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走了：他曾凭一己之力，为藏地电影杀出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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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黄轩合作的《陌生人》才刚刚杀青。
他还在朋友圈祝贺和鼓励年轻电影人。
以悼念万玛才旦导演。
编辑：刘亚萌
万玛才旦电影里的藏地风貌
我生在青海安多藏区的昨那村，是半农半牧的一个地区。我从小就接触传统藏文化，这种文化确实有一些神秘和魔幻的地方。
比如我爷爷，坚信我是他的舅舅的转世。他的舅舅是个宁玛巴僧人，有很多经书，算是有学识的人。据说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些跟爷爷的这个舅舅有关的事情，就被爷爷认定是他的转世了。所以我在家族里的地位也相对比较特殊，从小就给我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我去学习。
电影里呈现的藏地男性
电影里呈现的藏地女性，传统与现代
可是到了晚上，整个学校就你一个人，批改完那堆作业本，一个人闲下来，内心就会时常被一种排遣不掉的孤独和寂寞包围。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惟一的消遣就是看看书，然后写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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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青年时期
写作是从这里开始，没发表过，完全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要。当时写处女作《人与狗》，就想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对人的认识全部呈现出来。
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但是单位不让考，让我写保证书，说如果考不上的话，公职也放弃。我二话没说就写了保证书，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引起了轰动，等于是自己放弃了铁饭碗。
后来就去了兰州上大学，读藏语言文学，毕业以后去机关做公务员。后来又去读硕士，藏汉文学互译专业，其实一直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撞死了一只羊》在威尼斯电影节获最佳剧本奖
《静静的嘛呢石》剧照
学生时期，我花了五千块，拍了作业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在国际上拿了一个奖，奖金几万块。我拿这个奖金买了一台DV，然后又把这个短片的故事扩充成我的第一个长片，片名还是《静静的嘛呢石》。
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参加金鸡奖，获得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那一年也正好是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
看到电视里播获奖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藏族人都非常高兴。有人告诉我说，他甚至高兴得把电视机都砸了。
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是一种他者的目光在讲述藏人的故事。1960年代的《农奴》，1980年代《盗马贼》，1990年代的《红河谷》，都不是藏人的思维方式。直到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才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藏人的电影。
《塔洛》剧照
我小时候在山上放羊，大白天见不到一个人影。一个人在开阔荒凉的地方行走，你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孤独，强烈到有了具体的形状。
《塔洛》的故事就来源于这种孤独。这部电影改编自我2013年的同名小说。当时，一个留小辫子的男人形象突然进入了我的脑海里，“塔洛平时都留着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
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着自己的羊群，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跟现实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白天放羊出圈，到井边打水，喂狗，收集羊圈里的羊粪，晾晒羊粪。晚上把羊赶回羊圈，喝着白酒，抽自己卷的烟，点上篝火，听广播，放二踢脚吓唬狼，学唱拉伊（牧羊人唱的情歌）……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撞死了一只羊》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孤独的故事。司机和杀手，都是常年在路上独自行走，心中带着一股强大的执念。
这种孤独的情绪，我觉得适合在一个开阔、荒凉的地方拍摄。我们从西宁一路找，最后在可可西里找到那样一段荒凉的路。
可可西里无人区海拔5500米，我坚持在冬天拍摄，冬天的温度低于零下20℃，给影片的肃杀氛围定下了整体基调。
可可西里有很多的藏羚羊、野牦牛，但这些动物都是神出鬼没，常常长时间看不到任何活物。
这部片子是讲生育的，很多人说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女性主义的东西。比如女医生对卓嘎说“我们女人又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以及最后卓嘎对妹妹说，有点羡慕她出家当尼姑，无牵无挂。
我没办法帮她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后我让气球飘走了。越飞越高，几乎要消失不见了。气球本身就有一点象征含义，象征着生命或者希望。
只能说早期拍电影，会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局限，那时只能拍一些现实题材的。
《气球》拍摄期间，在家乡勘景
据说他自杀是为了唤醒那个时期的藏民相对封闭的思想。他有点像藏族人的鲁迅，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直到现在，他写的歌现在还在青海湖传唱，每到忌日学生们还是会自发地念他的诗。
比如拍摄《老狗》的时候，有一场在草丛中行走的戏，录音师德格才让要求工作人员都光着脚，把裤子也脱了，避免发出摩擦声，这样才能录下这片草原的干净声音。
录音师和配乐师德格才让，原本是搞摇滚音乐的，也是在我的鼓动下来了北京。现在他自己也拍片，后来就有了《他与罗耶戴尔》。
从本质上看，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是只给藏人拍片，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超越民族、超越地域，和更多的人发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