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里学院 | 王晓渔：西南联大，已成绝响

王晓渔：文化学者，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同济大学中文系，著有《重返公共阅读》等，主编“独立阅读”书系，译有《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曾为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文章被译为日文、英文、德文。

注：王晓渔老师将在8月份好校长成长计划中，主讲：《风雨如晦而弦歌不辍》，届时将有中国教育报、梨视频等媒体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在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依然成为一所让后人无限缅怀的学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自由的教学和自治的管理。

1937年8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次年西迁，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总共存在8年零11个月，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

从规模而论，今日一所大学1年的招生和毕业人数，就可以超过西南联大将近9年的成果。如果从办学条件、财政力量、外部环境等各方面来谈，西南联大更是无地自容。就是这么一所学生要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跑警报”的学校，创造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也培养出中国学术史的“全明星阵容”。

西南联大不仅为校友所认同，还被几乎所有的中国学人认同。可以这样有些煽情地说，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是所有中国学人的心灵故乡。我不想无限神话这两所学校，深入它们的内部，同样会发现无尽的纷争。

可是，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是拥有灵魂的大学。这种评价似乎低估了它们，但放在历史的脉络里，实在是一种“高度评价”，因为绝大多数所谓大学，实际只是四年制的职业学校。北京大学的魅力，来自“兼容并包”。西南联大的魅力，按照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说法，就是继承了“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特点。

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相比，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具有两个劣势。

第一、从外患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虽然成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但毕竟不像抗战时期，国土大面积沦丧；

第二、从内忧而言，北洋政府虽然有专制的一面，尚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国民政府推行意识形态控制不可同日而语。

就是在这么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依然成为一所让后人无限缅怀的学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自由的教学和自治的管理。

我们经常说思想自由和学术，但它们经常被限于研究层面的自由。大学不等于研究所，除了研究还要承担教学工作。因此，教学层面的自由尤为重要。缺乏这一中介关节，教师和学生就只能使用“哑语”，依靠“猜口型”互相交流，谈不上教学相长。

2006年，西南联大校友、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一纸风行。他用了很多篇幅谈到西南联大的生活，其中的关键词只有两个字———“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这位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的“见异思迁”的学生这样回忆。

教授治校这种自治的管理方式，是民国年间很多大学的惯例。但西南联大在教育部面前也坚持自治的原则，这大概是其他大学无法享受的特权，然而这种特权并非恩赐，而是争取而来。

据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的女公子宗璞先生回忆：1942年6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西南联大教务会议表示，这样将把大学等同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还指出“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应当“权、能分职”，最终西南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

宗璞表示，有人天真地提出重建一所西南联大，她与几个少年时的朋友都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自由的教学和自治的管理——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本文作者：王晓渔    原刊于《新京报》2007年9月20日，

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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