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青年演员无戏可拍没钱租房，艺考生仍然重金培训求入场
文/夕迟
编辑/向荣
北京东四环某艺考班的表演课上，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对学生做面试前的模拟。寒冬的凛冽气息，丝毫没有影响这个不足60平方米教室里的热情。按表演类院校每年1、2月进行专业考试来算，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男老师梳着中分，以脾气暴躁闻名。上课时，他常拿着一根黑色甩棍在教室里游荡。艺考辅导机构号称“演员梦开始的地方”，体罚在这里并不罕见，在有的培训班，早功迟到1分钟要做100个蹲起。另一家艺考机构招生部窗外贴着“梦想的旅行注定孤独”，“梦想”两字被标红，暴露在北京光秃秃的冬天里。
他们是数量日益增长的艺考大军中的一员，是逐年刷新的“最难艺考年”的主角。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们对这个行业抱有憧憬，也对艺考培训机构不断强调的演员梦、信念感等价值观毕恭毕敬。
从2018年起，阴阳合同、限古令、限薪令接踵而来，预示着影视行业凛冬将至。横店的开机率下降了45%，17家上市影视公司中，11家营收下降——供给端传导给需求端的痛苦真实又具体。影视垂直类网站漫漫看的数据显示，2019年，65%的演员无影视剧播出。一家影视制片公司的人告诉《贵圈》，上个戏筹备时，选角导演拿来400斤的演员资料，只有6个人能从这些材料里脱颖而出，“可以想象多少演员没法拍戏。”
笼罩着整个行业的寒冬似乎并未困扰艺考生。“毛主席那时，那么艰苦都过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过来？”艺考生小辉说得肯定，“学这个肯定有出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喜欢《霸王别姬》，视“不疯魔、不成活”为信条，为了感受痛，他曾拿刀割自己，看着血从胳膊里渗出。
▲《霸王别姬》剧照
但他们在艺考机构面对的老师，却比他们更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戏龄10年的演员林烨以前一年起码要拍三个戏，如今每年拍两个短戏都费劲儿，日程表空空荡荡,“以前觉得拍好戏难，现在觉得拍不怎么好的戏也难。”为了应对寒冬，2019年9月，她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教师。
搅动焦虑的消息到处都是。一些人从影视行业离开，改行做保险、微商或者网红，新人一茬茬加入，相信奋斗能改变命运。
“演艺圈竞争激烈从来不是寒冬期的事，一直都是。它是一个金字塔，底下是大部分，人们只看到最上层的那几个。”林烨说。
造梦
一个普通的周六，沉闷的装修声不断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楼里传出。在二楼第11表演教室，一群学生正在排练，黄色的烟从干冰机里涌出，身材婀娜的女子很快被雾包围，从云台伸出的镜头试图捕捉现场发生的一切。
大三学生李玮坐在旁边台阶上候场，独自打着游戏。楼梯口的墙上，挂着那些被大众熟知的照片和名字，对面的墙上是更多的名字和照片，不太被人知道。
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里，你很难数清有多少“梦”。校外光秃秃的树上，“青年梦”和“电影梦”共同出现在红色条幅上；“光影之梦”的校歌牌子醒目地立在校史馆门口；在食堂，学生们谈论着学长学姐中谁在金鸡奖上梦想成真。新晋影帝影后很快会出现在校史馆入口处的奖杯墙上。它们是光影梦的实物载体，每一个看起来都触手可及。
▲关晓彤、王俊凯和吴磊作为北电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李玮被这种“造梦感”真实地包围。他考了两年，才进入这所“神圣”的学校。第一年艺考失败后，他独自在2月的北京逛荡了很久，心里拔凉。那年7月，他报了北京艺考机构，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起来，练气息。“不去早功要写检查，我只写了两次。”最终，他从八九千考生里脱颖而出，成为被录取的1/75。
这是一个层层选拔的残酷体系，通往金字塔的道路，需要金钱和欲望堆砌。培训机构考前20天的急训班，学费两万起。余悦发现，学表演后，从不加班的父亲开始主动加班,为了多赚三四百块钱。父母的“特别支持”让她“特别负担”，觉得他们“把钱砸到未知的路上”。她最开始觉得学表演能打开自己，但现在她总没自信，喜欢佝偻着，被老师讽刺像“刚从产房出来”一样。
控制与反控制在这个体系里交替运行。在一家2008年成立的教育培训机构，老师点了三个学生的名字，“每天七点十几分时，你们的手机闹钟同时响，但你们都不起。我不在你们宿舍，但我的灵魂一直监视你们。”为了烘托恐怖气氛，老师最后一句压低了声调：“I watch you”。
另一个艺考机构的考生提到，每次上课前，他们的手机都会被没收，老师会不定期查监控。学生们的反抗方法是准备一个备用机。但那个备用机如果很久没有聊天记录，或者是一款型号很老的手机，也会引起怀疑。最近的一次检查中，有学生交的一部“长得不像现在用的”手机，最后被砸碎了。
艺考，是中国式漫长造星体系的起点，职业的神圣感在这里被不断强化。米娜记得，高二刚开始上艺考班时，老师给他们布置单人小品作业，完成情况老师不满意，晚上十点，该下课了，压着堂又让学生演了4遍。还是达不到要求，老师摔了桌子，觉得学生在亵渎表演。到凌晨四点时，米娜感觉脑袋在轰隆隆地响动，耗到凌晨六点，才过完作业。“无法想象老师怎么对舞台尊敬到那种程度。那一刻，我觉得舞台离我特遥远。最开始，我只想考个大学。”
米娜有时会困惑，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爱把梦想放在嘴边。“好像大家都有梦想”，如果不喜欢表演还来学，会被指责为“亵渎”。米娜察觉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想考大学”并不是一个体面的答案，更不受招生老师欢迎。
“我只想抓住自己感兴趣的一点事情。”米娜谨慎地措着辞，她觉得自己这个顶多叫“目标”，不打算用“梦想”等冠冕堂皇的包装。但为了实现目标，她也不得不略带技巧地妥协，比如“如果老师主动问是否有梦想时，我就说对表演的理解。”
晚上九点，米娜和余悦并排坐在自习室里做练习。她们来北京半个月了，余悦想去天安门，“只要来北京都要去一趟的”，她嘟囔，但觉得自己底子差，不配浪费时间。
这一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千里之外，演员高以翔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台北第一殡仪馆的景行厅举行。吃苦和敬业在这个盛行苦难崇拜的圈子，并不值得拿出来说，它几乎是每个人的背景之一。每个学表演的同学都能随时讲出几个激励他们的故事：比如吴京，拍《攀登者》前花了20个月体验低氧环境。高以翔事件后，过度疲劳工作被短暂地关注了一下，又很快归于平静。
走出艺考班后 ，这些学生中的幸运儿将走入全国100多个开设表演类专业的大学校园。再过四年，他们将被投放市场，享受赞誉或遭受摧残。到那时，考验才真正开始。
演员
试了不少镜，面了不少公司，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大四表演系学生王瑞的收获是：自己长了一张不受表演市场欢迎的脸。
寒冬期让脸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尖锐。王瑞从小喜欢表演。大幕落下，所有演员回到舞台，三鞠躬谢幕。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爱死舞台了。
大武生、花旦、刀马旦那样的，是更受市场欢迎的长相，王瑞觉得自己能对标的是丑角——处于鄙视链底端的长相。
在中戏教学近20年的刘凯感到，社会审美正变得越来越粗暴。早年，班级里有女生其貌不扬，因为感受力强被招进来，成为专业最好的学生。毕业大戏时演崔莺莺，和张生告别时眼神里的依依不舍，打动了当时饰演张生的刘凯。如今，招生标准和市场偏好达成共谋，越来越向外部形象以及流量妥协，变得缺少想象力。
面试失败了多少回，王瑞数不清了。最惨时，兜里只剩下十块钱。王瑞觉得自己在不断被社会鞭打。看到地铁一直咣当咣当，他会羡慕它可以一刻不停，一直往前。为了活下去，他先后去过生硬拼接搞笑段子的小剧场、一个月需要剪20个视频还不断被老板暗示加班的单位，以及达不到销售指标就要吃酸柠檬的奇怪公司。现在，他仍在待业中。
作为新人，签经纪公司也是途径之一，但王瑞担心“被坑”：签了几年，不给安排活动。“几”有时等于5，有时等于10。“现在很多合同都是10年起步。想红的人特别多，市场里经纪公司有定价权。”有知情人给《贵圈》举例，他的网红朋友和经纪公司的签约分成比例是35%-40%，“这都算比较多的。”
“如果签好一点的经纪公司，可能在拍戏分成上，可以达到四六开；刚毕业的，可能二八、三七都会有的。”一位私募影视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告诉《贵圈》，“不签经纪公司，去找剧组拍，有时很难。”
凌晨选择了hard模式。2019年6月，他从南昌理工大学表演专业毕业。他承认自己最开始喜欢镜头前的感觉，是出于虚荣。2015年，凌晨在《夜天子》里因为一个字台词“杀”，他跑了一天。破裂感在体内炸开，说“杀”的那刻，他觉得自己像“活道具”——那时，只需要有这么个声音，至于是谁说的，并不重要。
▲电视剧《夜天子》
为了拍和导演或者对手有“碰撞”的角色，凌晨接了网络大电影。故事是叛逆大学生的自我救赎。男生贪图外边世界的繁华，沉溺于吃喝玩乐，被虚荣蒙上双眼，直到母亲车祸才如梦初醒，幡然悔悟。
凌晨期待那部电影上映，特别想。尤其母亲病重那段日子。他希望母亲走前能在镜头里看到他，觉得“儿子有出息了”。网剧迟迟没消息，凌晨急，却不敢问制作团队。母亲离开了，没在银幕上看到儿子。
2018年5月，查税风暴降临影视行业，空窗期一轮一轮席来，生存问题摆在面前。朋友建议凌晨跟组，跟组意味着每月有工资拿，出不出工听副导演调遣。这样的岗位能给凌晨每个月带来4500到5000块钱的收入。他答应了，生活又回到了“点缀画面”的老路。他演《大宋宫词》里的起居郎，粘着胡子，穿着袍子，站在皇上旁边，拿着毛笔，记录那个朝廷里最有权势人的一言一行。
有一幕戏，小皇帝年幼，刘涛饰演的刘娥主持朝政，大臣在朝廷上挑战这个垂帘听政的女人。凌晨把大臣控诉刘娥的罪状记得清清楚楚，义愤填膺，甚至添加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副导演时不时过来嘱咐，别写那么快，“写一会儿缓一会儿”。就这样写了十多天，直到最后凌晨才发现，“镜头都带不到自己”。事实上，没人会真正去留意镜头里的起居郎，以及他到底写了什么。
▲《大宋宫词》拍摄现场（图片来自微博）
凌晨把“跟组”和做真正的“演员”分得很清。前者是为了存活，后者是为了梦想。凌晨怕自己的演员梦慢慢消失，他是他们班唯一还在坚持从事这个职业的人。
赌徒
这几年，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把一部分人的电影梦拽到了更下沉的市场。要求人美戏好、一天200块钱的广告，几乎每天都能刷得到。王瑞不觉得那些是演员该做的，它背叛了表演的完整性和合理性，他放不下对这个行业的敬畏，坚决与这些职位划清界限。
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扁平，成名看起来变得容易。这些年，中戏95级毕业生刘凯觉得，明星和演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市场很容易可以捧出一个星来”。它制造出某种虚幻感，让人们相信机遇可以被放在实力之上。他怀念早年，班上同学为了营造演农村戏的真实环境，把学校的玉兰树砍了，扛到教室，搭出真实的农村院落景致。学校找过来，要把“肇事”学生开除，他们这才知道，树是台湾校友送的，几十万一棵。老师拼死拼活保住学生。刘凯感慨那时“戏比天大”，几十年来，他留校当表演老师，完整地经历了价值观的建立、生长以及破灭。班上有学生四年就见过一面，但也能顺利毕业，因为有名。2018年刘凯辞职，如今,他开了一个表演培训班，给那些在市场浪潮下匆匆赶路的年轻演员，提供回炉的机会。
《贵圈》找到了很多新加入演艺圈的年轻人，问他们为什么进来。答案大同小异。受某个遥远的电视剧的感染，朋友的鼓励，或者最常听到的：梦想。演员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始，充满随机和原始冲动，而后续的剧情，许多在他们的人生剧本之外。
“那种东西是虚幻而又真实的。”一个影视制片公司的人，试图描摹人们如何在这种感觉的召唤下，聚集在行业里。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从不缺少一夜爆红和一夜暴富的故事。它总有能力让人相信“你是能成功的”。他说中国电影市场的比例大概是，800多部备案、100部上映、50部挣钱、5部成功，但人们总觉得自己会是五分之一，总觉得自己是《流浪地球》或《哪吒》，“像赌博一样”。
北漂演员刘帅进入演艺圈三四年了，到了“没什么流量和好作品，总会被叫新演员”的尴尬阶段。过去一年，刘帅的片酬不到10万，“再不拍戏就交不起房租了”，他在一次采访中感慨。那次之后，他名字总和“交不起房租”的标题一起出现，用来佐证某些心照不宣的事实。
▲刘帅在网剧《大侠日天》中饰演男二号东方连城
“也不是我一个人交不起啊。”他困惑为什么自己总被拎出来，“大部分演员，真的是不知道你的房租在哪里。”刘帅用“大浪淘沙”形容眼下的寒冬。在这个冬天，他有很多简单的想法，比如把拍戏这件事做好。他说自己喜欢冬天，因为它足够简单，有时也会有温暖。
（除刘帅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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