们注意到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信心。至少二戴提到了管子所关心的问题，挤兑与流动性。虽然银行的出现可以为投资人提供有效的流动性保险，但银行本身其实也是脆弱而充满风险的。我们知道，虽然银行里有很多钱，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钱都不是银行自己的。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存款者都找银行来还钱，而银行又还不出钱，那么它自己也会陷入流动性困境。这种现象就是“挤兑”。每一个储户究竟是否选择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取决于他们对于银行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由其周边人的行为决定的。如果他发现没有人抢着去取钱，那就说明银行是安全的，因而自己也没有必要去取；但如果某一天，他发现大家都抢着去银行取钱，那么就说明银行出了问题，自己也必须抢着去取钱。这就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恐慌”。为打破恐慌，戴蒙德和戴维格建议由国家向银行提供存款保险，这样就可以提升储户信心，也可以让银行更好地帮助投资人抵御风险。 日剧《半泽直树》剧照，男主半泽直树是东京帝国银行的一名信贷经理（具体职位因剧情走向而变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考察待融资企业的实际情况，而面向融资个人的咨询工作在我国银行中几乎是缺失的。
在流动性上面，两人则与管子更加有共同语言，两人在论文中提出：缺乏流动性是资产固有的属性。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你花3块钱买可乐肯定比花30元买星巴克更爽快，对于一般ins风小女生来说，星巴克肯定比可乐更搭新做的美甲。30块比3块钱蕴含了更大的商品性，也少了更多的流动性。你能看到可口可乐广告中俊男靓女运动之后把可乐浇在身上，可乐冒着气泡流动在他们的热辣的肉体上，但你让瑞幸广告用生椰酪酪浇浇看呢？不仅不流动，可能还涉黄。这个例子或许不够恰当，但用来解释资产缺乏流动性应该是够了。此时，金融中介，银行的咨询功能就起到了提高流动性的作用。帮助无论是国家金主爸爸融资或是个人金主爸爸融资，都是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体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倾向性是逐步走向微观经济的，但我们看到，二戴理论中的国家和银行都是非常宏观的东西。很多人都认为管子、亚当·斯密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更准确的说，是宏观的解释方法已经过去，但应对措施和眼光是不在乎宏观或是微观的。第三位诺奖经济获得者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就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非经济学专业，并不能摸清瑞典颁发经济学奖的路子。但今年这三位获得者的宏观风却给我们中国读者一个袪魅式看待经济学的机会。中国的一些中产确实有闲钱了，面对让人眼花缭乱的区块链、凿币等新出现的名词，不赶紧投进去都觉得亏。可脱离了实业的“区块”经济难道真的不是空中楼阁吗？这种经济有好转的可能吗？我并不反对投资，只是任何没有实际理论基础的数字框架都是口水专家的狂欢。与其追逐潮流，不如回头读读管子，读读历史，或练习铁人三项。陈永伟.银行与危机：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经济观察报.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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