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传奇霍英东：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作者：华商韬略丨华商名人堂 陈光
1955年，刚刚32岁的霍英东走上人生第一个高峰。站在自己开发的香港第一高楼蟾宫大厦的顶层，这个船家走出的年轻人此刻已可俯瞰全港。
2年时间内，在“卖楼花”引领的地产狂潮中，霍英东攒下近2000万港币身家，当时香港的中英商人中，有如此家财者屈指可数。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名利双收的霍英东，却在不久卷入时局的“阴谋”，迎来人生中最严重、最持久的一次打击。
因为这次打击，他在人生的第一个高点上黯然淡出，就此与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黄金时间擦身而过。
如履薄冰的大富豪
香港第一高楼蟾宫大厦预售期间，坊间突然传出霍英东的各种消息，朝鲜战争向大陆走私物资、贩卖军火，还有消息称港府要将其递解出境。
彼时的霍英东刚刚缔造财富神话，是风云人物，其传闻备受港民关注。一传十、十传百，几天间港九各地都是霍英东将被递解出境的消息，这也成了之后几十年内其谣传（走私、做军火生意）的“资料”起点。
前作中已经详析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货运生意，他没有涉足军火，那时候也没有红色背景。实际上，在谣言漫天之前，很少人知道霍英东曾突破美英的“禁运”封锁，和大陆有生意往来。因为那期间，他并不是这个“产业”里赚的最多、最显眼的商人。
听闻谣言之初，霍英东很震惊，但他认为谣言止于智者，因此不闻不问。但是没多久，消息越传越“真”，很多买了“楼花”的人上门要求退款。
霍英东曾试图出面解释，但效果甚微。这之后，随着港英政府对他的“限制”，以及和大陆真正开展关系往来，霍英东就此事愈发难以开口，外界一度以为他默认了传闻。
蟾宫大厦建成之后的几年里，虽然流言甚嚣尘上，但霍英东依旧投建了几十座高楼，每栋楼预售期间，“他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都会适时爆发一波，搞得买家人心惶惶。
霍英东逐渐意识到，流言并非不胫而走，其背后有力量在推动。多年后，霍英东回忆认为力量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港英政府因为朝鲜战争时期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对他“有意见”，但霍英东没有触犯过香港法律，当局只能放出风声、混淆视听。
二是一些传统地产商对于后起之秀“羡慕嫉妒恨”。霍英东曾“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一些不相熟的地产商要求和他合作、更有甚者直接提出借一大笔钱，在婉拒时，霍英东自认“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这些传闻对霍英东的影响很大。此前，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为淘金驻扎荒岛半年的“激进分子”，但之后的他愈发谨慎。因为瞻前顾后，霍英东的事业受到波及，时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选择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霍英东决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
“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霍英东日后回忆说。
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
谣言影响了霍英东的决策，但是并不能动摇其巨商的地位，因为霍英东当时的影响力大到地产界、甚至港英政府都离不开他。
霍英东自认一生“从未负过任何人”，凡是帮助过他、和他有合作的人，最后都赚钱发达。因为有钱一起赚的行事风格，霍英东有着极高的口碑，很多生意人都称他“对人没得说”。
朋友要办企业，找他出资入股，霍英东很少推辞；有朋友资金链断裂无以为继，请霍英东出资接手，只要金额在可承受范围内，他一律应允。香港金融、地产波动期间，救急的港商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能救你”。
港英政府离不开霍英东则是在基建层面。发展地产的同时，霍英东也经营海沙生意。他在50年代后期收购了美国人经营的太平洋造船厂和荷兰治港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前者是香港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个案例。
当时的香港每天都离不开“沙”，一天没沙，建筑、公路、填海等工程全得停工。但挖海沙是个需要大资本、耗时耗力，但所得不多的产业。在地产、金融遍地是金的彼时，很少有大商人愿意投资挖海沙。
“做地产如果需要10%的时间，那海沙则要90%，而且根本赚不到什么钱。”霍英东说。他将海沙的规模做得非常大，因为可以从中收获满足感和责任感——没有海沙，香港不会在短期内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
海沙是霍英东旗下唯一没有受到时局影响的产业，即使之后决定收缩地产生意、只守不攻，霍英东也没有放弃在海沙上的投入，直到80年代，因为新材料、粉碎岩石等代替海沙，他才逐渐放下淘沙的生意。
通过海沙生意，霍英东积累了大量船只、施工队、大型机械等工程资源，他也因此参与兴建了很多市政工程。比如香港第一条人行天桥、各处码头港口的淤泥清理工作、深挖海床等等，霍英东还兴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淡水湖工程，一举解决了困扰香港市民多年的缺水问题。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找不到比霍英东更合适的合作对象，《文汇报》因此称霍英东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
出于影响力、庞大资产和“不负人”的原则，霍英东相继进入不少产业，其中就包括他从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身不由己成为博彩大股东
上世纪60年代初，霍英东结识了同为香港地产商的何鸿燊，后者一代“赌王”的传奇同期拉开帷幕。
这对强大组合因何进入博彩业，至今众说纷纭。据霍英东自述，他从未想过涉足博彩，一是怕和赌产生联系，败坏了名声，二是怕“捞过界”，侵犯了别人的地盘。而且起初，何鸿燊也没想过做博彩生意。
当时澳门的商界很封闭，生意场错综复杂，本地势力、帮派、大陆携带武器的江湖人物等势力相交错，没有人敢去澳门抢生意，就连来回的轮渡船都由他们控制。
这些势力主要把控两大生意，一是炒黄金，二是赌场。黄金是当时澳门最大的产业，利润是赌场的10倍。但是黄金的生意有“地下”性质，澳门政府从中获益甚少，反而是赌场能提供不少税收。1961年，澳门当局决定改革博彩业，通过竞标的方式拍卖赌牌，让最具实力的生意人将其做大。
霍英东和何鸿燊介入竞标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距赌牌拍卖还有10天时，霍英东受邀去澳门参加一场足球赛，赛后的聚餐上，有人称霍英东对于赌牌的归属已经运筹帷幄。
霍英东对此莫名其妙，但是也没有在意。但何鸿燊不一样，餐后，有消息称“鬼仔”来澳门当“食饼仔”了。何鸿燊是混血儿，因此被称“鬼仔”，“食饼仔”则是指参与某类竞标，但不以中标为目的，纯粹为了敲其他竞标者“竹杠”，否则就恶意提价。
这句传言中的恶意显而易见，何鸿燊对此非常气愤，一怒之下决定投标。但他此前毫无准备，参与投标要交100万葡币，何鸿燊遂找霍英东帮忙注资，霍英东答应后，反复强调千万不要透露“霍英东也拿了钱”，因为他不想和赌业有所牵涉。
为“争口气”参与竞标后，麻烦来了：这份标书应该怎么写，投标的价格怎么定？何鸿燊有点骑虎难下，找霍英东商量：如果随便写一份标书，岂不是坐实了“食饼仔”的传言？
两个商议许久，最后霍英东心一横，不如来一票“真的”。他告诉何鸿燊：赌是坏事，但如果把赚到的钱用于繁荣澳门以及慈善事业上，那就成了好事。澳门政府希望通过博彩发展旅游，全面带动澳门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搞“黄赌毒”，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改变澳门。
何鸿燊赞成了霍英东的提议，当天晚上，他们进一步敲定了繁荣澳门的细节，比如兴建码头等设施，以及如何利用赌场的资金再投资，用于梳理河床、建酒店等项目。带着这份标书，何鸿燊一举中标，开始了其叱咤至今的赌王生涯。
不过中标之初，形势依旧复杂。当时的赌场虽然是个小生意，但终究是从本地势力手上虎口夺食，有竞争对手甚至警告说：何鸿燊新成立的澳娱得到博彩业专利的那天，就是澳门的末日。
澳娱（澳博前身）前几年发展很困难，需要处理的关系很多。不过这一切和霍英东并没有什么关系，除了一些大方向上的建言献策，他没有参与过赌场经营的具体事宜。
但霍英东还是在第一时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中标后，他便投资300万疏通河道、发展外港，期间，其创造性地以“引水去泥”法疏浚澳门外港码头，被视为霍英东商业历程中最大的贡献之一。
当时的澳娱没有能力投资基础工程，霍英东揽下了全部资金。他带着工程队抵达时，有本地生意人笑话他：葡萄牙人占据了几百年，也没有搞成一个像样的港口，你能做成？
结果是，霍英东在短短几年间，解决了葡萄牙人40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的疏河工程成功拓展了澳娱和澳门的经济，在此基础上，他又联合何鸿燊发展了信德船业，外地人前往澳门再不像以前那般困难。
对于这一点，霍英东非常自豪，很少自夸的他甚至曾说：“没有我当日开通外港码头，所有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
澳娱崛起后，因为霍英东名头太大，媒体一度极力渲染称他才是赌场的实际控制人，但霍英东称其涉足博彩更像是“身不由己”。虽然占据澳娱25%的股份，是大股东之一，但他从不管事，也不计较分红——其每年拿到的分红并不多。
除间接推动澳门发展外，霍英东还简单粗暴诠释了如何利用“赌业做好事”：2002年，他将澳娱的全部股份捐给了基金会，这部分股权价值100亿港币。加上此前的慈善捐赠，霍英东在是年的捐献金额已累计达150亿港币。
“这块地我们不卖了”
“无心插柳”投资的澳娱一日千里，霍英东的老本行地产生意却驻足不前。
朝鲜战争后，霍英东时刻关注大陆的局势。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新华社驻香港的人员成为好朋友，虽然港英政府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霍英东始终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这段联系。
1964年9月，霍英东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为了避开香港移民局的来回纪录，他绕道澳门出发，坐了10个小时的汽车，又转到杭州和观礼团汇合，才一起上京。
彼时的霍英东对于大陆的了解很欠缺。他在两年前去过广东，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国人还饱受饥饿的肆虐。于是，受邀去北京时，为了不给接待人员添麻烦，为缓解粮食压力贡献一点小力量，霍英东自带小电炉、玉米、芋头，背着大大的行囊出发。
那一年，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在会场门口，邓小平和香港同胞们一一握手问好，这样的礼遇让霍英东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全程秘密进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北京返港后，霍英东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
1965年，为了活跃萧条的地产市场，港英政府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计划，拿出从金门大厦至警察总部之间的一块面积达27英亩的黄金地段进行拍卖，这是港府历来公开招标中地皮位置最好的一块。
那时候香港地产界有实力、有资金参与其中的商人不多，霍英东是其中一个。为了吸引投资，港府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是外界一致看低香港地产的前景，没有一人下标。香港的地产商在前一轮大跌中成惊弓之鸟，无人敢投这样的大项目。
霍英东则认为香港地产未来大有可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几千万。最后落标时，整个项目只有他一个人“下注”。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霍英东的预料，投标截止时，港府告诉霍英东：这块地我们不卖了，打算收回来。
如今，海军船坞一带已经成为香港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若非港府临时取消，霍英东从中赚得的钱将难以估量。
史无前例的耻辱
经历这次打击，霍英东明白，自己已经遭遇当局的“政治歧视”，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于是，霍英东产生了隐退的想法，这之后，他只守不攻，几乎没有再上新的地产项目。
不过霍英东对于香港地产的前景非常看好，他经常告诉生意朋友，也多次发表公开谈话，称香港未来的地产一定会有凶猛的势头，你们要把握好机会。果不其然，几年后，香港的地产开始复苏，地价更是狂飙突进。
新一轮的饕餮盛宴中，已然没有霍英东这个曾经头号食客的身影。实际上，当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否挣更多钱已经不是霍英东思考的主要问题，在复杂的局势中，他甚至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1967年，受“文革”影响，香港澳门发生了很多大事，六七暴动是其中之一，期间有流血伤亡事件。为了避免港英政府拿“典型”出气，霍英东搭临时飞机去了英国，开始了长达半年时间的周游列国之旅。
霍英东的回避十分明智。他不可能坐视港府暴力镇压工人，肯定得站出来有所行动，但他又非常不赞成工人采用“文革”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香港社会将他视为亲中阵营的重要人物，如若留下，霍英东的处境将非常尴尬，甚至有可能遭遇恶意报复。
不过，有些事很难躲掉。尽管避开了最危险时期，但重回香港的霍英东依旧一头撞上了歧视和压迫，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星光行事件”。
星光行是霍英东参与投建的大型地产项目，项目总造价3000万，霍英东投了1750万。建成后，霍英东将星光行出租，租客之一是一家名为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美术品为主的企业。
因为这个“理由”，美国驻香港领事直接将星光行列入了黑名单，明确宣布其中租客不能买卖美国货。
声明出来后，星光行的租金大打折扣，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没多久，香港电话公司又给有意入驻的商家打电话：最好不好租用星光行，否则开通电话的时间将会遥遥无期。
没电话连生意都做不了，没有商人敢和政府作对，已经入驻的商户闻讯后纷纷退租，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
其他投资人坐不住了，找霍英东出主意，商议的最后，大家决定出售星光行。消息刚传出，英资地产公司马上找上门来，以3750万、近乎成本价的价格提出收购。更过分的是，交易的方式是还清星光行在银行的贷款（1750万），剩余部分（2000万）以承诺票据的方式结算，就写一张欠条。
一栋大楼换一张欠条，对于霍英东而言，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耻辱。但他已经失去选择权：背后的势力仍在强行干预，不让星光行交易到其他亲中商人手里，不卖给英资公司，这栋楼只能空置。最后，霍英东只得收下一纸票据，而后来，星光行的市价升至了几十亿港币。
遭遇接二连三的压迫，霍英东心灰意冷，尽管仍是资金最为充裕的地产商之一，但他决定放手，彻底淡出。霍英东离开后，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崛起成为中流砥柱，开始了新一轮的风云际会。
“体育就是政治”
1964年受邀观礼后，霍英东每年都到北京，还依次去了井冈山、延安、红旗渠等革命老区，尽管那时候他连普通话都听不懂几句。
每次回港，霍英东都带回大批东西，特别是各种工艺品，买到满屋子都是。后来他回忆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只是想通过消费，表达对大陆的支持。
不过这种支持有时候比较“尴尬”，在香港，霍英东是第一个使用国产电梯的商人，葡京、星光行用的都是国产电梯。当时“中国制造”的水准还很低下，霍英东以为能出口的东西肯定是好的，结果电梯几天坏一次，还没有办法维修，因为香港找不到合适的零配件，霍英东因此“经常被人骂”。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中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后，霍英东与大陆的关系愈发紧密，其中有两条线：一是体育，二是生意往来。
当时大陆仍是计划经济，没有外商投资的空间和先例，“体育外交”成了霍英东率先实践爱国抱负的平台。
霍英东是个体育迷，上学时最让他兴奋的事情就是足球练习赛。成为巨商后，霍英东还常做“白日梦”，幻想自己成了驰骋绿茵的巨星，受到万众膜拜。1971年，年近50的霍英东见到偶像球王贝利时，仍旧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
1974年，霍英东当选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副主席，后又成为主席。当时中国虽然返回联合国，但大陆在国际上没什么体育空间，几乎所有国际体育组织的席位，都是“蒋政权”的。
实际上，那时候的体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席位，承认席位就是承认政权。
为了协助新中国恢复在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霍英东到各种国际赛事中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他还发动长子霍震霆一起，参与全球会议和比赛，一边和反对者们辩论，一边搭建关系网。几年间，中国获得国际羽联、足联、篮联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东的身影。
席位的获取并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解决问题需要个体去推动，处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纠纷，霍英东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之所以说矛盾不可避免，是因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对抗几乎势同水火。霍英东帮助中国足球重返亚足联，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国际足联首先站出来否认。为了解决这件事，霍英东父子使出浑身解数、多次约见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最终才博得金口，而其过程并不像外界想象般顺利。
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曾应霍英东的邀请造访北京，但是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机场没人接机，安排的客房很小，饭店吃冷盘子。更直接的是，第二天开会，体委的人一上来就劈头盖脸，骂对方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场面十分尴尬。
尴尬还是次要，在推进体育外交期间，霍英东还遭遇“生命威胁”。如前所述，当时的体育实际就是政治问题，台湾方面对参与其中的人非常敌视。霍英东去国外参加会议，经常有台湾的特工跟在后面。1983年，他还接到通知，称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悉有“三个小组”抵达香港，计划暗杀一些亲北京的政商人士，霍英东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
霍英东并没有因此而退却。1984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霍英东不顾威胁，带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见证了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霍英东情难自已，他回忆称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奥运会期间，霍英东特别情绪化，中国选手输了比赛，他连饭都吃不下。家人觉得霍英东有点“过”了，但是他说：港英政府统治下发家的人，那种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从洛杉矶归来后，霍英东随即捐出一亿港币，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基金。
后来，凡是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他都带头捐钱。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他捐建了亚运村的游泳馆，为了配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他又兴建了北京贵宾楼。
亚运会期间，霍英东非常兴奋，在北京，他看到了一个干净、礼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国家形象非常好。赛事结束时，霍英东爆发强烈愿望：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愿望。
为了配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再一次全球奔走，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声望“拉票”。他多次私人宴请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又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钱在瑞典洛桑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同时，霍英东还宣布，如果北京申办成功，他将捐资至少10亿兴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奥运主会场。
可惜，霍英东的努力没能一蹴而就，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敌悉尼，痛失2000年主办权。宣布结果后，霍英东极度失落，见惯大风大浪的他甚至连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因为他不知道见到中国奥组委人员该说些什么。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对劲，甚至连夜跟着他，怕霍英东会干出愚蠢的事情（自杀）。
这次申办失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淋巴癌），霍英东逐渐放下了体育大使的工作，将体育重任交给了长子霍震霆。不过，他依旧以其他方式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工作：2008年的场馆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建设的奥运场馆，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即来自霍英东。
“捐点钱算什么呢”
为中国体育出钱出力、不断奔走的霍英东，在大陆的经济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贡献。
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霍英东出生在香港的船上，幼年丧父，只听闻祖辈来自广东，不知道祖籍具体在何处。上了岁数后，他认祖归宗的情感愈发强烈，在广东省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经过一番考证，最终确定霍英东的祖籍在广州番禺。
1978年夏天，霍英东带着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故乡。当时的他已经为中国体育做出巨大贡献，大陆方很重视，出动了代表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接送，路上还有人夹道欢迎。
霍英东心中满是骄傲，但是一路走过，他又很惆怅。那时候的番禺全是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霍英东想：家乡还很落后，同胞们仍在受苦。回乡期间，儿媳问接待的姑娘哪里有洗手间，对方二话不说端来一盆热水：可以洗手啦！家里人都乐了起来，霍英东却笑不出来，心里堵得慌。
回去之后，霍英东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但是捐完了他又觉得：捐点钱算什么呢？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我要回家乡、回大陆投资，以实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外商投资大陆的先例是零，霍英东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之所以投建酒店，是因为霍英东每年都到内地，去过很多地方，而每一处的旅游服务设施都很落后。北京饭店是中国最高级的饭店，但是当时的浴缸没有活塞、酒店没有冰柜、房间没有热水。
霍英东没把投资酒店当成生意，他希望建一个标杆的同时，给中国的旅游服务行业起到指导和促进的作用。
在当时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的背景下，投资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
霍英东不怕亏本，他的计划是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但是霍英东也有怕的地方，他担心改革开放遇到阻力，国家的经济再度停步，牵涉外资的人也受到“批判”——在时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最担心的就是这类事情。
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名为《生命赞歌》、表现少数民族欢度泼水节的壁画，画中的一位少女是裸体。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心里就比较踏实。”
打开中国对外的“第一扇门”
是年11月，中山温泉宾馆正式动工，这是中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
那时候国内的相关原料很短缺，建材、酒店设备和用品都没有，全部得从海外下订单。更大的问题则是国民还没彻底摆脱“大锅饭”时期的理念：干多干少都一样，工人们不愿意出力。
因此，项目与其说是一次投资，不如说是一项全面的革新。霍英东引入一套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包括工资、奖金制度，工程外包等等。但即使这样，酒店也很难按照计划、在1年内落成开业。
霍英东决定破釜沉舟。按照预定的开张时间，他提前邀请了很多侨办的领导和港澳知名人士，其他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带紧箍咒。霍英东说：我就是希望调动全县、全省的力量，有了期限，才能有凭有据要求各方按规定和时间办事情。比如设备运到了大陆，但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运到中山，那肯定是有部门疏漏。
霍英东的深层目的则是给相关人士以刺激。“文革”之后，人心涣散，很多人都没心思干活，时任国家旅游局长曾告诉霍英东，他们想在长城建一个厕所，但提了10年都没有建成。
霍英东是个生意人，没能力改变太多。但是他觉得情况不该如此：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美洲、东南亚、新加坡、香港，而留在大陆的都是精英，没有理由搞不好。霍英东希望通过建宾馆这件小事情，让接触其中的人意识到，只要发挥积极性，没有完不成的目标。“如果到了期限，宾馆没建好，顶多我被人骂罢了。”他回忆说。
1年后，这座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拥有250套客房、10栋别墅的宾馆如期竣工，但是霍英东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宾馆建成后，到中山旅游的人大增，有时候一下子涌入几千人，物资供应很紧张。有老百姓反应：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留下来。
经济改革之初，新旧理念交汇，很多事情很难理清。有人当面指责霍英东，称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糟粕。这件事还被拿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当着霍英东的面讨论，场面一度很紧张。
一座酒店给霍英东带来了很多顾虑，他怕犯错误、怕牵累到别人。思前想后，霍英东才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夺，我的出发点不过是想做一件对国家、对家乡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于是，他决定放手探索，先是投资2700万在酒店周围建了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又扩大宾馆的规模和配套设施，比如购物中心、舞厅、骑马射击场、儿童游乐场等。
期间，中山温泉宾馆接待了很多中外名流政要，其中一位的到访则让霍英东悬着的心正式落下。1984年，邓小平在这里下榻，他对霍英东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
在宾馆附近爬山时，陪同人员建议邓小平下山时原路返回，他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济腾飞，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条勇往直前的路。在这条路上，中山温泉宾馆只能算是一块小小的路基，但是其重要性却显而易见——那是大陆“关闭”多年以后，向外敞开的第一扇门。
而对于中山而言，这扇门的意义更为显著。建成后，该宾馆接待了千万人次的旅客，其中很多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来旅游、投资建厂、谈贸易，中山也很快发展成为广东经济的“四小虎”之一。
“白天鹅，好！”
敲定温泉宾馆的同时，霍英东又筹办了投资大陆的第二项工程。当时中国提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霍英东主动要求参与酒店的建设。
他提出，合资建一座有一千间客房的酒店，建筑材料、劳动工资、市政工程、绿化工程完全由其负责，大陆一方不需要投资。1979年，霍英东投资2亿，兴建了34层高的广州白天鹅酒店。
白天鹅和中山温泉宾馆几乎同期进行，这是一项更大的工程，霍英东提出了“自行设计、自己施工采购、自己经营管理”的全面培训计划。其中，为了培养内地第一批酒店采购专员，他招聘内地人来负责采购；施工方面，霍英东则将其承包给各个工程队，而在当时，“承包”在内地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
这项工程遇到的问题很多。服务员穿尼龙短袜是意识形态问题、填湖施工是“异想天开”……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什么都得改革，由于没有先例参考，哪些变化合理、哪些变化不行，霍英东心里没底，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白天鹅酒店建成后，成了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差点把大门挤倒。因为拥挤，当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游客一天用掉了几百卷的手纸。
霍英东很兴奋，他希望全广州的人都来，全国的人都来，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什么是新事物。
那个年代的物资匮乏程度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一穷二白，霍英东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家里做客，看到其衣柜里就一套衣服，家里连酒杯都没有。每年广交会时，有几千人到广州，食物、用水、用电，就得做计划报给中央，由上面统一调配。
霍英东希望让国人看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变化，那期间，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他就捐什么。比如在广州清平，他看见有人进行物品买卖，马上找广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桥。
落成后的白天鹅成了大陆首批3家五星级酒店之一，英国女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等都曾下榻于此。尼克松还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够超过白天鹅宾馆。
邓小平也曾考察白天鹅酒店，过程中，总设计师一言不发，霍英东心中有点忐忑。登上28层、俯瞰珠江美景时，邓小平突然转身拉着霍英东的手，用地道的四川话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天安门城楼上痛哭流涕
白天鹅对于霍英东而言像是一场战役，他纵横香港地产多年，也从未如此疲惫。八大涉外酒店中，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财团一起参与，只有白天鹅是霍英东孤军奋战。他每个礼拜都往返于香港和大陆，身体始终处于高负荷状态。
酒店开张后，放下包袱的霍英东突然病倒，经查罹患淋巴癌。听闻这个消息，霍英东相当绝望。在新华社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进行医治，这家医院当时刚开业，他几乎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霍英东有不少香港生意朋友因癌症去世，他们在国外进行治疗，回港不久便过世。而霍英东则听从朋友意见，在北京接受了一年多的放疗、化疗，治疗期间，霍英东的病情一直相对稳定，直至后来摆脱病魔的侵蚀，因此，他将新华社的这位朋友视为救命恩人。
治病期间，霍英东经常躺在床上思考人生。他从贫苦中挣扎过来，而立之年便创下巨大财富，又在时局的压迫下步步惊心。几十年间，霍英东见惯了风风雨雨，到了卧病的年纪，他已经什么都看淡了。
后来，霍英东回忆称，当时心底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看到国民真正富裕起来。治病期间，霍英东宣布出资10亿港币成立霍英东基金会，将慈善系统化，不久后，他又创立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1984年10月1日，身体逐渐康复的霍英东，应邀参加国庆35周年纪念日，登上天安门观看庆祝仪式。他参加过很多次国庆观礼，但第一次被安排到城楼上。
站上城楼，霍英东看到了巨型导弹、新型坦克，一位女记者走到他身边，问他有什么感想。霍英东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眼泪哗哗直淌。
按照霍英东后来的自述，他一辈子也没哭过几回。长子霍震霆结婚时，霍英东因为母亲没能坚持到这一刻，伤心了很长时间，却也没有流泪。但在观礼台上，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至痛哭流涕。
女记者采访时正好导弹经过，后来报道称霍英东先生看到新式导弹，激动得情难自已。但实际上，这和导弹有多大关系？霍英东当时的脑子里就像幻灯片一下飞速闪过一幅幅画面，他想起了番禺路边的茅屋、想起了在国际体育会议中的一次次辩论、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国旗国歌……国家正发生巨大变化，祖国正走向富强，霍英东一时感慨万千。
这段往事，霍英东只在自传中提及，他觉得哭这件事有点丢人。
“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
伴随着中国日益强大，霍英东也有了底气。他是第一个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当时的港英政府对他很排斥。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有很多针对内地的发言，霍英东每次都站出来找漏洞、批评港府，他的一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大陆、香港多家主要媒体刊载，引起了很大反响。
香港回归时，霍英东在主席台就座，近距离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超过15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那一刻，霍英东热血沸腾，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生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当时曾有评论认为，香港回归后，拥有财力、实力和政治关系的霍英东将成为商界的最大赢家，但霍英东却没有像曾经那样在商界大开大合。
多年后，其长孙霍启刚透露了个中缘由：“爷爷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炒股票、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他说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生意里有赢家就有输家，做事情的时候也得为别人着想。因此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是那个时候，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
霍英东也曾表达类似的观点，谈到在大陆的投资时，他说：“我都这个岁数了(当时80岁)，还图个什么呢？”说这话的时候，霍英东直接向大陆捐赠的金额已经超过20亿港币，投资总额则没有明确数字。
虽然将“存款也拿出来放到大陆”，但是霍英东在内地的生意并非一帆风顺。开发海南时，有人找到霍英东，希望他出资投建，霍英东答应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
但合约签完后，海南地价疯长，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亚龙湾这一黄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而按照签约时的价格，霍英东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种种原因，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霍英东一口应下，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这件事，他同样只在自传中提及，没有对外传播。
霍英东希望他在内地的投资能直指伟大目标，遵循着这一理念，他将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家乡广州番禺的南沙岛。
南沙的宏愿与煎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霍英东看到广东经济不断向南发展，港澳经济不断向北，珠江三角洲正成为两边经济的交汇处。他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贯通珠江三角洲，将广东、港澳的经济连成一体。经过一番考察，霍英东选择了番禺的南沙岛。
当时的南沙岛是一片滩涂，寸草不生、人迹罕至。1988年，霍英东捐建的洛溪大桥通车，打通了广州前往南沙的通路，由此正式开发南沙。此后的时间里，他到访南沙近千次。
霍英东希望将南沙发展成为“小香港”，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交通运输、工业加工、旅游服务综合发展的现代化滨海城市。为此，他先后建起了南沙大酒店、世贸中心大厦、东发码头、南沙客运港、虎门渡轮码头、南沙资讯科技园区等一系列建筑。
外界并不清楚霍家在南沙岛一共投了多少钱，但毫无疑问，霍英东彻底改变了这个曾经的滩涂，按照其规划，南沙正向着现代化综合城市大步迈进。
不过，和其他项目类似，霍英东在南沙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他曾言：外界认为我这样的人，在内地投资一定是事事顺利，其实不然，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滞，令人感到无奈，我甚至有时感到无力。
霍英东在南沙筚路蓝缕的同时，当地政府借助其打下的基础，申请成立开发区，1993年4月，梁柏楠成为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10年间，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绩不断升迁，而真正的贡献者霍英东却遭受百般刁难。
建设南沙期间，霍英东遭遇了不少“地方官”的恶性竞争甚至敲诈，他在南沙开发东发码头后，又被胁迫建设了同样的南伟码头，后者的管理权交给了梁柏楠的亲信。霍英东建设小型的蒲州花园，“有人”在临近山脚挖了一些黄土、栽了几棵小树，便“要”走了1500万。霍英东事后说：“我一生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所有工程的供水供电，都卡在“地方”手里，霍英东每投建一个项目，都得遭遇各种关卡，投资金额因此大大增加。而所有这些事，直至2004年梁柏楠因受贿罪入狱后，才由霍英东基金会的律师对外透露。这意味着，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已经“默默”被敲诈了十几年。
霍英东曾评价自己说：“别人负我，我也是默然处之、逆来顺受。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他不仅吃金钱的亏，也吃名誉的亏。
他曾捐款1000万建设洛溪大桥，但后来当地却对该桥收取过桥费，霍英东的名字也被些在“过桥费”的名单里。当初捐桥纯粹是为了支持家乡建设，根本没想过收取分毫，后来也压根不知道这件事。事情曝光后，霍英东一度非常难过。
无论是早年间在香港做生意，还是来大陆进行投资，霍英东都谨小慎微，能忍则忍。他的处世原则是：宁愿保持沉默，但一旦出来讲话，就得讲真话、实话，不能昧着良知说大话。霍英东虽然从未指名道姓揭发某些事件，但他的爱国心并不盲目，曾多次批评大陆存在的一些现象，其出发点只有一个：希望经济环境能够不断完善，希望中国更加强大。
到今天，霍英东家族依然孜孜不倦、痴心不改地推动着南沙的开发与建设。从二代接班人、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震寰，到最近火爆网络的第三代霍启刚，都早已接过霍英东的旗帜，继续奋斗和奉献在南沙。
2015年3月，霍震寰为华商韬略新媒体题词祝福
人生满分100，我给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东信奉“公道在人心”，他曾说：“体育有裁判和规则来限定，做生意和体育看似不一样，但实际上，规则都在自己的心里。”
霍英东是一个很遵从“自我规则”的人，他一生创立了大大小小数百个公司，没有一家上市。他给后辈定下规矩：除长房外，其他子女不得从商从政，因此他们大多从事医生、律师等职业，每月从家族基金处领取生活金，虽不多，但足以保证生活无忧。
因为霍氏企业均未上市，霍英东的真正资产外界不得而知，此前，相关榜单统计的都是其博彩业市值，而这部分股份，霍英东早已全部捐出。
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霍英东无疑给后辈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版图包含地产、金融、酒店、驳运，再到南沙岛。其中，仅南沙项目的市场估值就接近700亿港币。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国家及社会各界以高规格送别了这位企业家领导人。遗体返港期间，霍英东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由十人扶灵，董建华、何鸿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评论称，霍英东在“国葬”的级别中告别。
逝世前，霍英东曾总结自己的人生，称“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他要给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东或许仍有遗憾：他没能等到北京奥运会开幕，没有等到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正式揭牌。不过相较其恢弘的一生，这样的遗憾无关紧要。
他伴随着香港的海风出生，在“国葬”的礼遇中离世。前半生，他推动香港从小渔村蜕变为矗立亚洲的东方之珠；后半生，他倾注心血“唤醒”东方雄狮；这之后，他的名字被写入史册。
注：文中部分内容整合、改编自《霍英东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