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深圳人都爱城中村？
城中村再次获得深圳人的温柔相待，这一次，它被称为“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
来源：城市战争（ID：sunbushu123）
作者：孙不熟
前几天，万科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城市共创大会”，其核心议题便是“城与村的共生”。在大会上，万科多次提及自2017年中启动的“城中村综合治理+专业化运营”新业务——万村计划，已退休的王石亲自为“万村计划”站台，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城中村的喜爱：
“深圳1044个城中村里居住了60%的城市人口，为四面八方来到深圳追求梦想的人提供了第一落脚点，他们是特区活力与竞争力的基石。”
“对于这些城中村，我们不能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必须找到综合整治提效的新模式。”
与会的规划师、设计师与媒体人也一如既往地阐述了他们对深圳城中村的喜爱，印象最深的是特邀嘉宾张宇星的几句极具思想穿透力的话：
“我们可以在城中村里，发现许许多多现代城市空间中正在消失的景象：活力、生机、年轻、混合、复杂、交融……”
“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
深圳万科执行合伙人、设计总监薛涛这样说道：
“每个国家都有城中村和低质现象，充斥着脏乱、没有规则，引起焦虑。 但是城市确因这样造成了新建城市的生活状态。”
“在空间价值上，因为便宜所以产生聚集与活力，如果我们想要活力，必须能够包容那些不想要的文化。”
再联想到刚刚在城中村举办的第7届深港双年展，也对城中村情有独钟。这次双年展与以往都不一样，它让建筑师走出窗明几净的写字楼，亲自到城中村帮村民改造房屋，让把原本挂在墙上的展览变成一次真实的城市更新活动。
我常常在想，在深圳这样一个摩登的国际大都市，它的市民为什么表现出一种“人人都爱城中村”的情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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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深圳的城中村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它的精神面貌不是消极堕落的，而是昂扬向上的。
在北京上海住惯了的人，如果初次来到深圳，一定会被这种“城村共生”的景象所震撼。只有2000平方公里不到深圳，却有着1000多个城中村，而且均匀分布在城市的各个片区，即便是最核心的CBD区域也能与城中村亲密接触，这种分布特点让城中村充分享用城市的滋养，与城市相得益彰。
今天的深圳大约有1100万人居住在城中村，占据深圳实际管理人口2000万的60%。重要的是，这1100万城中村居民并非都是外界想像的那种“底层人群”，相反，他们是非常富裕的村民、收入可观的蓝领工人与小商贩、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程序员，可能是设计师，可能还是公务员，那是一个非常丰富与精彩的生态系统，与消极的棚户区和贫民窟完全不同。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大芬村，这个城中村居住了大量的绘画工作者、设计师与艺术家，成为一个全国著名的油画村。
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北京是没有的。曾经，外地人到这座城市的第一站是地下室。地下室原本是城市的人防工程，后来才被承包商改建群租房。当然，北京原来也有一些外地人聚集的村庄，但都只能叫城边村，等到城市边界扩张到那里之后，一般就被拆除了，没有机会变成“城中村”。比如著名的“城边村”唐家岭，曾因一本《蚁族》的调查报告走红，后来被拆了。
上海也几乎没有城中村，只有棚户区。棚户区和城中村有很大不同，前者是本地贫民早期自建的简易房屋，低矮、拥挤、建筑质量差，土地性质为国有性质，居民大多是拥有城市户口的本地人，外地人很少。城中村则是本地村民最近十多年自建的高密度出租屋，虽然居住条件也很差，但建筑质量可靠，土地性质则是集体所有制，实际居住的大部分为外来人口。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中村是一种“深圳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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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中村里没有利益受损方，它是一种双赢的产物。
有规划学者曾指出，深圳广州的“城中村”是一种广东特色，是政府在城市化中“遇到红灯绕道走”的特殊产物，是低成本城市化的结果。而北京、上海等大部分城市征地的特点是重视“城边村”改造，不让集体土地进城，不许村庄成为改造成本奇高的“城中村”。
换句话说，北京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是连根拔起式的，而广深则是迂回前进的，遇到难开发的地方就绕道而行，对城市原有的格局、风貌给予充分的尊重与顺应。
有人认为，正是这种“遇到红灯绕道走”的“小政府”发展模式，让广州深圳的城市中心保留了生活空间的多样性，这不仅给外地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居住场所，也让当地村民享受到城市化的红利，堪称双赢。
相比其他城市的棚户区与群租房，深圳的城中村在居住条件上相对较好，受到的清理力度也轻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外地人融入深圳要比同类大城市更容易。
今天的人们在总结深圳的发展经验时，常常把城中村视为一个“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例如媒体常常举例称华为的任正非、大疆的汪涛、网易的丁磊，创业初期都有过城中村的居住或者办公经历，是城中村给予这些创业英雄第一个容身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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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不是一种落后的、压抑的居住方式，而是一种具备未来气质的先进生活方式，用张宇星的话来讲，它是从未来社会穿越过来的世界遗产。
这句话极具思想的穿透力。
为了把这个观点阐述清楚，张宇星曾在一个演讲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社会结构——空间聚落”的变迁。
图片来自张宇星
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人的社会结构是“家族人”，对应的空间聚集状态为宗庙、祠堂、围屋、聚落等。它们作为历史遗迹，很多都遗存了下来，但是内在的东西却已经消失，比如大量的皖南民居和客家围屋。
“家族人”对应的空间聚落（图片来自张宇星）
在人类社会的第二个阶段，人们逐渐摆脱宗族社会的各种束缚，进入一个更小的社会结构——“家庭人”。家庭人的社会化结构所对应的空间聚集状态，比如住宅、公寓、house、居住区等。
“家庭人”对应的空间聚落（图片来自张宇星）
在人类社会的第三个阶段，人的社会结构再次发生变革，进入到“单位人”的时代，单位人所对应的空间聚集状态，比如工厂、机关、学校、医院、商场、写字楼等。
“单位人”对应的空间聚落（图片来自张宇星）
在人类社会的第四个阶段，人性进一步解放，人的社会结构再次变小，变成了接近原子状态的“单元人”。
“单元人”是一种什么概念？
张宇星认为，在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已经成为独立的地理单元与生产单元，随时可能占据地球上的任意地理坐标，从一个地点瞬间转移到另一个地点，而且只需要一台电脑甚至一部手机，每个人都将成为独立的生产单元，完成全球范围内的设计、制造、展示和销售。
相应地，传统意义上与家族、血缘和熟人社会相关的所谓“地域性”，全都已经被消解掉了。
在“单元人”时代，城市的特征体现为：
超流动性、去地域性、非血缘性和超陌生性。
单元人所对应的或者说所适应的空间聚落是这样的：
单元人对应的空间聚落（图片来自张宇星）
是不是很像马蜂窝？单元人时代，人在社会结构上极度分散化、极度原子化、极度流动化，但在空间形态上又极度微型化、极度聚集化、极度链接化。在这个过程中，人性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解放，社会分工、生产效率也都达到了极致。
在现实中，单元人的空间聚落应该是这样的：
单元人对应的空间聚落（图片来自张宇星）
咦？这不是城中村吗？
没错，和城中村很像。城中村给人们呈现的生活方式不正是超原子化、超流动性、超陌生性、超链接性、去单位化、去地域性、非血缘性吗？
所以，张宇星说：
单元人的空间模型，已经非常接近一个标准的城中村。这表明，城中村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未来单元人社会和城市的某些典型特征，而城中村的未来性，恰恰也体现在此。可以说，城中村是未来单元人社会和城市的雏形。反过来讲，即使城中村全部拆除了，未来还会以另一种方式重生。
这一番阐述下来，是不是让人茅塞顿开？是不是觉得城中村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级感？这种神奇的空间聚落还要不要拆？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香港的九龙寨城已经拆除了那么多年，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大量的港产电影里看到几代港人对它的无比怀念，足见城中村巨大的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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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今天的深圳正面临土地资源极度紧缺的问题。
深圳城市面积是北京的1/8，上海、广州的1/3。经过40年的开发，深圳可用的土地只剩下20平方公里左右，每年新增用地约2平方公里，整个城市“面临无地”可用的困境。
面对这样一个困境，人们不禁要问，深圳的未来在哪里？
对此，王石给出了他的呼吁：深圳未来的发展，不要被2000平方公里的困扰。
那么，深圳如何跳出2000平方公里的局限呢？
一方面要向海洋要空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陈一新就认为，深圳不仅仅是陆地上，还要跟海洋一起来共建国家级的海洋中心城市，海陆统筹是深圳最新版总规的要点。
一方面要与周边城市加强协作，拓展共创空间。这方面，深圳已有动作，先是与汕尾合作建立深汕合作区，最近又在倡导与东莞、惠州共建合作试验区，以一种“共建“、“共享”的方式拓展新空间。
一方面是要盘活城市存量用地，特别是城中村改造。深圳拥有1000多个城中村，里面居住了1000多万深圳人，如果能够这个庞大的存量空间优化升级，那将给深圳开创另一个精彩纷呈的新世界。
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信息显示，2017年深圳市政府推出的可售住宅用地为零。2018年至今，深圳出让了四宗住宅用地，其中三宗为“只租不售”。
在此背景下，包括万科、华润、恒大、碧桂园在内的众多地产商纷纷瞄准深圳旧改市场。有数据显示，全国百强房企中有大概80%的房企都参与了深圳房地产更新项目。
2017年7月，万科成立了深圳市万村发展有限公司，是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和运营的主体。据统计，深圳市万村发展有限公司参与的城中村改造计划至少已有玉田村、新围仔村、九围新村等三个项目。
作为万科在深圳的首个经过改造的城中村项目，“新围仔村”在去年底亮相，占地7.89公顷，共有226栋建筑，居民6093户，有深圳“IT第一村”的美称。目前万科已在新围仔成功签约20多栋，将统一改造成长租公寓--万科泊寓，街道整治也在同时进行中。
万科的“万村计划”已摸索出一套能够推而广之的模式，即“城中村综合治理＋专业化运营”。这个模式，一方面保留了城中村原有的街区生态、人文风貌与低成本居住模式，另一方面又明显地改善了居住品质，为深圳的外地人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生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深圳的房价、租金价格，最终平抑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
在此意义上，“万村计划”可以视为一个“梦想孵化器”计划，对营商成本日益高涨、产业溢出动力越来越大的深圳来说，这个计划可谓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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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城市，才会创造伟大的文学、伟大的艺术、伟大的科技、伟大的经济、伟大的文明。
而大城市的价值首先来自空间的多样性，空间的多样性，有利于构建人口的多样性，纽约、香港、北京、深圳等国际大都会，都存在丰富多彩的都市空间，并为这些城市吸引到最优秀、最多元化的人才。
例如，纽约除了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也有“脏乱差”的布鲁克林、唐人街。香港既有高大上的中环，也就拥挤的重庆宾馆、九龙塘。深圳既有魔幻壮丽的楼宇森林，亦有活色生香的城中村世界。
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深圳会继续珍惜、保护目前的这种多样性，将其视为深圳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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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第7届深港双年展开幕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深圳为何宣布与城中村“共生”？》，这片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响应，很多人在评论区回忆自己的城中村生活，并发表他们对城中村的一些看法，这里选摘了部分再次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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