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大师原是称呼和尚的 我可不敢当！
文/念君
2018年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去世，享年101岁。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信息与文章表达着世人对长者的缅怀与不舍。
读着对长者生平的介绍，对其学术成就的赞扬，对其君子情怀的诠释，对其纯洁人格的追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崇敬之际，我也一直想着一个问题，老人何以会获得如此高的成就？
就目前对长者成就的介绍来看：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国学大师。
钱锺书先生称他为“旷世奇才”；季羡林先生认为“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当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直言“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他。”许嘉璐先生则断言：“他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他！”金庸先生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长者在学术研究上以广博精深著称，著述达3000万言。他的治学领域包括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宗教学、历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州学、目录学、艺术学、文学、诗词学、楚辞学等十四个门类。
此外，长者还是一位艺术巨擘，在诗、书、画、琴各领域，均造诣高深。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学科，以至于他自己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14卷20册，超过1200万字，包含专著80余种，论文1000多篇。学界称他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达。
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一个人的精力充沛何以至此？一个人的聪慧富足何以至此？
1917年，长者生于广东潮州，他的家族富甲一方。人常说“富贵学佛难”，意思是说身处富贵当中，人们往往因贪恋世俗享乐而不能致力于大事，很难甚或无法对世间生活生起出离心。然而我们透过长者的一生，可以说，正是这样优裕的家庭环境成就了他。
长者曾经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两岁时因病去世，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财富可以是双刃刀，既可毁灭人，也可成就人，这就是佛法常说的“善用其心”。长者深厚的家学渊源使其起步就为常人所不能及，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福报”。
学佛特别是要做佛教的学问，有钱、有闲是必备的因缘。《银魂》里有一句台词：“有的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许多人的一生可能就没有生活，只有生存，甚至还在线下。
其实，人的一生就是结缘了缘，既有“今生作者是”，又有“今生受者是”。懂得谨慎对待现世每日的“业力”，还要相信承续而来的“福报”。所以佛教才会说要“福慧双修”、“福慧双增”。
长者外祖父为清末进士，父亲饶锷为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工商金融界名流。饶锷四兄弟都开了发行钱票的钱庄，为潮州首富。所以有人称长者乃“潮州首富家里走出的学问宗师”。
饶家不仅富甲一方，且家学渊源深厚。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喜爱西洋建筑的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受父亲影响，长者儿时便常畅游于书海之中，文史典籍烂熟于心。
家学渊源和家资富裕，使他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孩子望尘莫及的良好条件，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却感觉学堂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认为“太肤浅”，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这位后来学富五车的大师，其实连初中都没毕业。
在成名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超级大师”？他说“超级大师”不敢当，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上大学。这样的气场与豪迈可能不是出身一般家庭的人能有的宽广襟怀与无畏胆识。殷盛的家资给了他一份从容淡定，睿智的父亲给了他做人的格局。
父亲是他人生路上的第一个导师。饶锷为清末民初潮州大儒，平生致力于考据之学，工于诗文词章，谙熟佛典，尤喜谱志，著述甚富，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饶氏家谱》《慈禧宫词百首》及《天啸楼集》等刊行于世。年幼的他常充当父亲的助手，抄写整理《〈佛国记〉疏证》，据说直到晚年，仍能背诵《佛国记》中的一些段落。
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他拥有了良好的文化根基；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养成了超强的自学能力。虽然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多门外语，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这样的游学经历与广博兴趣，让我们想起同样出身名门的陈寅恪先生。真正是叹为观止。
长者虽然不算是佛门中人，却与佛教因缘深深。
潮汕地区从来就是文重法盛，自古崇佛风气流行。他曾在《宗颐名说》中回忆说，“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他的书架上排列着各种《大藏经》。
民国初年，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宁年间的瓷器莲花佛像，这些佛像不仅年代久远，而且上面有窑工姓名，甚是珍贵，其父亲和伯父各买两尊。少年的他也非常喜欢这些佛像，后来对这些佛像加以研究，发表一篇有关陶瓷史的文章，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关注。
相关纪念文中提到一些有趣的事，如长者一次在日本旅游时，偶然发现日本古代有一高僧也叫“宗颐”。他与人打趣地说：“若人真能转世的话，我生前可能是位高僧。”
1981年秋，他于山西大同华严寺参访时，无意中又发现经书中写序人名叫“宗颐’，与自己名字相同，乃北宋高僧宗颐。他深有感触，即兴赋诗一首：“窃喜同名得异僧，秋风正马事晨征。华严寺前挂飘去，岂是生前此诵经？”且制印一枚“十方真定是前身”。
长者的佛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佛教渊源论》一辑以及后来编辑的《饶宗颐佛学文集》中，多有前人未发之论。
如对六祖的研究，“从我个人去新兴的感受来说，惠能不应是如《坛经》等禅籍所描述的那样目不识丁，国恩寺系惠能舍其故宅而建，面积很大。”因此，惠能很可能是有家世渊源的人。并认为六祖传法偈可从佛道两家典籍中找到出典。
指出惠能禅与印度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禅是可以活活泼泼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而印度禅则不同，流行“禅窟”，让人修苦行。
他说：“禅不光是要静坐，而是要培养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佛教讲因缘，因是内在主因，缘是外面的条件，相互要相应。
对于佛教的“定”，传统认为，“定”即是排除诱惑，他认为是内心的清净。
对于色空关系，他说“空”其实是一个过程。
网上有文章介绍说：
在佛教研究上，饶先生常常从史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例如，唐德宗贞元年间在吐蕃曾发生过一场我国僧人摩河衍与婆罗门僧人莲花戒关于佛教教义年代的著名辩论，学术界对此颇多争论，以往学者大多是应用典籍中的文献，故众说纷纭。然而先生另辟思路，根据敦煌遗书所用唐朝纪元与吐蕃纪年的年号的终始，再参以其它文献，确定了争论年代应在792～794年之间。此说法虽始于法人戴密微，但作最后论定的，是饶宗颐先生。
又如对于宋齐以降产生的经疏学与佛家经疏“同源”说的矫正，饶先生力排众议，一言而成定论，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这桩公案的圆满解决，其得力处在于其通晓梵文，能够直接阅读梵文本婆罗门经典和佛教经典。
此外，长者佛教题材的绘画造诣颇高，观音画是画得最多，也最有特色。
著名艺术评论家黄苗子说：以画入禅或以禅入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宋以来的画家，也有画与禅结合的好作品，如梁楷、石恪、牧溪、清初八大、石涛等，虽然他们的笔墨风格不同，但都是通过悟禅修心得来的成果。
饶先生的画落笔便高，也说明他禅学修养很高。心中没有执著，下笔自然随意。所谓随意，是指笔随心意走，他把禅宗的有、无、色、空概念，融化在丹青里面，表面上不落一个禅字，而画面上透出丝丝禅意，他的一景一物，一草一花，一人一僧，看是随手拈来，无心无意，实是匠心所在，这就是饶先生画作的特点。
他自己有诗云：“水影山谷尽敛光，灵薪神火散余香。拈来别有惊人句，无鼓无钟作道场。”以音声绘事供佛，这是其他学者无法可比的。
在长者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佛法对他心境与修为的影响。“我从14岁起，就学‘因是子静坐法’，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间九时必宽衣就寝。”
香港大屿山有一游览处，38株巨木镌刻着斗大的《心经》全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心经简林，正是长者2002年创作的。他说，要为香港开启智慧。
长者喜欢清净的生活，“心无挂碍中的‘挂碍’，是指自己造出来的障碍。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实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还流露：“有过一段时间真想剃度入山为僧。”
他写的“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以及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矗立的四个大字“慈悲喜舍”，都蕴含着长者的悲悯之心与处事哲学。
放下，是一个常用的口头语，但一般人很难做到。
比如从1952年开始，长者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学者没有地位，直到离开港大，他仍然只是讲师，没有评上教授。
按他的话说，“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他说“我来不及烦恼”。这份心静如水，可以抵挡外在一切虚幻的光环。
有人称他大师，他淡然一笑，“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长者认为心灵皈依之处很重要，如果没有终极关怀，灵魂会流浪。比如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首先，他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伟大，而且对于叔本华的哲学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其次，王氏对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对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所以，王氏做人、做学问，乃至论词、填词，都只能局限于人间。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
他常对人言，做学问和做人都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他深知做学问的艰难，并不是勤奋就可超越，吃苦就能胜出。“我不带徒弟，我干嘛要让人辛苦？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够了，不想让别人辛苦，做学问真的很辛苦。”
一个人的成功是诸种因缘的和合际会。他的出身、他的博览、他的眼力，他的钻研，还有香港安定的学术研究环境。比如学界流传的“南饶北季”、“南饶北钱”，境遇有别，因缘殊异。当年他在香港学术研究风生水起之时，大陆许多同辈人却被关进牛棚、打扫校园。这样就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长者富贵学佛，善用其心，用生命演绎了富贵同样可以学佛，并且可以学好佛法，运用好佛法。长者的一生，就是“福慧具足”的典范，既修福又修慧。
学问精深、广大博览，无人能望；福报之大、长命百岁，少有人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如维摩居士所言“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
长者光风霁月，玉骨冰心，其生命的依正庄严可以看成是佛法对长者的心性滋养，也是他对佛法慈悲喜舍的诠释与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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