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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谜题:为什么10%的人赚走了70%的钱?

2017-07-18 花儿街内参

作者:蜜姐 来源:蜜财富




最近蜜姐在读陈志武教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颇多感慨,今天就“为什么我们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一点与大家探讨。


你怎样看待当下的贫富分化现象?你认为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


文章的开头,蜜姐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站在你个人的角度出发,是大家一起穷好呢还是有人穷有人富好呢?

 

当下,国人都有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如果自己不能成为那个比别人富的人,那么宁可大家一起穷着,而且是越穷越开心。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有人穷有人富的情况呢?贫富差距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其实,贫富差距早已有之,在夏朝之前的远古人类就已经出现陪葬物品价值不一的情况,只要生产有剩余自然就会出现分配不均。

 

但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贫富差距的拉大?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当时社会以工厂职工为荣,月工资只有十块二十块,教授算是高收入群体,四五十块的工资可以养活十口人。

 

当时的社会风向是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完成国家分配下来的各项指标,一起开开心心地穷着,不会有人炫富,自然就不会有红眼病。

 

然而,这样的体制下,经济怎么可能有所发展?大家关心的都是能不能完成计划目标,至于这个计划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能不能拉动社会增长,跟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引用一幅讽刺苏联的政治漫画,画的是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很是高兴,纷纷欢呼:“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

 

在社会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共同贫穷”仍有区别——贫穷和更贫穷,这个划分标志,就是权力。

 

由于当时物资极度紧缺,物资都是凭票供应,政府机关权利极大,手上有票的就是爷,谁不听话就能让你没有饭吃。



1978年,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时候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有钱才是重点,谁能赚到算谁厉害。

 

效果正如政策所言,有一部分人迅速富起来,但贫富差距也由此拉大。


不过大家要注意,虽然富人在大踏步地富裕起来,但是穷人也在小幅度地前进。总体来说,大家的生活都是比原先好的。

 

比如说,一开始富人的月收入为101,穷人的月收入为99,但改革开放之后,工资翻番,富人的月收入变为202,而穷人的月收入变为198。差距由2变为4。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这些年来,虽然我们的收入是从99变成198,但富人的月收入却从101一举跳跃为另一个数量级,直接达到了2002呢?

 

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收入基尼系数0.465,这项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在今年达到了八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今,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坐拥近70%的私人财富, 与飞黄腾达的富人们对比悬殊的,是半数底层老百姓目前仅占有15%的社会总收入。

 

这些年来,我们的很多家庭由贫转富,由奔小康变成了吃小糠。普通人奋斗一生,也许也买不起大城市的一套房。

 

以北京东城区为例,人均工资为5353元,而每平米房屋均价是105912元。

 

如果想在东城区购买一套70平米的二手房子,并且在北京没有购买其他住房的情况下,首付比例为30%。

 

也就是说,买一套房需要70*105912**30%=2224152元。

 

这意味着,以人均工资计算,普通人需要不吃不喝35年,才能够付上一笔首付!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伤害就没有动力。有了差距才有向上奋斗、不断努力的动力。


但是当差距出现两极分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时候,这还让我们怎么奋斗?



那么,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说好的“先富”拉动“后富”呢?

 

原因之一,是市场体制没有建立到底,说好了只要能赚钱就行,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开,最好的那块蛋糕并没有留给大家。

 

现在,大部分赚钱的行业,如金融、能源、电信、保险、邮政电讯、石油石化、烟草、电力等都基本实行垄断经营,国企躺着赚钱。

 

一边是国企本身享受高额利润,一边是国企员工享受高工资和福利待遇,高管享受高额的年薪和补贴,是高收入群体的大头。

 

国企在这边生活安乐,然而民企却是水深火热。只能在其他领域里艰难夹缝求存、拼命寻找立足之地。

 

不止是行业,国企在其他方面也在政策上多有倾斜,天生就是国家的宠儿。

 

比如说一个房地产企业,如果你有股东是国企,那么你的融资利率就是6-8%,如果你没有国资背景,对不起,市场给你的利率水平超过12%。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该怎么赚钱?

 

这还不算完,钱赚来之后,你还得交税呢。

 

关于企业高税负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为此,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死亡税率”的说法。

 

11月3日,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发布了他领衔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成果。

 

李炜光指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这对企业意味着死亡。



现在的政策,的确是对国企太照顾了。


在种种优势下,反正花别人的钱不心疼,那么对于国企来说,能捞点便宜就会下手,由于事不关己,所以也没人会在意,这样的企业能搞好吗?

 

而且这对于民企来说也是很不公平的。要说是给你空间让你自由竞争也就算了,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难,谁能活下来看谁本事。


但问题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种种缺陷,让民企干什么都不赚钱,大家心里能乐意吗?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国企的好处。在一些国计民生问题上,国有经济还是很必要的。


比如我们的高铁,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营企业中国中车,那么我们的高铁技术不可能领先世界。

 

但是在一些充分市场化的领域,比如食品饮料,比如电子器械等,民企完全可以比国企发挥的更出色。在市场化的地方,就应该完全交给市场。

 

当下,经济学界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是热火朝天。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有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发展方式中的矛盾积存已久,终于爆发出来了,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了,它们迟迟不能越过人均GDP12000美元这道门槛,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在世界各国中,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都是前车之鉴。而把他们拖入泥潭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制度出了问题。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好的标准都是相似的:国家稳定、人民安康、社会和谐;但发展弊端各有不同,每个国家各有各的痛苦、谁也别嘲笑谁。

 

虽然我们的国家现在仍存在种种问题,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变化,希望国家能够真正重视我们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我们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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