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四川都江堰生人，
曾在成都公安局工作20年，
2003年加入成都市人民警察学校，业余时间则全部拿来搞摄影。
荒诞，伤感，温暖，喜悦，混杂其中。
引发了观众和网友的强烈共鸣。
编辑 叶荔 责编 陈子文
在与朱林约定见面的一小时之前，一条终于收到了他发来的定位信息。“我们一会就在这个点位见。”身为警校老师的朱林，沟通起来很干脆直接。 开出成都三环不远，我们抵达了定位点。此时手机地图告诉我们，方圆几百米没有收录任何店铺信息，而眼前所见，确是热火朝天的小工业聚集地和大片民房，虚拟与现实的对比，一下就怔住了我们。抓起一个佳能单反，整了整肩上朴素的背包，朱林带着我们朝路口的一家电焊铺迎了上去，用方言与店主熟络地聊开。 “疫情的时候有没有回老家？”“回了回了，不过我很早就返回成都来了。”“疫情对生意是否有影响？现在身体还好，手还好吗？”
十几分钟过去，临走前他才按下快门，拍下几张劳动者手部的特写。“因为我以前就总来看他，知道他手因为工作受过伤，这一片很多人都搬走了只留下他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左边是两层高的出租屋，右边还是农田。“曾经这里有1万多人。”朱林说。现在，这里就是一处典型的“非城非乡”之地。我们一路路过了卖酒卖肉的流动摊，在棚户里搭出一张矮桌吃饭的一家人，清理废品的年轻夫妇，还有在刚拆迁的现场取砖块的青年……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朱林总有办法跟他们闲聊上三五句，让我们想起他曾说：“我不想用长镜头远远地去拍摄城郊的这些人，而是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的快门声音，但又完全忽视你和相机的存在。”
朱林1962年出生，父亲是泸州人，母亲来自阿坝州松潘县。1978年刚恢复高考，爱画画的他一心想考四川美院但遗憾落榜，身为家里的老大，就去参加工作了。一开始在运输公司，常年开着大货车拉煤、拉石头，但他总是随身带着速写本，一有时间就观察当地，并写生。1982年调到温江地区公安局工作，后来温江并入成都市后，就到了成都市公安局，一干就是20多年。2003年，成都市人民警察学校（现在更名为成都市公安局训练支队）需要招募实践经验丰富的警员担纲老师，朱林加入了警校，日常工作就是为年轻警员讲授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跟学生交流的时候他总说，要学会观察生活，要去洞察人性。80年代末，朱林有了自己第一台相机，国产的珠江201。当时跟随成都的主流摄影大军拍自然风光，闯高原，几乎跑遍了藏区的角角落落。2000年初，他渐渐转向人文摄影。
从2010年开始，一头扎进城郊这个主题，到现在已经拍了20万多张，记录下城乡结合部的10年变迁。朱林最密集、疯狂拍摄的10年，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十年。“有时候今天踩好点，第二天去，那个地方就拆了。”
2007年，我听说成都一个很有名的工厂区面临拆迁，当时就想跟着社区民警去看看，记录一下厂房建筑。转了几圈之后，负责那个片区的管段民警又带我到工厂旁边的棚户区走访，街坊们都跑出来跟他聊天……那天我忽然意识到，我真的太不熟悉成都了，原来成都城郊的人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于是就开始持续地关注这片处于城市边缘的区域：城乡结合部。 它是在城市向外扩张、农村不断消失的进程中挤压出来的一片缓冲地带。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不是真正的城市，永远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而且当时我就从那个民警身上了解到，如果要拍摄这个区域，我就要跟他一样先熟悉这些人，不然绝对不可能深入。我最熟悉的走的最多的就是成都。80年代成都有了一环路，之后又有了二环、三环路之后，城乡结合部快速出现，10年，面貌完全改变了。最典型的一处西郊跃进村，存在了很多年，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万人。城郊有一些共性，新工地周围一定很快就开出小吃店、理发店，买卖旧衣服、供应蔬果肉粮的摊位，都用来为邻近的工人提供服务，往往都和大商场有差价。驻扎在城郊这个区域里头的人也很混杂，既有当地人，也有外来的。
有的就在附近打工，也有的在城里头打工，到这些地方来租房的，甚至还有自己在城市有套房，租出去再搬到城郊来租房子住的。毕竟城区单元楼的一间房租价上千，在这儿房租只要几百。差价的存在，就促成了人口不断地流动。
这个地方充满了危险感，但是深入进去，各种各样的生活样本都能找到。有很多纹身很酷的年轻人，看上去凶神恶煞，但一接触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老实巴交的。那些左青龙、右白虎的图案，都是为了壮胆给自己打气。
工厂区附近，甚至铁路旁边，你会经常看到一个人蹲在那里，静静地抽闷烟的，一抽就是五六根，一列火车过了还在那儿抽。他们可能很迷茫，也跟内心的能量难以释放有关。我也赶上过几次欢天喜地地结算工资的小场面，他们忙碌到年末，一次性拿到全年的收入。尽管微薄，但是内心的喜悦也掩藏不住，笑里也有焦虑，很复杂的情感。在刚拆迁的现场，经常会看到很多人连日赶工，把拆下来的砖块表面的水泥剔掉，拿去卖钱，一匹砖能卖三毛钱。这种最下游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妇女来做。有一次我就问一些正在休息的劳动妇女从哪里来？她们回答是凉山的美姑、布托、昭觉，她们能走出大凉山到城市里来挣一份自己的位置，其实很勇敢。
我还遇到了很多在废墟上玩耍的孩子，有人告诉我他已经搬了九次家了，还有的拿着捡来的破碗筷，要给全家的亲戚都摆出一份大餐来。
同时，因为长期在那些城郊行走，我才有机会和各种荒诞的场景相遇。 扎眼的红绿灯，经常在田边出现，只是因为规划的道路已经到了那里。
工棚里头打工的人，把巨幅的房地产楼盘广告画糊起来当作遮风挡雨的外墙。但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机会住上那么好的楼房。 还有其他各种时髦的广告，比如一张猫眼的广告，种菜的老农就把它装饰成一个工具棚。到第二年去看还在，只是颜色褪去了大半。更普遍的，一边是丰收的粮田，一边是兴起的工厂，粗壮的烟囱把阴影投射进田地里，背景则是云雾缭绕里的一幢幢高楼。这里有农业与工业的冲突，城市与乡村的争夺，以及当地人与外地人在沦陷了的田地间，无法预知明天的悲喜。 刚开始拍摄城乡结合部，我经常遇到别人愤怒的盘问。尤其一些工棚小作坊的，因为担心产品被追查，对闯入的陌生人怀有天然的敌意。最严重的一次，三个小伙子过来抢我的相机。 后来我就依靠“长期主义”的办法，先长时间和他们生活在一块，用时间消解人的误会，以对等的身份状态反复出现，不知不觉间混入他们的视野，让他们习惯“那个照相的人”。甚至有时候，我还会适当虚拟身份。比如有的地方我每天去，在那儿走来走去考察，我就跟当地说因为每天要走到一万步，相机就是“拿着耍”，拍着解闷。我第一次深入接触拍摄对象的尝试，其实要追溯到将近20多年前。 那时候我常给杂志拍摄选题，有一次受邀给《国家地理》杂志拍摄专题《亮出你的家底》。我对藏地熟悉，就去了四川阿坝茂县，找到一户羌族人家，拍他们的传统民居碉楼。当时要把那户人家所有的家具搬到房子前头来，花费的时间很长，我就跟那家人做了一个不太正式的采访。那次拍摄计划对我自己创作的触动很大。
因为跟当地人的长期接触，我也体悟到很多真实的感动。有个母亲靠捡破烂供养孩子，当小孩考入第二外国语学院、还有机会出国留学的的时候，她给暂住房的邻居翻看手机里的喜讯，又骄傲又含蓄。卖肉的大哥，毫无保留地跟我分享生意兴隆的奥秘，但说起乡愁又欲哭无泪。
也有人请我走进他们家里面去。即使周围都拆得破败不堪了，但很多人家里还是收拾得有条不紊，哪怕衣柜是捡来的，镜子是用胶补起来的。有一家的妈妈说，要让孩子从小养成一种习惯，要有尊严，不要向生活低头。
还有在路上叫住我的兄弟，特意让老婆打一碗洗脸水给我，我接过毛巾一摊开，发现毛巾已经用成深灰色。我当时真的犹豫了一下，但当我把手伸到盆子里，那股子温暖还是让我内心一下就融化了……
曾经我也遇到一些拍摄上的瓶颈，跟很多人一样故意去寻找一些冲突对比很强烈的场景，或者仅仅是把废墟记下来，都是为拍而拍。 后来还搞过一阵影像实验，把自己年轻时的油画功底拿出来，用画与摄影结合。2015年还做了多重影像，觉得一张照片的力度不够，寄希望素材叠加后能给出更丰富的信息。但最终，我还是回归到最直接的影像，拍片子就是拍片子。一张，一个场景就够了。
2015年之后的5年，几乎每天都背着相机，早上出门，先去成都周边，拍了照片再去上班，下班后也先去拍照，再回家，导出、分类。第二天早上依然如此。即使这样疯狂地高密度地拍摄，也有遗憾。头天踩好点，第二天再去那个地方可能就被拆掉了；和人刚建立关系，过几天再去，他们已经搬走了。到现在我包里还有一大堆曾经给别人拍的合影，都还来不及送到他们的手上。警察这份职业对我也有很大影响，让我对周边环境观察得比较仔细，总是会试图去找出各种线索之间的联系，一个人的行为跟他人、跟周边，到底有什么关联。在拍他人的时候，我也经常换位想，他的这种生活境遇，如果是我摊上了，我会怎样处理。
拍摄地 攀枝花（上） 贵州（下）
从密集开始拍摄城郊，80%集中在四川，成都、绵阳、南充、广元等地。还有20%是北京周边和西部的很多省份。因为西部的开发力度大，制造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空间地带，就特别多。
但我发现，尽管各省有差异，太多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那些挑灯夜战的小卖部，所有卖的东西几乎都是义乌批发过来的，甚至价格都一样。
你找到一个点，其实也就找到了很中国的这种感觉。既荒诞，也有几分伤感在里头。
从20万张照片中挑选展出
《洞见｜现场》朱林个展现场 成都当代影像馆 2020三年以前，我们在成都有一个小范围的摄影家聚会，第一次遇到了王庆松老师。因为他的作品也是关注人的命运，关注城市发展，所以我们聊起来，他对我的作品也特别感兴趣。他第二次来成都，我就挑了300多张片子请他看，他觉得可以给我策展。确定时间后又遇上了疫情，就在网上不断沟通，最后从过往5年的片子中挑了60余幅展出。
展览现场还原城乡结合部的“家”
儿童相关的，14张，归类到一起。以背影为主题的，也有一个独立的板块。其余的，大大小小，一概都不列出标题和地点，希望观众不要太在乎具体的拍摄地点，把这些场景和人物汇集到一起去看。走到展厅尽头还有一个房间，用了一个镜面，投射了一张很干净的床，挂了件白衬衣，放了一台温暖的台灯，想传递出不论生活在哪，每个人内心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位观众在展厅门口，看着那一张巨幅的手握铁锤的打工人，足足在那停留了一分多钟。城市的发展的这种逻辑，就是速度速度，快快快。这片区域的这段历史，是在当下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不可残缺的一部分，也是城市变化过程中的真实标本。
但是近几年，拿我最熟悉的成都为例，像这种大面积的集中区域的拆迁，已经基本消失了。城乡结合部，也会慢慢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可能很快就被人遗忘，00后甚至更小的小朋友，可能都看不到也无法理解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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