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小霞：東牌樓簡“中倉租券簽牌”考釋
二○○四年湖南省長沙市東牌樓建築工地第七號古井出土一批東漢簡牘，其中的簡一○五整理者命名为“中倉租券簽牌”，其“正、背各存文一行。”[1]茲錄如下：
（正面）中倉券也
（背面）南山鄉嗇夫租券本也
整理者将“中倉租券簽牌”歸类为“签牌”，應是據這枚木牘的形制而定：其“上部左右兩邊有繫繩用刻齒”。[2]所謂“簽牌”，正式的名稱是“楬”，起指示作用，如《周禮·天官·職幣》所載：“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周禮·秋官·職金》又載：“受其入徵者，辨其物之
作為簿籍標籤的楬（簽牌），一般正反面書寫，也有單面書寫。就雙面書寫的楬的書寫形式来讲，主要有三種類型：[9]
（1）正反面內容一致，如：
陽朔二年正月
▓盡十二月吏病
及視事書卷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0] 8·1A)
陽朔二年正月
▓盡十二月吏病
及視事書卷 (《合校》8·1 B)
（2）正反面內容相接，如
永光五年
▓
□月盡六年 (《新簡》E.P.T51：628A)
九月諸官
▓
往來書 (《新簡》E.P.T51：628B)
（3）正面用全稱，背面用簡稱，如
元始二年二月吏
▓
卒廩致 (《新簡》E.P.T59：
▓二月廩致 (《新簡》E.P.T59：330B)
其中類型（1）在已出土楬中占多數，考慮到一般標籤的使用方式，這是可以理解的：雙面內容一致，如此在使用中即使有翻轉也不會影響指示作用，並有學者指出“用雙面書寫相同文字，顯然是為了查閱的方便”。[11]同上述所舉的三種類型楬相比，“中倉租券簽牌”的書寫形式顯然有所不同。但是，無論楬的書寫形式是什麽，都離不開它的最主要功能，即標籤作用。而且，根據雙面書寫的楬的特性，其正反面內容所標籤指示的應是同一物，本文討論的“中倉租券簽牌”也不例外，即東牌樓“中倉租券簽牌”正面的“中倉券”等同於背面的“南山鄉嗇夫租券本”，其正反面內容所指示的簿籍檔案應是一致的。關於此點，以下將通過考釋“中倉租券簽牌”簡文中的關鍵字詞，再進一步解釋。
“中倉租券簽牌”簡文中出現了“券”和“租券”。關於券，《說文·刀部》：“券，契也。从刀，
部佐匿者(諸)民田，者(諸)民弗知，當論不當？部佐為匿田，且可（何）為？已租者(諸)民，弗言，為匿田；未租，不論○○為匿田。
整理者釋文稱：“租，《說文》：‘田賦也’。《管子·國蓄》注：‘在農曰租稅。’此處意為徵收田賦。”[15] 秦漢時代的土地所有者每年須按其土地的數量及收穫量，依據一定的田租率，向國家繳納田租。[16]另一方面，國家為了徵收田租，需要了解每戶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數量和應交數額，所以必須進行相應的登記，租券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張家山漢墓竹簡《算數書》中有兩則關於租券的算題：[17]
誤券 租禾誤券者，术（術）曰：毋升者直(置)稅田數以為實，而以券斗為一，以石為十，並以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斗】者，直(置) 輿（與）（簡九三）田步數以為實，而以券斗為一，以石為十，並以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升者，直(置)與田步數以為實，而以（簡九四）券之升為一，以斗為十，並為法，如·【法】得一步。（簡九五）
租吴（誤）券 田一畝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今誤券二石五斗，欲益
其步數，問益
以上《算數書》的兩則算題為我們提供了漢代租券的信息，特別是簡九六、九七還明確反映了租券的內容是包括了可徵收田畝數和租稅數額。[18]
“中倉租券簽牌”正面只寫“中倉券也”，背面則“南山鄉嗇夫租券本也”，明確了“南山鄉嗇夫”與“租券本”的歸屬關係。關於“嗇夫”，《后漢書·百官五》“鄉”條云：“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中華書局點校本注引《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19] 此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中有以下規定：
（1）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戶籍副臧（藏）其廷。[20] 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並封。留弗移，移不並封，及實不徙數盈十日，皆罰金四兩；數在所正、典弗告，與同罪。鄉部嗇夫、吏主及案戶者弗得，罰金各一兩。[21]
（2）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官嗇夫印封，獨別為府，封府戶；節（即）有當治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嗇夫發，即襍治為；臧（藏）府已，輒複緘閉封臧（藏），不從律者罰金各四兩。其或為
（1）是關於戶籍的規定，其中關於“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籍”，
（1）■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 租廿六石 （《合校》303·7）
（2）丨右家五田六十五亩租大石 廿一石八斗 （《合校》303·25）[26]
（3）北地泥陽長寧里任傎 二年田一頃廿畝 租廿四石 （《新簡》E.P.T51:119）
以上三枚居延漢簡從內容上看，都應屬租券性質。簡牘中以“右”字開頭常表示一個簿籍中的內容小結，其中（1）、（2）根據簡文內容可知帶有合計性質，顯然屬於統計小結類的簡；（3）的內容則包括了身份、籍貫、姓名、田畝數和田租數額。一個完整的簿籍一般包括楬（簽牌）、標題、正文、右類、凡類、呈報。[27]考慮到這點，以上三簡可能就是相應的“田租籍”的組成部份。另據介紹，懸泉漢簡中也有《租簿》、《租稅簿》，可能也與“田租籍”有關。[28] 雖然租券名為租“券”，但是觀察上面所舉居延漢簡的形制，不僅無破莂特徵，並且字跡端正，應該只是官府登記應交田畝數、稅額等情況作為檔案用，而不是直接用作繳納憑證，所以無需破莂。至於繳納租稅時，可能就會用到真正意義上的“券”了，這也可能是租券之所以被稱為租“券”的原因。綜上可知，“南山鄉嗇夫租券本”極有可能指的是南山鄉嗇夫掌握的登記了鄉民身份、姓名、田畝數和租稅數額等內容的田租籍。此外，據“南山鄉嗇夫租券本也”的簡文，還可知此楬所揭示的不只是一般的“已歸卷入檔之案卷標題”，簡文中的“本”字揭示了其與一般歸檔案卷標題的不同。“本”所謂者何？《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中有如下簡文：
地節二年六月辛卯朔丁巳，肩水候房謂候長光：官以姑臧所移卒被兵本籍為行邊兵丞相史王卿治卒被兵，以校閱亭隧，卒被兵皆多冒亂不相應或易處不如本籍。今寫所治亭別被兵籍並編。移書到，光以籍閱具卒兵，兵即不應籍，更實定。此籍隨即下，所在亭各實弩力石射步數，令可知，赍事詣官，會月廿八日夕，須以集為丞相史王卿治事，課後不如會日者，必報。毋忽如律令。 （《合校》7·7A）
永
東牌樓漢簡和走馬樓吳簡出土地相鄰，筆者曾在《東牌樓人形木牘研究札記》一文中通過對東牌樓東漢人形木牘和走馬樓“主記史潭超省”簡關係的考察，提出過這樣的想法：“懷疑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不只有東漢末年簡牘，甚至也可能包含有孫吳時期的簡牘，只是這個推斷現在沒有辦法去證實。”[32]確實，因為沒有更充足的證據，所以無法判定這枚無紀年的“中倉租券簽牌”是否有可能屬於孫吳時期。[33]然而，考慮到孫吳制度在很多方面繼承了漢制，所以利用走馬樓吳簡相關資料對於我們理解“中倉租券簽牌”是很有借鑒作用的。[34]以下就從走馬樓吳簡出發，考察“中倉”和“南山鄉”以及二者之間的關聯。
“中倉”是“長沙倉名。長沙吳簡屢見‘州中倉’，簡稱‘中倉’。”[35]至於背面的“南山鄉”，整理者言“應為長沙鄉名。但長沙吳簡僅見‘南鄉’，未見‘南山鄉’。”[36]雖然確實在已刊走馬樓吳簡中未見“南山鄉”，但我還是同意整理者的看法，即南山鄉應為長沙鄉名。而且東牌樓簡主要是長沙郡和臨湘縣通過郵亭收發的公私文書，所以南山鄉還很可能就是長沙郡治臨湘縣的屬鄉。誠如整理者所言“中倉租券簽牌”簡文中的“中倉”屢見于走馬樓吳簡，而且在走馬樓吳簡的出土地點J22也出土了一枚中倉簽牌，該簽牌長7.5、寬3.3、厚0.4釐米，雙面書寫，簡文如下：[37]
中倉。吏黃諱、潘慮。嘉禾三年月旦（正）
中倉。簿，起正月迄五月十五日所入（背）。
並且，在J22還同出土一枚“小武陵鄉”簽牌，亦雙面書寫，簡文如下：[38]
小武陵鄉。資民貸食今餘禾所付（正）
小武陵鄉。守錄人名本簿（背）。（J22—2620）
“小武陵鄉”應是臨湘屬鄉，雖然走馬樓吳簡中涉及到鄉的時候，大部份簡沒有說明所屬縣，但是間或有數枚簡，仍然透露了這些鄉是臨湘屬鄉的信息。
入臨湘小武陵鄉
入臨湘小武陵郷黄龍三年税米四斛八斗（同）[40] 嘉禾元年十月廿五日□□州吏唐□
關邸閣郭據付倉吏黄諱史番慮受 (貳·八八八○)
由上面兩簡可明確判定“小武陵鄉”為臨湘屬鄉。此外，還可確定的是中鄉：
入臨湘中鄉五年八億錢三千九百准米三斛（同）嘉禾六年正月廿 八 日 上 於 丘
因為已經確定了小武陵鄉的歸屬，根據以下簡應還可判斷與小武陵一併計算的西鄉也極可
能是臨湘屬鄉。
□集凡小武陵西二郷新住限佃客卅四戶口食卌一人故戶中□ (貳·三五)
再者，考慮到中鄉、西鄉都是臨湘屬鄉，所以走馬樓吳簡中涉及的東鄉、南鄉、北鄉也應為臨湘屬鄉。[41] 至於其他鄉如樂鄉、桑鄉、廣成鄉等從命名方式難以判斷歸屬，但是這些鄉與上述確定為臨湘屬鄉的鄉共同出現在一批簡中，其為臨湘屬鄉的可能性很大。[42] 走馬樓吳簡出現的鄉之所以極少署所屬縣（侯國）名，可能因為當時這些鄉都屬臨湘，所以大部份簡無需再提臨湘之名，在書寫時一般就省略了。“中倉租券簽牌”中的“南山鄉”或許也是這種省略情況，所以它也很可能就是臨湘屬鄉。
雖然上述走馬樓吳簡中的“中倉”和“小武陵鄉”兩枚楬是各自書寫、分別兩枚，但是作為臨湘屬鄉的“小武陵鄉”之楬和“中倉”之楬共同出土于一地，這個事實本身對於我們理解為什麽在東牌樓簡“中倉租券簽牌”中同時出現“中倉”和“南山鄉”就很有啓發。這里“小武陵鄉”楬所標籤的簿籍為“本簿”，“本簿”之“本”顯然與本文所討論的“南山鄉嗇夫租券本也”的“本”其所代表的含義一致。臨湘屬鄉小武陵鄉將此“資民貸食今餘禾所付守錄人名本簿”上交到中倉，如此方可解釋為什麽寫著“小武陵鄉”的楬會出現在走馬樓吳簡中。[43] 所以，同樣也是臨湘屬鄉的南山鄉鄉嗇夫將租券本上交到中倉，這就很好理解了。考慮到“中倉租券簽牌”正反面字跡不同（其中兩面都寫著的“券”、“也”二字明顯正反面筆跡大不相同），懷疑是由兩人分別書寫，具體很可能是“南山鄉嗇夫租券本也”由鄉嗇夫將租券編聯成冊時書寫，上交到中倉之後，再由中倉之吏書寫“中倉券也”歸檔。因為南山鄉鄉嗇夫將租券本上交到中倉，所以“南山鄉嗇夫租券本也”也就成了“中倉券也”。這就是為什麽東牌樓“中倉租券簽牌”正反面所指為同一物，即正面的“中倉券”所指等同於背面的“南山鄉嗇夫租券本”的原因。
通過對東牌樓“中倉租券簽牌”的考釋，我們還可試對走馬樓吳簡展開進一步了解。誠如東牌樓漢簡的發掘報告所指出，東牌樓東漢簡牘與走馬樓出土的三國吳簡，“時間上可以銜接（吳簡中所記年號最早一枚為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內容上可以聯係（吳簡也有公文、私信、戶籍、名刺、券書、簽牌等）”，所以二者可以“綜合、比較地進行研究”。[44] 長沙走馬樓出土的“嘉禾吏民田家莂”大木簡，其“內容為田家所佃土地的數量、時限，按規定的數額、時間向官府交納和除免的租米、租布、稅錢以及官吏收繳、校核的情況。”[45] 舉一例如下：
（同）下伍丘男子五將，田七町，凡卅畝，皆二年常限。其廿六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四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爲米四斛八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四斛八斗，四年十一月五日付倉吏囗囗。凡爲布三丈一尺八（？）寸六分，四年十一月六日付庫吏潘有。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凡爲錢九百六十二錢，四年十一月四日付庫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戶經用曹史趙野、張惕、陳通校。（《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嘉禾吏民田家莂》[46] 四·七）
黃桑妻項田長卅……廣□
牒□士妻子田四頃□ （壹·一四五八）
右區景妻田四町合廿六畝
【注】：“右”上原有墨筆點記。 （壹·三三七○）
□州吏陳放士 伍 胡□田九町合三畝卅步 （壹·三四二○）
其七畝卅八步郡□
五十畝私學常盡□□
五十九 畝畝 税租米七斗囗
·其四頃九十畝旱敗不收錢布 (貳·五四七二)
囗客限田收米八十二囗
其七畝卅八步郡士囗 （叁·一九五一）
囗十畝郡縣吏張囗郭宋二人稅田收米
以上走馬樓吳簡簡文中不僅有田畝數額的記錄，還記錄了租稅數額、限田、旱敗不收等情況，而這些情況在《田家莂》中也都有反映。
本文考釋了東牌樓東漢簡“中倉租券簽牌”，並且通過對“中倉租券簽牌”的研究，試圖對走馬樓吳簡相關問題進行解釋。綜合本文，得出如下結論，如有疏漏，懇請就教方家：
（1）“中倉租券簽牌”雖然沒有明確紀年，但是根據考古發掘報告介紹的情況，以及考慮到無論是傳世文獻《三國志·吳書》還是走馬樓吳簡中都不見孫吳有“鄉嗇夫”，因此，還是將“中倉租券簽牌”斷代為東漢簡可能更為穩妥。至於“中倉租券簽牌”的“租券本”極可能就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中提到的“田租籍”（或者是性質類似的簿籍），是由鄉嗇夫制定並登記了鄉民姓名、籍貫、可徵收田畝數量和租稅數額等情況的簿籍。根據楬的特點，“中倉租券簽牌”其正反面內容所指示的簿籍檔案應是一致的，即東牌樓“中倉租券簽牌”正面的“中倉券”等同於背面的“南山鄉嗇夫租券本”，由此或可推斷鄉嗇夫將各鄉“租券本”（田租籍）上交倉庫（這裡是上交到中倉）。考慮到三國和漢代的承繼關係，“中倉租券簽牌”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孫吳制度有可借鑒之處。孫吳時期顯然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因為各鄉將這種簿籍上交到倉庫，所以倉庫官吏才可以清楚了解情況按簿徵收田租，這也解釋了此前走馬樓吳簡研究中的一些疑問。
（2）走馬樓吳簡中大量的“中倉”簡，反映了當時中倉處於非常活躍的地位。由東牌樓東漢簡“中倉租券簽牌”可知，走馬樓吳簡中屢見的中倉在東漢末年就已出現，顯然是一直延續到了孫吳時期。
（後記：本文寫作得到
【注释】
[1]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一一四頁，文物出版社2006年。
[2]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一一四頁。
[3]以上二則分別參見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第488頁、第2858頁，中華書局1987年。
[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侯官與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年。下文提及略稱《新簡》，不再備註。圖版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侯官》,中華書局1994年。
[5]参見張顯成：《簡牘文獻學通論》第160頁，中華書局2004年；冨古至著、劉恒武譯、黃留珠校：《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第52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第437—441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456—465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
[6]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第437—439頁。
[7]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464頁。
[8]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上）第57—5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9]並參見張顯成：《簡牘文獻學通論》第159—160頁。
[10]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下文提及略稱《合校》。
[11]張顯成：《簡牘文獻學通論》第159頁。
[12]引文參考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1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997年印刷。
[13]劉向集錄：《戰國策》第39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4]詳參見馬怡：《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三輯）第19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5]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問答》，《睡虎地秦墓竹簡》第218頁，文物出版社1978年。
[16]參見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下）第647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
[17]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漢）》（釋文修訂本）第145頁，文物出版社2006年。
[18]並參見楊振紅：《龍崗秦簡諸“田”、“租”簡釋義補正——結合張家山漢簡看名田宅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徵收》，《簡帛研究》（二○○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楊振紅：《從新出簡牘看秦漢時期的田租徵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9]《後漢書·百官五》。
[20]此句釋文謹依鄔文玲：《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釋文補遺》，《簡帛研究》（二○○四）第16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21]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漢）》（釋文修訂本）第54頁。
[22]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漢）》（釋文修訂本）第54頁。
[23]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2003年新第15期。
[24]楊振紅：《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時期的土地制度》，《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並參見高敏：《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土地制度——讀<張家山漢簡>劄記之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3期；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西漢礦業稅收制度試析——兼論西漢前期的“馳山澤之禁”及商人兼併農民問題》，《史學月刊》2003年第3期。
[25]楊振紅先生考察了《算數書》中關於田租稅的算題，認為“‘誤券’和‘租誤券’表明每畝的田租率要被寫在券書上，……所謂的‘券書’應就是《二年律令·戶律》簡331中的‘田租籍’。”（參見楊振紅：《龍崗秦簡諸“田”、“租”簡釋義補正——結合張家山漢簡看名田宅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徵收》第90頁。）
[26]原釋文為：右家五田六十五亩一租大石 廿一石八斗。參考圖版，本簡“右”字上方自左至右畫有一粗長橫線“—”標記，今補正，釋文亦依圖版補正。
[27]詳參見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科學出版社2003年。
[28]參見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
[29]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406頁。
[30]侯旭東先生在北京東牌樓簡讀書班時曾指出“本”即正本，可為一說，謹此致謝。
[31]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上）第58頁。
[32]莊小霞：《東牌樓人形木牘研究札記》，《簡帛研究》（二○○五）第210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33]雖然不能判定是否為孫吳簡，但是更多證據表明其更可能還是東漢簡。除了根據發掘報告所介紹的“這批簡牘的時代大致定為東漢靈帝時期”（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28頁），此外，遍覽《三國志·吳書》以及現今已出吳簡，孫吳的鄉級官吏中並沒有嗇夫之職。現吳簡中僅有的一例嗇夫為“
[34]相關論述參見莊小霞：《走馬樓吳簡所見“奉鮭錢”試解》，待刊。
[35]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一一四頁。關於走馬樓吳簡中倉的討論，可參見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研究》，《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五號，2001年3月，此文又收錄于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安部聰一郎：《吏民田家莂にみえる倉吏と丘》，《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1集，2001年；伊藤敏雄：《關於長沙走馬樓簡牘中的邸閣、州中倉、三州倉》，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另，此文日文版收錄于《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31號，2003年4月；谷口建速：《长沙走马楼吴简よりみる孙吴政权の谷物搬出システム》，《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10号，2006年3月；侯旭東：《吳簡所見“折咸米”補釋——兼論倉米的轉運與吏的職務行為過失補償》，《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魏斌：《走馬樓所出孫吳貸食簡初探》，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12月。鑒於走馬樓吳簡中已明確出現“州中郡倉”（壹·四七六一）和“郡倉吏監賢”（壹·一九一九、貳·四一五）等簡，走馬樓吳簡中的州中倉應還是郡倉。本文關於中倉的認識，得益于王素先生的指點，特此感謝。如有疏漏，則是筆者之責。
[36]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一一四頁。
[37]宋少華、何旭紅執筆：《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第31頁、圖版見第33頁的圖三二，文物出版社1999年。
[38]宋少華、何旭紅執筆：《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第31頁、圖版見第33頁的圖三八。
[39]文中所引走馬樓吳簡均分別見於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壹、貳、叁），文物出版社2003、2007、2008年版，以下引用不再一一說明。
[40]吳簡所見合同符号形狀複雜，以下涉及均以“（同）”代替。有關走馬樓吳簡合同符號研究參見胡平生、汪力工：《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合同符號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41]杜正勝先生分析漢代“鄉”的命名方式，認為漢代鄉名多依方位命名，如左、右、東、西、南、北等。（參見杜正勝：《編戶齊民》第126頁注3，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並可參見小嶋茂稔：《後漢孫吳交替期における臨湘縣の統治機構と在地社會——走馬樓簡牘と東牌樓簡牘の記述の比較通して》，《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第14頁，2007年。
[42]侯旭東先生認為“吳簡中出現的近30個鄉多數應是臨湘侯國的屬鄉，鄉有一定的范圍（鄉界）、有鄉吏的駐地（邑下）。”（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與“鄉吏”》第108頁。）
[43]另，魏斌先生復原了部份走馬樓吳簡中的貸食簡，本文提到的“小武陵鄉”楬或許與貸食簡有關。（參見魏斌：《走馬樓所出孫吳貸食簡初探》。）
[44]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31頁。
[45]宋少華、何旭紅執筆：《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第30—31頁。
[46]以下略稱《田家莂》。
[47]侯旭東：《長沙三國吳簡三州倉吏“入米簿”復原的初步研究》，《吳簡研究》（第二輯）第3頁，崇文書局2006年。
[48]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7—38頁。
[49]侯旭東：《走馬樓竹簡的限米與田畝記錄——從“田”的類型與納“米”類型的關係說起》，《吳簡研究》（第二輯）第168頁，崇文書局2006年。
[50]侯旭東：《走馬樓竹簡的限米與田畝記錄——從“田”的類型與納“米”類型的關係說起》第169頁。
[51]侯旭東：《走馬樓竹簡的限米與田畝記錄——從“田”的類型與納“米”類型的關係說起》第169頁。
[52]侯旭東：《走馬樓竹簡的限米與田畝記錄——從“田”的類型與納“米”類型的關係說起》第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