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的大咖们，让我们一起为习大大疯狂打call】习近平故事（3）
第一篇 奋斗故事
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
当地司机将凤凰网特派员带入梁家河。一下车，特派员首先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墙上有一幅宣传画，正是以习近平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两边写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1974年1月，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后，找到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谈了想在梁家河试验沼气的想法。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后，决定派习近平等6人前往四川学习。1974年7月，习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建成的第一口沼气池产气点火，这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这项经验后来在延川全县推广，解决了农民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直至今日，梁家河仍有村民在使用沼气。
习主席过五关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专访时，讲述自己当年插队的经历，说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说被跳蚤整得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为了治住跳蚤，只得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硬抗了三年没事了。有一年弟弟习远平去梁家河看他，习近平还特意叮嘱弟弟不要告诉母亲。
干活卖力、能吃苦
梁玉明儿子印象最深的就是习近平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巩政荣记得，大冬天在厚厚的冰面上，习近平穿着雨鞋去打坝。梁家河人、后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副队长的王宪平回忆，“以前大家都在支沟里打坝，不敢在正沟里打，怕雨水把坝冲垮，习近平就敢带领大家在正沟里打坝，进而为梁家河建了更多良田”。
时任梁家河一队队长的石玉兴老人告诉凤凰网，刚开始的时候，北京娃娃干活并不行，不习惯山地，爬一个山峁峁就累得不行。习近平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也曾透露，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
经过家人劝说，逃回北京的习近平很快又回到了陕北，此后一直呆到1975年。打坝、挑粪、修路、上山开荒、收庄稼，习近平什么都干，当上大队支书后，更是带头干重活。“做村里的领导不容易，都是靠自己干活得来的”，巩政荣告诉凤凰网，习近平干活卖力、能吃苦，男女老少无形中就尊敬他了。
习近平2003年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访时，回忆了那段岁月：“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爱看书影响农家孩子
北京知识青年到梁家河这个偏僻的山村，对社员来说是头一次。巩政荣比习近平小6岁，第一次见到习近平这些北京来的人，想都不敢想，“人家毕竟是知识青年，一个高干的儿子，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一样，还到农村来干活”？
习近平给巩政荣剃过头，教他学“蛤蟆式”泳姿（蛙泳）。巩政荣弟兄8个，家里条件不好，习近平还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他，“虽然有些破，但对我来说是好鞋”。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队里几个同龄人去送他，巩政荣那时上初中，在路边打扫卫生勤工俭学，习近平看到他就停下来，拍拍他的肩膀，叫着他的小名“容辉，好好学习”。尽管巩政荣家祖祖辈辈在梁家河种地，他却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中生。
巩政荣后来在家里还发现一本习近平赠给他哥哥的书，书上写着一首小诗：暴风雨中见雄鹰，暮色苍茫看青松，革命烈火试真金，平凡小事出英雄。
石玉兴老人印象里，习近平话不多，农闲时，就拿着书看。习近平带了一箱子书，队里的年轻人就喜欢聚到他的窑洞，听他讲外面的事情，找他借书。
武辉比习近平小一岁，没事就跑到他的窑洞去，在那里接触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一开始不敢跟他们借书，就跑到他们窑洞里看，后来越来越熟，他们就说你拿去，拿到家里去看”。武辉告诉凤凰网，几个知青中，他跟习近平看书学习最多。武辉后来成为一名教师。
先后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
9月6日，延川县下起了大雨，武辉在家里向凤凰网讲述了习近平在梁家河不为人知的坎坷。
1971年，武辉去教书，王宪平调到关庄公社任团委书记，与习近平一起来的大多知青也都参军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习近平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在梁家河继续劳动，此时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北京卫戍军区被监护。“他那时候也孤独，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你想都想不到，没有文化生活，一天到晚就是干活，早出晚归，晚上回来就是看些书，坐一块聊天。”武辉说，也就是这个时期，他与习近平的接触开始多起来，谈古今中外，也聊当地风俗。
1973年，许多大学开始招生，武辉和他一起去县里考试，习近平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当时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和背景就很关键，要根正苗红。为此，习近平母亲齐心还专程赶到延安，找到时任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延安这边的问题解决了，但当时的清华由文革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这一关被卡了。
那一年，武辉也没上成大学，回来后一直灰心丧气，两三个月才缓过来，“因为受他们（知青）的影响，很想出去的，想学习，到外面去看看。我们生下来就在那个山沟沟里，小车都没见过，天空偶然看见飞机，高兴得不行”。
武辉觉着，习近平当时也很失落，但他不说，“他很少说自己痛苦的事，他心里有啥事就不多说话，有了委屈也不说，我们一块很少有痛苦的时候”。武辉告诉凤凰网，也是从那时候起，习近平下了决心，要留下好好干。已年届八旬的高明池在病床上也向凤凰网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娃娃，上进心大，决心大，头一回受那么大打击，决定不走了，要凭自己的本事，给地方做出成绩”。
因为家庭背景，习近平入团、入党、当上村支书，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当时大家都躲着‘反坏右’，村镇没人敢决定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入党。”王宪平说。
习近平先后写过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公社都不敢批，认为他没有划清界限。习近平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追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
习近平的入党问题，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他曾听到申昜与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星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昜说：“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
1974年1月，习近平终于入党，并很快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那时的年纪，生活上要自立，语言上要交流，劳动上要吃苦”，武辉认为毛主席那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大有作为”这句话，在习近平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知青
1975年，清华大学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其中延川县有一个。习近平三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延川县委也推荐他上清华。此时的习近平因为建沼气已经是延安地区的先进知青，地区顺利通过，但清华招生办的人却不敢做主，请示校领导。恰巧那时正刮所谓“右倾翻案风”，迟群、谢静宜都不在清华，清华当时的负责人刘冰做主说可以来。此时，习近平父亲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厂里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习近平如愿走进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