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下70岁上海阿姨的爱与欲，鲜活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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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的老年女性。
也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今天重发这三部纪录片的导演访问。
《梅的白天和黑夜》：玉梅的白天，打扮鲜艳，去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宜家、舞厅，和不同的爷叔约会。玉梅的夜晚，独自坐上公交或出租车，穿过高架下的灯光斑斓，回到黑漆漆的小屋，屋里堆满一个个袋子，一旦她找到更合适的房子，可以随时搬家。
上海在早高峰晚高峰的中间，有一块空白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不用打卡上班，习惯在某个地方聚会，比如说人民公园里的茶室、宜家、棋牌室，我会找到那些地方去和他们聊天。
上海地铁一号线有30年了，宜家正好在上海体育馆站的出站口，步行不远，它的餐厅成为老年人自然而然选择碰头的场所，在这个地方，发展成伴侣甚至结婚的，我是听到过这样的例子。
我遇到梅是在南京东路某个商场的地下一层，一个吃自助下午茶的餐厅。因为工作日的下午套餐是有优惠的，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吃到热的茶咖啡，披萨和提拉米苏，所以很多老人会来。
她在人群中，有一种特别吸引你目光的魅力，她很爱戴棒球帽，讲话语速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梅的性格是很愿意向我展示她的生活状态的，跟她聊了两三次，完全没有刻板印象里老人的慢条斯理，我觉得是在跟一个年轻人对话。
她是一个独居老人，经历过两次婚姻，对感情生活的憧憬仍是很强烈的，她在不停地寻找，想有一个伴侣，你会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她为什么会依然那么有劲头，对生活就像每天爱你多一些一样，一直有动力。
梅在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
她自己家是在上海市中心，很网红的咖啡一条街的二楼，她选择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住在路程相对远的郊区，因为她没有上下班的需求，不用去住这么繁华的地段，这方面生活成本的压缩，让她有空间可以做别的事，比如天冷的时候约上闺蜜一起汗蒸，或者出去旅行。
梅很坦然，她的那些约会也经常有彼此看不上对方的时候，她说，咯个老正常了嘛（上海话）。她会回忆起少女时代对感情生活的向往，也仍在憧憬会遇到她的Mr. Right，感情上的这种态度，让我觉得非常摩登，自叹不如。
虽然是一个“被折叠的世界”，他们经历的东西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依然会过春节，会遇到中秋，有一次过节的前夜，梅好像喝了一小杯，自己烧了几个菜，唱起歌来，“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管他去爱谁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可能是她自己的新年音乐会。
冬天梅在家中化妆准备出门，小电扇开着
我第一次去梅当时的家里面，那是个冬天，小电扇一直是开着的，她说其实是把它当做一个简易的空气净化器。
我个人强烈感受到她那样的生活里，还是有一种她的生活美学，比如她有很多个袋子，她清楚知道每个袋子里有什么，但东西都是不拿出来的，所以搬家的时候可以特别快；
比如她经常去的宜家，她会介绍我哪一个套餐特别好或者特别划算，一个老人的食量不会太大的，所以她在餐厅点菜的时候，就知道哪个菜经得起放，可以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再吃。
从2019年遇到梅开始，跟拍她的过程大概有一年，我并不是要展示她的整个人生，就想表现此时此刻的梅，像一个横切面，就像我们的片名一样，她的白天和黑夜，她可能有精彩的七十几年人生，我真正选择了她在当下的这一刻。
我没有拍到她的女儿，但我觉得这也是呈现的一种方式，女儿确实不在她的生活里，就是打来电话。她还有别的孩子，我甚至都没有听到这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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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上海的虹口区长大的，成长的城市，当然让我产生创作欲望，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梅的白天和黑夜》，它不像我过去拍电影，那么大的制作团队，在制片上要花费很多精力。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反而让我们创作上面变得宽裕，这也是玉梅式的生活美学。
我每一次看，包括在做后期的时候，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群对自己情感、精神的要求有强烈追求的人。他们经历过很多不如意吗？可能每天都会有吧，特别是梅，她会一下子反应很激烈，但是转念，又是一笑而过的自嘲，她有特别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梅所散发的源源不断的对生活的热情，是我愿意通过这个片子去分享的。
疫情结束后，我也跟她吃过饭见过面，因为还有很多人“二阳”什么的，情况不太稳定，她的走动比以前少了一点，但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没什么变化。
一家三口蜗居在上海市中心30多平米的老公房里
我是带着“拍摄一个励志故事”的想法去到房君睿家里的。
他是我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的观众，放映结束后他过来跟我谈理想。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复。因为那时候《我在故宫修文物》很火，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个想要在上海修文物的青年，他可能碰到了哪些困难。
第一次去他家里，我就印象深刻。他的原话是，我们家虽然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在上海市中心，在静安寺那边有一套房子。
房子是狭长的，非常昏暗。目光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橱柜里……一摞一摞地放着，基本都是精装书或者外版书，其中有宗教、历史、哲学、艺术……像他爸爸说的，“都比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厉害了”，家里甚至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工作中的房君睿
他还稍微有点口吃，说话紧张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有种想说说不出的感觉。不过他也很聪明，思辨能力很强。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就在争吵的现场，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真的会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
房君睿母亲负责照料一家三口的日常起居
但这份工作，对方可能嫌他动作慢，他就又被辞退了。
房君睿父亲经常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国际新闻
房君睿和他的爸爸的人生轨迹，就像是两条平行的线。
他爸爸一直很喜欢画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办法做相关的工作，而是在澡堂当服务员。后来改革开放，人才流动了，他才去了医院里做美工，就是出黑板报，也是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一直等到40岁分配到了房子，他才开始考虑结婚生子。
房君睿爸爸的观念就是，没有条件，没有房子的话，还谈什么朋友？结什么婚？
但房君睿觉得，有房子住，可以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实现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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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半年之后，我也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因为当时看到的一切和我心里想拍的完全不一样。
前半年，拍到的几乎都是父子间的争吵，摄影机的介入，让他们俩有了更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个人物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没有突破。我也不知道还能拍什么。
房君睿上的“大师班”里，有一只碗要修。他爸爸有一次说，你要是真的热爱这件事，你早就把碗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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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跟房君睿说，要不等到下次他把碗修好了再来拍他。他立刻察觉到了我的意图，回我说：“你永远都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故事的。”
我当时被震慑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结结巴巴地说：“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拍一个励志故事。”只是觉得，即便是一个陌生人，也都是希望你的生活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作为导演，会经常有个“上帝视角”，好像对故事的走向有一个判断，到最后你发现，这些是根本不受你控制的。
我的情绪，也受到了拍摄的影响。最差的时候，晚上也会做噩梦，梦到房君睿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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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2012年12月21日，所谓的‘世界末日’这天开始拍片子的。
“年轻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期待”，这个主题我很喜欢。于是当时我一个人坐火车环游中国，记录了沿途陌生人的生活理想，制成了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人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最后发现，一个个体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个人，也在于家庭，也在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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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此放弃，仿佛是在打自己的脸，我就继续拍，一下拍了近5年。
后来我在想，他至少可以被外界看到。当一个人深陷痛苦，你就不要再去试图找到某种正能量。展现痛苦，就是在给他一个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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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假如我和房君睿是同样的出生背景，家庭环境，这样成长起来，那我可能就是一个房君睿。
世界就是“所有我的合集”，全世界这么多人会不会都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不同可能。人都是差不多的，我们都没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或者轻易地做出某一种评价。
我前两天看到豆瓣上有一个观众写的评论，他说这可能不是那种大家期待的励志故事，但他看完之后，觉得要更加尊重时间的流逝，重视每一刻的意义，更好地成为自己。我看了之后好感动，觉得被理解了。
因为这个片子刚刚拿了First的最佳纪录片奖，可能有更多的人会看到他，甚至“房君睿”可能会变成一个标签化的认知。我还没有跟他接触，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消化得怎么样。
谈起往事，吴军止不住哭泣
那个埋藏在吴军心底的问题，似乎需要去追寻了。
泉泉
吴军本来想去学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孩子在遗书里写“和学校没有关系”，她不想违背女儿的意愿，就没有去学校追问。事隔多年，她疑惑有没有类似校园霸凌或性骚扰之类的事发生，可惜无从得知，只能靠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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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和泉泉的合影，母女俩一直亲密无间
是不是父母造成的？这个是她心里面最大的担忧和自责。她不断地想，是不是自己或孩子爸爸做错了什么？但能为孩子付出的一切，她都已经做到位了，她完全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做错什么。
吴军去问过心理医生，孩子有没有可能得抑郁症？医生告诉她有一种抑郁症叫“微笑型抑郁症”。很可能泉泉表面上很阳光，实际上早就有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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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泉泉后，吴军夫妇又有了小女儿庭庭。现在她们是母女相依的状态。
吴军的丈夫一直没有在镜头出现。他跟妻子说过大女儿毁了他的后半生。他很难面对吴军，一看到她就想到大女儿。我想他们并非没有感情，反而有很深的羁绊，只是悲痛持续了十几年，仍然无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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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的养育经历里，吴军最明显的状态就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因为第一个已经失去，她害怕再有什么变数。
初次见庭庭，她极瘦，留着平头，吴军说：“她得了癌症。”
对死亡的恐惧始终缠绕着吴军。吴军自己去看病都会害怕，会想如果她自己病了，她的孩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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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庭有一屋子的玩具
庭庭现在读高中，和同龄人相比，她的心智更单纯，有自己的小世界。房间里堆满娃娃，恨不得能开一个玩具店。她喜欢蛇，喜欢野外探险的贝尔，在床头的天花板上贴他的照片。而在这个年纪的泉泉，在思考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痛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儿。
吴军太清楚这一点，但她仍然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庭庭还小的时候，发现有身高问题。吴军接受不了孩子将来可能只有一米3的身高，怕不好找对象，担心被歧视。于是她决定打生长针，确实也帮庭庭长到了正常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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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第一版完成后，我请我的外甥女帮忙做英文校对。她看到吴军从头到尾的疑惑，决定从她亲身经历的事情，一个“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视角，给这个妈妈写一封信。
因为害怕失败，她在中学时曾经有过抑郁倾向，试图跟父母对抗。读初中的时候，她的发小跳楼了。那一次的考试特别难，发小考了70几分，算是班上比较好的。她把卷子撕得粉碎，走去阳台，跳了下去。
外甥女想究竟是70几分的试卷让她做出这个决定，还是她日常的各种压力积攒起来，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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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设定的观众是妈妈们，我想这部电影那么悲伤，应该吸引不到年轻人。没想到在西宁放映后，好几个姑娘留下来等我。她们是来找我哭诉的。其中一位说，她特别希望自己的妈妈看一看，只有妈妈看了，才能改变她和妈妈的关系。妈妈爱她爱得太重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怎么表达都是伤害。另一位说，她有朋友也是抑郁症跳楼的。说到这里双肩颤抖，哭得停不下来。
现场有一个观众质问我：“导演完全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上。”
我解释：“你跟父母去表达内心，我相信他们能理解。你真的有想办法跟父母好好沟通，有没有努力过？”
在那个激烈的讨论氛围里，我立刻意识到“好好努力”这四个字说错了。有一个女生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怒吼的声音穿过整个剧场：“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努力？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