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证报的故事│程培松：我们曾携手“闯关打怪”——上证报采编业务改革发展的几个片段

程培松上海证券报

权威、深度、实用的财经资讯都在这里

在每年新员工入社培训讲课时，我的开场白总是这句话：上证报今年几岁了，我这个“社员”比报纸小两岁。

1993年3月，上证报创刊两年后我调入报社，当时我走上工作岗位还不到一年。

从此，我的青春和最好年华在此扎根和生长，这是一段难忘和自豪的岁月。

从入社时的一名小记者，到走上报社重要岗位，我一直在采编部门学习和工作，和很多同事一起，见证并参与了上证报从一张单薄的信息纸转型为具备雄厚的全媒体采编能力和报道矩阵的不凡历程。

三十年岁月悠长，在此撷取几个片段和大家分享。

走出上海

也难怪人们一开始都说上海证券报是一家“上海的报纸”，除了报纸名称的原因，早期在报道内容上几乎都是围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以及以上海本地公司的发展等展开，所有采编人员局限于上海，报道领域狭窄，报道影响力单薄。

上海证券市场开疆拓土迅速走向全国，为报纸的发展带来了独特的机遇。借助当时上交所先进的卫星行情传输信道传递版样文件，不到两年时间，上证报就成为一张在全国印刷发行的报纸，这是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形势发展给采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人们需要大量来自宏观部委、产业部门和各地经济发展的信息。特别是股市在经历了试点初期的草莽狂奔后开始被纳入更加规范的监管轨道，国务院成立了证券委（证监会前身）作为最高监管机构，人们对政策和监管信息的重视前所未有。上证报必须迅速走出上海。

1993年9月，报社决定在北京开展报道业务。我荣幸成为首任驻京记者，揣着几千块钱，在新华社招待所一住几个月，当时没有手机全凭呼机和公用电话与编辑部联络，靠着手写稿件和电话亭的传真机发稿。所幸终于打开了局面，来自证券委、央行、财政部等重要宏观部委的政策信息开始不断出现在报纸头版。

以此为契机，报社在北京、深圳等政策和市场高地不断加强采编力量投入，直至形成总部规模；在广东、四川、福建等上市公司发达地区也加强报道力量部署，全国性采编报道格局初步建立。

1995年前后，报社连续组织了几次产生较大影响的采访报道活动：“中国经济长江行”从长江源头青藏高原走到入海口的崇明岛，对沿江上市公司和区域资本市场发展作了一番巡礼；“中国证券市场万里行”则从黑龙江走到深圳，对改革开放背景下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所发挥作用进行全方位报道。这些大型报道活动持续数月，行程上万里，在财经媒体中均属首创。同期，报社还邀请吴敬琏等著名学者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诸多重要课题，开展了一场影响巨大的“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讨论活动，当时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参与了讨论。

当年参与这些活动的同事都是报社品牌和影响力的宣传队和播种队。上证报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一张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证券专业大报，发行量最高曾达80万份，为不久后成为监管部门指定披露信息报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丰满羽翼

今天的新同事可能并不了解，大约十多年前，上证报作为一张财经大报每天新闻版面就达三四十版，分为封面、市场、公司、专题等四五个叠。这个“厚报时代”虽然是互联网兴盛和新媒体喷薄之前所有传统媒体短暂的辉煌，但也标志着上证报的采编能力和专业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脱胎于上交所内刊的上证报在起步阶段基础薄弱。创业者们来自五花八门的行业，不少人没有从事过正规的新闻报道工作，大多缺乏财经方面的知识；采编架构粗放，就是新闻、市场、专题三个部门；报道形式单一，工作性强，有很多报道内容仅是政策介绍和知识普及。

曾经一家上市公司首次配股的消息发了头版头条。不过，类似这样的“首次”不就是新闻吗？随着证券市场不断探索创新，这样的“首次”源源不断，为报纸提供了丰富的报道素材和学习素材。我和所有创业者们在学中干、干中学，迅速熟悉和提高了专业化报道水平。随着“宝延风波”、“327国债期货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报道产生影响力，上证报在证券专业报道领域崭露头角，走向前列，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科技股引发“5·19行情”的持续报道中一举成为引领媒体，奠定了在证券专业媒体中的领军地位。

人才培养和引进也是报纸采编能力提升的重要推力。随着一批年轻采编人员走向成熟，报社有能力在专业报道领域进行深化和拓展，部门和报道领域分工更加细致合理。以券商报道为例，开始对经纪、投行、研究等细分业务开展对口报道，这反过来又推进了记者专业能力提升，一批专家型记者脱颖而出。在主报之外，报社还相继开设了基金周刊、机构周刊、网络周刊、资本周刊等，建设了“上证研究院”等品牌栏目，纵深挖掘资本市场丰富报道资源，多渠道打造影响力。

进入新世纪，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财经媒体崛起，采用更加宽泛的政经、财经视角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报道并获致广泛关注，对传统“三大报”带来新的挑战。上证报以开放的心态，学人所长，补己之短，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蓄势，在大量引入相关财经媒体成熟采编人员后，对报社采编组织框架、部门和版面设置进行重大调整，报道领域拓展至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行业、各重要产业领域，加强了时政报道、海外报道、特稿和评论等工作，报纸由此进入厚报时期，并迅速产生广泛影响。例如，那一时期上证报曾获得百度产业类状元媒，打破了人们对证券报纸专业狭窄的固有印象。可以说，用了十多年时间，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基础上，羽翼渐丰的上证报逐步牢固确立了依托资本市场发展的主流财经媒体地位。

艰难转型

在我看来，上证报采编业务发展大致可分两个阶段：一是从草莽初创走向专业化，确立主流媒体地位；二是从单一纸质媒体走向全媒体融合发展，实现战略转型。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对传统媒体生存提出了严峻挑战。2008年前后，报社领导敏感注意到报纸存在的危机和不足。表面上，上证报“吃喝不愁”，品牌影响力也稳固，但在采编生产组织方面已经出现明显的不适应。例如，在尝试建立不间断发稿机制过程中，采编人员牢骚满腹有抵触情绪；在探索生产市场化资讯产品时，难以形成合力，无法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等。

根据新华社领导对上证报提出“要努力实现由传统财经媒体向现代多媒体财经传媒企业的战略转型，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资讯服务商”的要求，报社领导解放思想，认真筹谋，适时提出了推进媒体融合和战略转型的构想，并很快借研发生产资讯产品之机付诸实施。

这一战略转型意在达成三个目标：一是由单一纸质媒体向全媒体生产方式迈进，积极构建多媒体业态和传播能力；二是从单一的新闻产品发布向多种形式的财经新闻资讯生产和服务迈进；三是转型决不能“为新媒体而新媒体”，而是要在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上真正建立适应上述要求的融合型的全媒体组织平台体系，即组织、人员、流程、技术等全方位的融合转型，不是单兵突进，也不是形式联合，而是对传统媒体的功能再造。

面对全媒体融合生产的新要求，我们坚持转型方略不动摇，不断优化全媒体生产要素，提高全媒体生产效率，探索对各类业务流程进行整合和再造。从建立不间断发稿机制、不间断新闻编辑部，到组建全媒体编辑部，直至几年后按照进一步整合和融合的要求，组建了全媒体采编指挥中心。按照专业分工重新设置发稿专线，实行发稿人统筹负责各自领域内报纸、网站、手机资讯等各类产品的全流程、全端口生产。同时，按照扁平化、不间断的原则，将采编各级领导均部署到一线，全员实行从早至晚的不间断策划、编辑、发稿流程。现代化的全媒体采编指挥中心的建立，率先在国内传统媒体中改变了编辑部的布局结构，组建最大限度协调新闻采编各环节的整合性新闻资讯生产平台，成为发挥枢纽功能的“超级指挥台”和“中央厨房”。上证报的采编工作生态和采编队伍能力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再造”。

这场轰轰烈烈的转型运动在报社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因为改革的表征就是带来“不适”，转型的关键更在于“融合”而非新旧媒体业态的“联合”。这种 “深入骨髓”的真正融合，要求在采编组织架构、运作流程、考核机制、技术平台等方面动真格，在坚持“一支队伍、一个流程、一个考核、一个平台”的指导思想下推进融合转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复杂繁重。在改革中还要不断解决大家思想观念上的对立情绪和传统报纸采编人员作息习惯和工作模式的不适应问题。

在这场无人能够置身事外的改革中，我自己首先成为一个被冲击者，经历着思想理念的洗礼和实践操作中的种种磨难，回忆往事，依然百感交集。当时，我主要承担着牵头或协助完成优化采编流程、修订考核办法、对接采编与技术部门开发全媒体采编系统，以及筹建全媒体采编指挥中心等一系列工作。在报社领导的正确指挥和全力支持下，在报社全体同事的积极支持配合下，我们用几年时间度过不适期，共同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回望这段经历，可以说上证报的采编业务在时代的路口走对了方向，走通了路子，为下一步改革发展和不断进步赢得了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空间。

三十年奋发图强，壮怀激烈，我们一起携手闯过道道难关，犹如游戏中“升级打怪”，不断进入新境界。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和上证报这个优秀的集体共同成长奋斗、开创崭新事业，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请点击原文查看更多“我与上证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