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终于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待遇：中国市长们的赛马梦
这一次，海南最接近趟出一条新路，也最接近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海南的足迹。
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旺角黄局长，已获授权
海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能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2018年4月14日，自贸区、自贸港的牌子从天而降，宣布了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比雄安还特别的地方。
最具标志性的莫过于“赛马”。
不要仅仅把它视为一项“运动”。它曾是过去近三十年里，中国从北方西安、北京，中部的武汉，南方的广州、深圳……众多的市长们做过的最大胆的一个梦。
现在，这个梦终于有望在海南实现了。
官方的表述是，中央还鼓励海南“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赛马运动等项目，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同时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即便海南建特区时，也很少有人把下一个澳门、下一个香港的名头赠予海南。但“赛马运动”+“体育彩票”就是能产生这样魔力。
“有奖赛马”在中国的土壤中，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技术问题。它曾是“姓资姓社”，是“改革开放与否”的风向标。
所以，管你是广州、武汉，还是北京，管你是地方政府还是资本驱动，一波波的实验都是折戟沉沙，铩羽而归。
这一次，海南最接近趟出一条新路，也最接近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海南的足迹。
01
中国1949年后的第一场“有奖赛马”出现在一个大家今天很难想到的地方——西安。
1991年3月，中国还在要不要深化改革开放上斟酌、彷徨。在这个诡异的时刻，三秦大地发出了一声震天响的“枪声”。
西北电业管理局联合有关机构搞了一场赛马，进场者可以花一块钱买“有奖赛马兑奖券”，竞猜前五名马匹，特等奖是当时的“三大件”之一——一台18吋的彩色电视机。
10万张奖券被西安人一抢而空，还吸引了深圳、广州、珠海有关人士前往观摩考察。
以往都是内地学沿海，这一次难得的反了过来。
当时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刚起跑没多久，到处都缺钱，很多地方政府不像今天一样可以发地方债，玩玩土地财政杠杆。
为了筹措发展资金，西安代市长崔林涛心一横，批准了这个大胆的项目。但还是努力要和资本主义的香港马彩做出区别——奖品是实物，跟赌钱还是有本质不同。
虽然搞了两场就偃旗息鼓，但这打响了“新中国有奖赛马”的第一枪。
以闯雷区著称的深圳人很不服气，回去第四天就跟港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赛马俱乐部。马是跑起来了，鞭子也扬起来了，但俱乐部申请“幸运抽奖赛马”的报告迟迟未获批。深圳市府则一直不敢像崔林涛那样心一横。
原因是，一年前的教训历历在目。
1990年3月起，远离北京的深圳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牛市。股市连涨，全国股民蜂拥而至，甚至连佛教名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赶到鹏城杀入股市。
一夜之间，深圳诞生了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巨大的财富效应引发社会震动，有人痛骂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北京的记者写了一篇内参递到中南海，有多位领导作出批示，其中就有写“应该立刻关掉”一句。
经历这样一场危机，深圳自然是要小心翼翼。
为了论证有奖赛马的可行性，深圳市委政研室的几个干部专门跑到香港考察，结果真是大开眼界。
香港赛马会一年的投注额470多亿，八成用于奖金和必要的运营，其余就是给政府纳税，做慈善，是全港最大的单一捐助者。没有赛马会的税收和捐款，香港人的税率要增加一成以上。
这种非营利性特征令他们印象深刻。回来后几个人刷刷写出一份报告，从公益、税收、拉动经济、社会治安几个方面入手，宣扬“值得借鉴”。
推动历史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改革无禁区的观念席卷神州大地。没过几天，深圳赛马俱乐部就举行了大陆第一次“猜头马”有奖平地赛。
虽然兑奖率限定为一赔三，猜中头马只能获得几十块钱，但毕竟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可谓石破天惊。
02
借着这股融冰的春风，全国许多城市都心动了起来，上海、福建、大庆等省市纷纷抢滩赛马场工程，广州市长黎子流更是后来居上。
这位以实干著称的顺德人普通话讲不好，每次到北京“跑部钱进”，汇报时都会急得满头大汗说不出来。但他也深知赛马经济效益的不普通。
作为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广州深得少说多做的神髓。广州成立了一个赛马会筹备会，并给自己下了一条死令，“一概不做宣传”。
1993年，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碎前夕，当时的亚洲第二大的跑马场在广州天河区拔地而起，马场可同时容纳4万人，主楼安装500台电脑联网售票系统， 1500米长的跑道上有跟踪摄影装置，终点计时的设备可精确到千分之一秒，一副完全现代化的作风。
市长黎子流亲自担任理事会名誉主席，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启桓则被派去做赛马公司总经理。
每到开赛日，场外密密麻麻停满了车。电动闸门一打开，高头骏马就如离弦之箭冲向终点。人们的肾上激素跑得比马还快，早已被唤醒的财富饥渴激烈迸发。
马场运作直追香港。比如有钱人可以认购马匹，一匹马要花十来万元，若能在比赛中闯进前三名，可以获得万把块的奖金。胜负就在几分几秒之间，真是刺激又惊险。
为了规避赌博指责，广州马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改变兑奖形式，中奖者先拿到实物，再将实物卖回给赛马会套现。
在如履薄冰中，广州赛马走过了6年。
鼎峰时拥有职工3000人，马匹1220匹，马主581名；一个初赛日就要出动一百多匹马，投注额可达1000万元；用1000多万元租用卫星，开通卫星转播系统，市民在家中也可观赛。
总经理黄启桓在心中画下蓝图，要在周边建立亚洲最大的娱乐区，建超五星级的豪华酒店、38楼会员俱乐部、28栋30以上的大厦……
香港回归前，广州赛马场的生存更是上升到了改革风向标的高度。外媒报道说,“这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 是中国政局稳定、盛世景象的缩影”。香港的媒体更直接，“九七不要怕, 广州也跑马”。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句话是有特殊含义的。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丝毫不退让，铁娘子走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摔了一跤。
尽管邓公也说回归后，香港“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但英国首相这一跌还是也跌掉了香港人的信心：香港出现一段移民潮，资金逃离，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弃港币套取外汇。
广州把外势用到极致，但是不料内部出了问题。广州赛马会作弊、财务混乱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存在就变得越来越微妙了。
1999年，黄启桓极力为商业性赛马正名,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上,大谈赛马的利国利民,引得全国媒体疯转。一些地方政府赶来试探中央口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搞了？
这种逼迫国家表态的行为，最终打破了地方与中央之间那种脆弱的平衡。1999年底，上级部门开始对广州赛马会进行调查。不久之后，黄启桓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大陆第一个博彩性质的赛马场就这样套死了自己。
03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广州赛马场虽然偃旗息鼓了，但“赛马梦”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竞相建设赛马场的冲动，从南方烧到北方，从沿海烧到内陆，一路席卷了湖南、四川、上海、江苏、山东省市。
第二波高潮发生在皇城脚下的通州。
2001年8月，由澳门马会执行董事、香港上市公司老总郑榕彬出巨资修建的北京通顺赛马场正式开跑。
这个赛场占地160公顷，号称亚洲最大，拥有三条国家跑道和先进的血检中心。2000多匹纯血马都是澳大利亚运来，分了20次波音飞机才运完，其中不乏超百万美元的马匹。
2004年3月，通顺赛马场正式向税务局申请进行投注竞猜赛马，“得到了口头接受”。竞猜投注的金额从10元开始，上不封顶。最火的时候，每个开赛日有上千人投注，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进行直播。
为避免博彩嫌疑，郑榕彬曾处处学香港，大力宣传公益色彩，将剩余所得捐赠给北京市红十字会、见义勇为基金会……不过开业近4年，还是两度被公安局口头叫停。
进退两难的通顺赛马场只好下达“葬马大行动”，几百匹纯种赛马被安乐死。
这个中国商业赛马的至暗时刻，充分展示了主导地方实验的力量中，资本与权力到底有何不同。广州深圳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撑腰，运行了6年，而通顺赛马场的有奖活动前后只活了一年。
第三波高潮发生在武汉。
上世纪三十年代，武汉就有“东方马都”之称，赛马场数量全国第一。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曾经中西交融，不可一世。
只是78年之后，无论是经济特区，还是西部大开发，武汉都没有抢到最大的那张牌。从上到下，武汉都有光复“赛马之都”的梦想。
他们坚信一项研究成果：若是马彩在武汉放开，将带来1000亿的销售收入，400亿税收，以及300万个就业岗位。有人甚至将它看成事关中部崛起的关键旗子。
为此，武汉市专门成立了一个“马彩办”专班，研究赛马赛事规则和一揽子可行性方案，副市长刘顺妮亲自坐镇。
在全国两会等重要场合，武汉总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曾经联合全国近40个大城市的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开禁马彩”。后来又搞了规模远超北广的东方马城、拿到了全国唯一被授权的赛马彩票研究中心牌照，从中央那里获批开展中国速度赛马赛事运作平台试点。
尽管中间闹过几次乌龙，但坊间还是有所期待，或许广州赛马场真的不会是一声绝唱。
2008年11月29日，堪称赛马界“中超联赛”的中国速度赛马公开赛在万众瞩目中盛大鸣锣，比赛设置了“猜头马奖”。
满怀期待的观众发现，兑奖方式可谓山路十八弯，先要去领取有奖竞猜券，凭此换取马号券，猜中了就去兑换“顶呱刮”彩票，刮中了才有奖。奖金从3元到最高3万元，最高奖只有一个。
马谜们幡然醒悟，武汉离明天还有很远啊！
3年后，武汉又举行了全国赛马锦标赛，这时看客寥寥，媒体关注热情锐减。关于武汉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彩试点城市的说法，慢慢熄火。
04
今天，全中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海南的身上。
它是一个比雄安新区还特别的地方。虽然都是深化实验的处女地，承载的战略任务却有所不同。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中，海南是与台湾省并列的双子岛，从面积到资源，可比性实在是太多了。海南会从一个农业省发展成什么样，台湾同胞在观望，世界人民也在看。
斗转星移之间，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终于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成绩是斐然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10年前就提出来的国际旅游岛，确实是海南弯道超车的一个绝好路径，所以也需要一些新玩法的支撑。
尽管，这一次中央鼓励海南“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赛马运动等项目，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同时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赛马运动和赛事即开彩票分开列示，并无明确提出试点马彩。但有全岛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双重加持，海南确实是目前三十几个省市区中，最有可能率先撕开一个口子的地方。
只是我们要知道，海南的行动，仍要精准找到地方—中央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张五常曾经有一个比喻，他说每个地方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他们要对辖区的经济负责，竟相比拼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经济。
过去四十年里，所有历史上的奇迹，都是因为它们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上。早一步，偏一步，都不行。
像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当时的农村急需一场颠覆性的革命。80年代末的海南洋浦事件之所以会闹成“卖国风波”，也是跑快了一些。
不管赛马活动最终如何演变，海南的实验都会建立在中国的底色之上。
遥想1993年，广州赛马场跑完第二场比赛后，中央就来了调查组，广州赶紧踩下了急刹车，积极汇报工作。三个月后，文件下达到赛马会，里面写着：严格禁止有奖赛马。考虑到广州赛马场的投资回收，及对外造成的影响，允许广州继续进行体育性、竞技性赛马。
所以这马到底是能跑还是不能跑？胆大心细的广州官员有了自己的答案。等到7月赛事重启时，入场的两万马迷都发现，“博彩投注”的说法不见了，现在是“赛马智力竞猜”。
40米长的大型电子记分牌上还闪过一串走字标语：“中央批准广州继续赛马”、“坚持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开展有中国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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