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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站在减税的一边

2017-05-20 雷兰德 凤凰财知道

文/拉尔夫·雷兰德 译/禅心云起


罗纳德·里根在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写道:“我在大学主修经济学。但我认为,我从好莱坞获得的税法经验,比课堂上从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知识,还教会我更多实际经济理论。”

 

从第一手经验当中,里根理解了工作、税收和激励之间的联系:


“在华纳兄弟影业,我职业生涯的鼎盛期,我处于94%的税档;这意味着某个时刻之后,我每赚一美元,到手的只剩6美分,其他都落入政府囊中。国税局拿走我收入的大部分,过后,我开始问自己,是否还值得继续上班。”


里根断定,这样的系统出了问题:


“当你必须因为税收放弃大部分收入,如此一来,工作的动力就会下降。你不会说‘我必须拍更多的片’,你会说‘赚1美元到手6美分让我不想工作。’”


里根明白“没收税”达到顶峰时,如何对低收入群体造成负面影响:


“如果我决定少拍一部片,那意味着摄影棚里其他处在低税档的人,也失去工作。效果逐渐扩散和扩大,可获得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我记得在《纽特·罗克尼》一片中的某个场景,里面只有一位农民和一匹马出镜,就创造了70个人的就业。”


1981年8月,里根签署了《经济复苏税法》,将三年期边际所得税税率全面削减25%。非劳动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到50%。资本利得税率从28%下降到20%。

 

到1983年1月,里根的大部分减税政策到位。加大对工作、投资和生产的激励,效果是可以预见的。1978-1982年,美国经济在通胀调整后增幅仅为0.9%。1983-1986年,这一增长率猛增至4.8%。全国失业率由1982年的9.7%下降至1988年的5.5%。

 

减税跨越党派隔阂

 

在有利增长的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失业率由1960年的5.5%下降到1969年的3.5%。

 

在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发起类似的有利增长的减税政策,取得了可以相提并论的成果。肯尼迪1961年1月担任总统时,联邦最高和最低边际个人所得税[R1]税率分别为91%和20%。肯尼迪的税收计划,是将这些税率分别降至70%和14%。肯尼迪还削减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资本利得税率,减少了股息税,平衡了联邦预算。

 

“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真相”,肯尼迪1963年在纽约经济学会上说:“今天的税率太高,税收收入太低,从长远看,提高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减税。”

 

受利好经济政策的推动,1960年至1969年的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为4.4%,是从1950年至2000年之间每个十年的年最高增长率。相应的,1960年美国5.5%的失业率下降到1969年的3.5%——一个充分就业率。

 

经济学家斯蒂芬·摩尔在《华盛顿时报》2016年5月15日专栏发表文章“为什么减税行的通:特朗普计划意味着增长和就业”,概括了在里根和肯尼迪的减税政策下,经济和税收收入是以怎样的方式同时实现增长:


“许多时候,减税——包括上世纪肯尼迪的60年代和里根的80年代——增加了从最富有纳税申报人那里获得的税收收入,因为较低的税率减少了避税动机,给经济动力,应税收入相应提高。


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供给侧减税都增加税收收入。正如拉里·库德洛在即将面世的关于肯尼迪减税的作品中所说:‘我们有6%的增长率,来自最富有纳税申报人的税收支付几乎翻了一倍。根据国税局的报税数据,在里根减税后,前1%收入者的缴税比例,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88年的25%以上。’”


摩尔在肯尼迪、里根的经济成就与特朗普总统税改提案之间绘出相似之处:“特朗普税收计划的核心,是把我们的营业税从世界最高水平降到15%,让我们的税率达到世界最低水平。这将扭转美国企业逃离美国的‘夺命狂奔’,”创造国内就业增长。

 

“小企业——我们经济的支柱——也将受益,”摩尔对特朗普的税收提案评论道:“小企业的税率从接近40%下降到25%,因为企业主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缴税。企业因此会在国内投入更多资本、雇用更多工人。”

 

相比之下,希拉里·克林顿带来圣诞老人式诱惑选民的新赠品清单,结合新的税收、计划指令和商业部门管制——与增加商业利润、产生新资本投资、产生更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岗位的要求相悖。

 

摩尔称:“最新的商务部报告告诉我们,现在最薄弱的经济领域之一,是商业投资支出。”


“过去6个月,商业投资支出增长率为负,这是未来困难局面的先行指标。连希拉里都抱怨企业投资不足,但她想要增加股息和资本利得税。特朗普计划把这个税率从接近24%削减到20%,以鼓励投资。”

一个繁荣的新时代

 

关于税收、激励、GDP增长和政府债务的底线是什么?摩尔认为:“我们急迫需要解决的最大缺陷,是我们的赤字增长。”


“我们必须把GDP增长率,从奥巴马过去6个月贫血症一般的1%,猛增到5-10年经久不衰的4%。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某些惊人的统计数据:如果在十年内将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预算赤字就会削减3万亿美元。如果特朗普先生可以给经济加油,启动2%到4%的增长,那么‘噗’的一声,联邦借款就会减少6万亿美元。‘力薄儒经济学家’(注:美国Liberal代表的是世界其他地方通常理解的自由主义比如经济自由的反面,这派经济学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一脸不悦地说,这种增长对美国来说是不可能的,但这正是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痛苦时期的人们所说的话,但是里根先生(以及之前的肯尼迪先生)证明,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激励措施,政府少管闲事,一个新时代的繁荣就在拐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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