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是在深圳混了23年,这样的片子其他人拍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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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本年度第一部神秘华语片”。
《回南天》讲述了春夏之交的南方,两男两女彼此貌合神离、又各自暗生情愫的故事。
龙老师的扮演者是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之所以选他,是因为导演偶然注意到了梁龙生活中的某个安静的时刻:那种一言不发,却让人感觉背后有许多故事的状态,非常契合“龙老师”这个人物的预想。
电影在潮湿、闷热的氛围中展开,片中角色们在城市里来回游荡。然而这个故事对小东而言,却是一个不能更丧的结局:他从美猴王沦为小丑,又发现了女友杜鹃的精神出轨,最后向园园示爱也未果。
电影是在深圳拍的。导演高鸣是客家人,深漂23年。他说,自己想描述的正是这种“想飞起来、但是被人摁住的状态”。
以下是导演高鸣的自述:
大概是2015到2016年,因为工作不顺,我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下沉。为了缓解这种压抑,我就去香蜜湖边跑步和钓鱼。那个湖在深圳的市中心,是一个废弃的游乐场,周围环绕的都是高楼。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城里还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地方。
除了钓鱼的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会去这片废弃的湖边。在那期间,我对自己的过往以及遭遇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又是为什么会走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正因为这种不明白,让我产生了一种写作的欲望。
在制片人的鼓励下,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剧本。剧本的第一稿叫《乐园》,后来叫《乒乓》。在写到第三稿的时候,“回南天”这个名字自动冒了出来。
在南方待过的人都知道,“回南天”实际上是一个天气现象的描述。在春夏之交,有那么一个星期,空气中凝聚着大量的水汽,会让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水滴,我们称之为“万物流泪”。那是一年中最难受的几天。
深圳是一座魔幻又包容的城市
深圳给我的感觉就是气候变化非常迅速,同时又郁郁葱葱的一座城市。它属于亚热带到热带过渡的海洋性气候,光照雨水非常充足,所以植被显得特别好。在这里你会产生很多莫名的疑惑或者幻想,它有那种不可知的神秘感。
深圳也是一个以高科技为主的全新城市。它的变化特别快,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魔幻性。就像电影拍完之后不久,拍摄地香蜜湖就封禁了,我们就进不去了。
电影另一处取景地在深圳的城中村白石洲,在那里有一个说法叫“握手楼”,就是说楼与楼之间的距离特别近,这一栋楼的窗户伸出手跟另外一栋的人可以紧紧相握。
如果你在深圳生活过,就会注意到周边的声音对你的影响。《回南天》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突然传来了旁边小孩子说话的声音,装修电钻的声音,家里人放电视的声音,或者说练琴、吹笛子的声音等等。在后期制作过程中,我们没有消去这些声音,因为我们觉得它们在这空间中是浑然的,是包在一起的,像一个火锅一样,恰恰能代表南方。
深圳本地人少。在深圳大家都讲普通话,都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个地方。它的这种平等性是其他城市少有的,会给一无所有的外地人很多机会。
神秘的龙哥,荒诞的生存
龙老师的演员是二手玫瑰的梁龙。我之前跟龙哥是不认识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听二手玫瑰的歌。有一个特别巧的机会,就是我的监制耿军导演在深圳拍一个短片,我去做了他的副导演,龙哥刚好有出演。在片场跟龙哥接触时,我就不断地去观察他的日常状态。
我注意到他有一个特别安静的时刻,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剧本中龙老师的那种感觉。他是那种不怎么言语,但背后有很多故事的人。在龙哥身上,我找到了那种神秘感,就跟他提议。他看完剧本以后,觉得可以把握这个角色,很快就答应了。
在鹿特丹首映完了以后,有一个法国的制片人特别激动地拦着我跟制片人王磊,非常高兴地跟我们说,他觉得这个电影让他想起尤奈斯库的《犀牛》。他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提取的元素产生了巨大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跟看完《犀牛》的那种感受是一致的。
我想飞,但是被摁住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去画美猴王,因为我特别喜欢他那种无所不能、腾云驾雾的自由感觉。每个人都想要飞起来,但多数时刻是被人摁住的状态,人生就是这样。
我从小喜欢电影,但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拍电影。直到我看完贾樟柯的《小武》以后,突然发现其实电影离我们很近。《小武》讲述的是你身边朋友的故事,会让你对电影产生亲近感。
于是我就拍了短片《阿松》。尽管当时连走位都不知道。我觉得最初的勇气都是很荒唐的,但正是这种荒唐的勇气促使自己拿起摄影机。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特别简单。对我来说,越往后做,发现自己缺失的东西越多,我本身不是学电影的。每一次自己都觉得做得不完美,但我不会放弃,会不断想办法做好它。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魅力。
现在我每写一个新的东西,都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往前走了一步。真的挺感谢能够遇上电影的时刻,我觉得把我的人生一下拉回了10年。很多人到了40多岁以后开始懈怠了,但我现在还是一种特别饱满的状态。
高鸣:从深漂青年到文艺片导演
高鸣是出生在江西石城的客家人。和很多生于70年代的人一样,他的童年也有一支电影放映队相伴。但中学以后,他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我觉得自己会成为画家。”
这种幻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1992 年才破碎:因为连续两年的文化课总分不合格,高鸣没有录取到任何自己喜欢的美院,只好极不情愿地读了一个当地的师范学院。
1996 年大学毕业后,高鸣教了半年初中美术。后来觉得实在无聊,于是决定去深圳闯荡。“当时没有任何目标,也没有任何期望。带了800元,就来了。”那是一种“荒唐的勇气”。
拍摄《排骨》是很偶然的,高鸣被他对爱情生动的描述打动。“同时打动我的,还有他现在的状态。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有质感的生活。”
卖碟小哥“排骨”
在片中,高鸣有意凸显排骨的个人情感,弱化他事业的艰辛。有一个片段是排骨坐在家乡的土地,想着要赶紧回深圳,“但深圳真的是他的梦乡吗?文人心中伟大的乡愁对于排骨来说是不成立的”。同在都市漂泊的高鸣清楚,拍摄《排骨》其实就是在拍他自己。
2020年的“排骨”(左)和高鸣
《排骨》在多个纪录片影展上映,所获赞誉无数。以至于15年后,提起这部片子,许多观众依旧挂念着“排骨”现在过得如何。然而,《排骨》并没有让高鸣就此出道,他之后彻底投入到设计工作中。作品包括深圳大运会的会徽、国际植物学大会品牌推广等,成为圈内知名设计师。
2009年开始,高鸣走上创业之路,一忙七八年,几乎与电影完全隔绝。然而,他说自己“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这其间的煎熬,只有自己明白”。
在高鸣的设想里,电影的四个人物对应青年到中年的四种状态。他把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的理解放置到这些角色上,让每个人都去面临各自的问题。
拍完《回南天》后不久,市中心的香蜜湖就封锁进不去了,这里之后将会改建成深圳又一个CBD;而电影中另一个重要取景地白石洲,作为深圳仅存的最大城中村之一也将面临拆迁。剧烈的外部变化,几乎是催着他把电影拍了出来。
“在湖边坐久了,慢慢会产生种种幻觉。”《回南天》恰恰建立在这种幻觉之上,并让高鸣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当他把现实混杂着非现实搬上银幕,整部电影如同导演本人直接的心理投射,“就像剥笋一样,慢慢地剥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