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券商高管出任证监会主席的必要性
神评论：这么多年，中国银行业都在默默承担一项艰巨而又伟大的任务——为中国证监会培养主席！
人民银行的人可以管证券市场，建设银行的人可以管证券市场，农业银行的人可以管证券市场，中国银行的人可以管证券市场，就是证券公司的人？
历史是一面明镜，从国内证券市场二十余年的发展来看，从国际证券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无不证明证监会主席选择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关系到今后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中国证券市场而言，证监会主席的配置应当是包括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在内的证券市场主体最为关注的人力资源配置，使市场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证券公司作为主营证券并参股控股基金与期货的最大中介机构，券商的俗称、中介的地位表明其链接证券市场主体，其资本市场的主体地位已逐渐巩固。证券市场明明白白的市场属性呼唤券商高管出任证监会主席，正是一种明智而客观的选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1、从国内来看，中国证监会历任主席都来自人行和农、中、建、国开等大行，无一有过证券从业实践经历，似乎纯粹按照行政级别配置，不符合证券市场本身的市场属性，未体现市场在主席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刘鸿儒（1992年10月至1995年3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央金融改革研究小组组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周道炯（1995年3月至1997年5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周正庆（1997年5月至2000年2月兼任再出任），兼任再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
周小川（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尚福林（2002年12月至2011年10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郭树清（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钢（2013年3月至今），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也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实实在在的正部级；农、中、建、国开等大行都是综合性商业银行，享受副部级或以上待遇的单位。而现有的100多家证券公司至多是厅局级单位。
中国证监会作为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历任主席的配置，显然是套用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由于证券公司级别太低，只好从正部级的人行的副行长和享受副部级的大行行长里选拔。即便如此，都是提拔了一级，因为人行的副行长、大行行长都是副部级。如果直接提拔至多是厅局级的券商高管，则是跳跃提拔了两级。
但中国证监会作为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而非国务院组成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国务院授权其中一些单位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显然，事业单位的属性，决定了对中国证监会主席的专业经历经验要求，远高于其行政性要求，而熟悉证券期货市场的证监会主席的选择，无疑有利于监督管理好证券期货市场。
如果说中国金融业过去是混业经营，证券公司过去还很弱小，只好启用有混业经营经历与经验的人行的副行长和大行的行长，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还情有可原。
但中国金融业已分业经营多年，部分优秀的证券公司已经上市并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后，还是启用或无混业经营、分业后的证券工作经历与经验的人行的副行长和大行的行长，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让具有间接金融经历与经验的高管，监督管理直接金融领域，尽管都是金融业，就好比让田赛运动员担任径赛裁判和教练一样，尽管都是体育比赛！熟悉竞技技巧且具赛场经验的优秀运动员，担当同一运动项目的教练和（或）裁判顺理成章，但若担当不同运动项目的教练和（或）裁判，则有管教非所干过的专业缺陷。
若论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市场化程度、创新要求、经营风险、监管难度，应当说全是证券业高，单说证券交易佣金在2002年就实行市场化，而2013年7月20日起才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存款利率市场化尚在襁褓。
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很难求得持续双赢，证监会主席其实是在为前者融资和为后者维权之间走平衡木。难听一点曾经被比喻为处于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银行贷款人和存款人的利益相对说来是良性循环的，银行业高管的风险承受力，远不及证券业高管。某大券商董事长卸任后，出任控股该券商的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庆幸地称自己安全着落，远离了证券业是非重生之地。不言而喻，胜任的证监会主席非得是专才不可，而且心理上也须经历过证券市场跌宕起伏的历练。
2、从美国来看，证券交易委员会前四任和最近10多年就任的主席，出任前大多从事过律师、与证券有关的立法与行政工作，亦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经历，折射出依法监管和专才的氛围。
美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出任前从事过银行业，一战结束后投资股票赚了大钱，成为百万富翁。再任美国驻英大使。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首任主席人选上，罗斯福总统没有选择证券法的主要起草者、主张严格监管并坚持己见的杰姆·兰迪斯（美国第二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而是选择了“具有行政能力，了解所要监管的这个行业的特性和行为惯例，善于缓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的不同观点”的肯尼迪。
肯尼迪在其商业生涯中，是一个职业的投机分子、联手庄主和空头炒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启用这样一个可能广受非议的市场行家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并不完全是迫于妥协的压力，而是非常明智的政治决策。这一决策保证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顺利启动以及《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逐步被证券业内及社会各界所接受。
美国第三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奥威尔·道格拉斯，出任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美国第四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罗姆·弗兰克，出任前有15年的律师工作经验。利用其积累多年的市场经验，起草了《公用事业控股法案》。
……
2001年8月哈维·皮特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26任主席，出任前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过10年，后成为常务理事，负责SEC的法律程序和证券法律难点的解释工作。
2002年12月威廉·唐纳森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出任前曾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首席行政执行官。他还和别人一起创办了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公司，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2005年6月克里斯托弗·考克斯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出任前多年从事金融法律工作，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6年并担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是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曾投票支持有利于公司在证券诈骗案中自我辩护的法案，支持通过《2002年萨宾-奥克斯利法案》，还长期主张取消资本收益税和红利税。
2008年12月玛丽·夏皮罗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历史上的首位女主席，出任前从事过金融律师业，是杜克能源公司、卡夫食品公司等大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在这之前，她就曾短暂担任过证交会代理主席和产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职务，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从业经验将近30年。
2013年8月Kara M. Stein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出任前担任过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以及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证券、保险和投资委员会的主任。在美国国会山工作以前，在法律公司做助理，还在代顿大学法学院担任过助理教授
3、从香港来看，回归前夕至今的历任证监会主席及行政总裁，有过律师、银行、证监会、证交所工作经历，可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1994年梁定邦出任香港首位华人证监会主席，出任前曾担任教师，后加入香港政府，由政务工作获升至首长级，任廉政公署助理署长。后离开政府，于伦敦大学英攻读法律，留学归来获私人执业大律师资格，任高等法院暂委大法官。
1998年10月到2005年9月沈联涛连任3届香港证监会主席，出任前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同职位，包括首席经济师及主管银行与保险业监管工作的助理行长，后被借调到世界银行，出任金融界别发展部高级经理，又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及外事经研部。
2006年6月香港证监会原有的执行主席职位已分拆为非执行主席职位和新设的行政总裁职位，香港证监会主席是独立于由行政总裁领导的执行管理层，这与国际的最佳管治模式一致。香港证监会主席将在香港和国际层面代表香港证监会。
2006年10月和2011年09月方正两度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出任前曾任证监会咨询委员会成员、非执行董事、稽核委员会主席，香港公开大学校董及司库，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外汇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及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香港房屋委员会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
2005年6月到2011年06月韦奕礼任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曾在伦敦交易所任职18年，其中最后最后3年任副行政总裁，还曾担任富时指数国际主席，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辖下的上市监管机构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2年10月唐家成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出任前曾任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亚太区及中国主席、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主席、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和双重存档事宜顾问小组委员，并为公司法改革常务委员会委员，证监会非执行董事。
4、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2006年7月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打破了行政级别的限制，启示在于从国家和大局出发，应当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亨利·保尔森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一脚迈进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
1974水门事件后，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1982 年升为合伙人。1988年他获委任成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1993年升任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主管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高盛的员工数目虽然仅及业界老大美林证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高盛盈利都名列榜首。
此外，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第一的地位。
小布什于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尔森出任财政部长，对保尔森的提名，标志着白宫的一个重要转变。
2006年7月 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就面临着一大考验：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小布什一直对来自华尔街的人持怀疑态度，更喜欢任命商界人士作为纽约的财政要人。比如，他的前两任财长一个来自美铝公司(铝业巨头)，一个来自铁路公司。尽管保尔森没有英国新教徒贵族血统，但他代表了华尔街精英的精神。
5、境内外的证监会主席不仅是风险性极高的职位，而且还使出任者在经济收入上普遍大幅缩水，更应当从国家需要和责任使命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担当。
境内外的证监会主席虽然身居高位，但无不坐在火山口上，去职、辞职的报道时而出现：
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去职。
哈维·皮特在政商两界以及媒体此起彼伏的讨伐声中黯然辞职。
威廉·唐纳森推出了一项颇受争议的计划，以改革股票交易规则，此举不但遭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内共和党同僚的反对，也受到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因而宣布辞职。
香港证监会首任行政总裁韦奕礼或因雷曼事件，在2011年任职合同到期前毅然请辞。
境内外的证监会主席尽管是处于证券业的最高端，但任职收入却大大低于任职前：
哈维·皮特不惜放弃年薪300万美元的律师职业，来就任年薪只有13.17万美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26任主席。
香港证监会主席职责繁重，却只有年薪70.2万港币，因此，众多热门人选均不愿意接手。
中国证监会现任主席肖钢2012年的在中国银行的税前年薪是110.31万元，就任证监会主席后，部级干部的月薪可能仅在万元左右。
就是亨利·保尔森先生，也是不惜放弃3830万美元的华尔街职位，去华盛顿上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后者的收入只有20万美元，两者相差近2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也说明，保尔森同意出任财长绝非为了金钱，毕竟，仅其在高盛持有的股份就价值数亿美元。
6、中国证监会主席市场化选择的必要性就在于，尽管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可以说成绩突出问题更突出。一些涉及和影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也可以说长期以来民怨沸腾又无可奈何。今后若能从证券行业中选任证监会主席将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引发广泛的积极效应，这些都无疑非常有助于证券市场深层问题的逐步解决。
众所周知，中国证券市场一直以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依然没有摆脱融资性为主要特征的市场；二是依然没有摆脱体系紊乱的市场；三是依然没有摆脱半封闭半开放的市场；四是依然没有摆脱政策性导向突出的市场；五是依然没有摆脱投资者亏损循环的市场；六是依然无法治理腐败现象严重的市场；七是依然没有真正展现宏观经济晴雨表作用的市场。
上述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说与市场掌舵人――中国证监会主席的选择不是来自证券市场本身，却是来自与证券市场有联系但相对分割的银行有关。
由分业经营的银行业高管来掌舵证券业，专业性勉强、未经历过证券期货市场历练，证券期货专业知识与技术、市场实践经历与经验的先天缺失，监管创新性强、风险性高的证券期货市场，难以为国务院领导提供可行性决策方案。在政策制定和改革方向上多年来出现了不少方面的失误和错误，对市场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试举几例：
例1：2001年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这种单纯透过市场减持国有股的政策，就是不懂市场或违背市场的表现。
例2：2001年允许境内居民交易B股的政策，不仅没有实现AB股接轨，而且造成境外投资者胜利大逃亡，换成套牢大批境内投资者。
例3：早些时候证监会曾经出台一个政策，基金从业人员购买货币基金也必须和股票基金一样必须提前申报并至少持有6个月，货币基金本就是现金管理工具，做流动性管理的，为啥还要至少持有6个月，这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奇怪规定，后来终于废除了。所以，专业的、有实践经验的市场化人士出任证监会主席是必要的。
例4：最近IPO重启后，首轮发行的48只新股普遍受到市场疯狂炒作，与此同时，“限炒令”促涨、老股东套现、机构获暴利等新情况的出现。仍然沿用老的行政监管思路，没有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本轮IPO重启还不到半个月，监管层就开始为IPO新政"打补丁"。为何要匆忙"打补丁"，难道不能说是与掌舵人不熟悉市场有关吗？
无论是西方包括香港的过往经验，还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发展的现实，呼唤着中国证监会主席走向市场化，而市场化选择的现实方向来自于证券行业本身，让来自证券市场的券商高管，监督管理市场化程度极高的证券市场，切实体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资产规模与质量、经营业绩稳居中国证券公司前茅且是上市公司和金融控股集团的证券公司高管。相对于中国证监会各部主任、派出的各证监局局长，证券市场波澜起伏的历练程度高，对证券经营管理的感性认识深刻，如果充当监管者就最知道其中的奥妙。
恰如中纪委王岐山书记，长期从事并领导金融、经济工作，由他主持中纪委工作，确实能洞察腐败之秋毫！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的力度和效果，着实令人称快。
中国任职时间达十年以上且在各自任内将其所任职的公司打造成业内翘楚的证券公司高管，相对于沪深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接触的证券市场主体代表性强，深知融资与维稳的辩证关系，如果充当监管者就最善于把握其中的平衡。
券商内部一直流传的是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低，其高管至多担任地方政协委员，远不如甚至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大行行长。
而大行内部一直以来套用政府级别，总、分行行长分别对应于副部、正厅级，甚至由其派生出的南方、国泰、华夏等三大证券公司和长城、信达、华融、东方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分公司，分别认为自己是副部级、正厅级。
某大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受邀就任大型证券公司总裁，被当事人自己感觉是降级和风险大而不乐意出任。有的分公司总经理就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级别和大型证券公司董事长一样。
既然大行行长可以是副部级，那么大券商高管为何就不能定位副部级？银行、证券、保险同处于金融三业，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应当是享受国民待遇的时候了。
中国银监会就沿用了这样的市场化思路，历任主席都有大行行长的履历，既然如此，中国证监会是否也可尝试由大券商高管出任主席？
历任任职时间
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建行行长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长周正庆。后来三人都被朱镕基亲点，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继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样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经历，都担任过央行的重要领导职务。
20多年，资本市场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证监会这个专职机构联系在一起。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郭树清、肖钢，他们并非和其他的部长们有着显著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执掌令无数企业和股民瞩目的证监会，是资本市场让他们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国家金融人才奇缺，拥有货币银行学研究方向和留学背景的博士更是凤毛麟角。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 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 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1992年，在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建立监管模式成为刘鸿儒的开山之作。利用股票市场吸引外资，大胆进行证券产品创新，推出H股、N股，成为刘鸿儒开山鼻祖的重大贡献。
在一年多时间里，刘鸿儒还主持制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23个配套法规。
世事难料。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拥有30年财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他就是周道炯，强化规范运行成为他始终如一的理念。
上任伊始，周道炯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327”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他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同年9月2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监察部等部门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以渎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此次事件的影响，无异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倒闭由此引发的资本市场动荡。
以此为契机，在1996年，周道炯亲自主持并连续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为在规范中求得更快发展，他向中央提出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建议。时任国务院总理听取意见并支持证监会依此推进实际工作。为此，周道炯果断改革发行方式，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上市。
他的以规范求发展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他的任内，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周正庆：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细心的股民不难发现，在周正庆执掌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
周正庆赴任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内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出，这都成为这位资深金融专家下决心让政策介入调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
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由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井喷行情。短短一个半月，股指上涨70%。
一年之中250多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风头更劲。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周小川：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
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他以“基金黑幕”论战为契机，开始施展他一系列强化监管的组合拳。
2001年3月，刚刚离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被力邀加盟中国证监会担任专司监管工作的副主席职务。随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2002年开始，要求申请再筹资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应分别经国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任内所发生的“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后来中国股市持续5年大跌的罪魁祸首。而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2001年至2005年，沪指从最高点2245点下跌至998点，暴跌56%，股市蒸发市值近2.3万亿元，投资者被悉数深度套牢，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崩盘边缘。
尚福林：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又迎来了一位银行行长出身的当家人，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他也成为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作为金融专家，尚福林深刻认识到，股权分置作为重大基础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发展的创新，要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一制度瓶颈。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制定了两个操作原则：一是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实施;二是统一组织，分散决策。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31日，证监会联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两部委用行动来表决心。
同年6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相继出台鼓励基金投资、向券商注资再贷款、暂减红利税、暂免支付对价产生的印花税和所得税、允许控股股东增持、推出权证等七项利好政策。并先后推出两批共计46家企业进行试点。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当日上证指数暴涨超过8%。
2005年8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由最低点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最大涨幅为513.6%。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位。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一年时间里，沪指急挫至4459.11点，暴跌幅度高达72.81%。就是当前的股票指数，虽然比他上任时涨幅超过100%，但是，市场参与者大多亏损累累。
是指数错了还是结构依然问题多多?一切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投资者依然在坚守中追寻。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羽翼更加丰满，在全球也更加显得举足轻重。
郭树清：“郭氏”激情任职路
郭树清的任职后的“立言、训政、巡视”，行动上的“果断敢为、大刀阔斧、动作利落”，给其迎来了一个“郭旋风”的美称。
他所任职期间，A股市场新批了193家上市公司IPO，首发募资1386.6亿元;整体市值从23万亿增长到24.5万亿，增幅6.52%;A股证券账户数从1.62亿增长到1.69亿，增幅4.3%;机构投资者里，基金资产规模从2.1万亿增长到2.9万亿，增幅38%。
“他是真正的改革者”郭树清的同学华生如此评价他，而他确实也是，上任的506天里面，可谓“7天一新政”。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曾表示，截止2012年11月，一年来，证监会为适应市场改革发展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制度、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正式出台的规则、制度达 65件。而在2013年3月14、15日，有颁布了合格境内投资者、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等9项规章、制度，因此其任期里提出的制度调整 达到70多项。
从上任第11天(11月10日)，郭树清作为证监会主席首次公开露面，就提出强化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当天不慎摔跤的小插曲，还成为后面调侃的小话题。
并且在之后的一系列时间里，提出各种完善新股发行改革制度、退市制度、内幕交易“零容忍”、推进新三板、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加大机构创新力度、建设OTC市场、转融通、加大QD/RQFII海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等，这些政策的每一项都在完善A股投资价值。
其在任期间，资本市场生态整体向好，虽然沪指还是从2468.25点降至2278.40点，跌幅7.69%。但中国A股市盈率，也从其上任前的12.18倍降至11.72倍，而更具投资价值。
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郭树清在任时间短，但影响深远。他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使行业更加充满活力，竞争和创新成为现实。
肖钢：自省的“风控先生”
从2013年3月17日任证监会主席至今，肖钢已经在火山口上坐了N多个日夜。
上任初，遭遇“光大乌龙指”事件，之后雷厉风行地惩处了一批券商、上市公司和从业人员;重启了IPO，数百家企业成功上市融 资;2014年起，行情走牛，最后又在2015年演变成黑色的股灾;沪港通最终落地，深港通也望得见了;金融反腐浪潮中，……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明堂中的意志和乡野中的民粹也对以肖钢为代表的证监主帅们的工作空间形成来自两个方向的压迫。是功是罪，任人评说。
来源：新三板直通车（ID：xinsanban-ztc）综合佐厚儒（阿尔法工场）、21世纪经济报道等，转载请说明 本文内容不代表车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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