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证报的故事│赵嘉国：这一干就是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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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28日，我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录用通知书。10月10日到浦江饭店的上交所人事部报到。办完入职手续后，我被带到上海证券报社总编办公室，由办公室主任万文毓把我带到新闻部。当天晚上我便上岗，编辑第二版综合新闻版。

当时的上海证券报是新华社上海分社与上交所合办的一份报纸，人员除上海分社调派一批人外，其余都属交易所员工，报社也属交易所的一个直属部门。我入社时报社员工才40多个。

上交所首任总经理、上证报首任总编尉文渊与报社编辑人员合影（右四为赵嘉国）

我是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招聘广告，经书面考试、面试和政审，最终进入报社。这一干就是28年，直至今年退休。当初应聘上证报，目的是为了能评上一个新闻中级职称，谁知，人生就此改变。

（一）

1993年的证券市场，真的称得上热火朝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票发行加速，1992年沪深上市公司才50家左右，1993年猛增至近200家。

我进报社时，上海证券报才4个版面，周五刊，但没过多久，变成8个版且每天出版。

因为人手少，当时的副总编陆国元经常顶岗版面编辑工作，跟我们一起拿着版样在电脑房跑进跑出。50多岁的办公室主任万文毓，我们亲切叫他“万爷”，白天要忙一大堆事务，晚上又成了改稿编辑，每天近16个小时在报社工作。他改完的稿件，除了中间是记者的文字，边上密密麻麻都是万爷的改写文字，稿件几乎重写一遍，且字迹清晰漂亮，不愧是新华社老记者。上海分社记者厉正宏、姜薇等也在报社干了几年，头版的重要稿件，主要靠他俩“承包”。

上世纪90年代初，记者写稿还没有电脑，全靠笔和纸。记者写完稿，编辑改完，最后由电脑房组版员打字录入电脑。程培松是上证报首位驻京记者，传送稿件只能靠传真机。为了传真方便，他练就了一手蝇头小字的“硬本事”，上千文字可以挤在一页纸上。我们收到稿件，马上送电脑房打字。

（二）

刚进报社的头几年，有几件事对自己触动很大，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人事部的人找我，拿着我的股票交易清单跟我说，这是你股票账户上的所有股票，从今往后，你只能抛出不能买入，包括你家里直系亲属，都不能买卖股票，一旦发现立即开除，同时严守内部信息保密原则，宣布完以后签字画押。

我是1991年年底涉足股市，正宗股民，每天晚上都会去上海工人文化宫边上的万国黄浦营业部的马路沙龙接受熏陶。进入报社，属于交易所员工，必须严守纪律。我逐步抛出手中所有股票。

我记得当时抛股票时，上证指数大约在1200点，抛完股票没多久，上证指数便跌至300多点，交易所的纪律着实救了我一把。

那个时候若想着歪门邪道偷偷炒股，赚钱太容易了。大的内幕信息不说，光我编的综合新闻版，边栏200字左右的上市公司简讯，就能撬动公司股价大涨。

大概1994年，报社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由上交所副总经理兼上证报副总编刘波，跟我们讲报社当前的任务和未来发展，以及对业务人员的要求。说是全体员工大会，其实就是大家挤在校对大办公室，围着刘波，前面有位子的坐着，后面没位子的站着。一个大办公室，就能容纳全体员工，这就是初期报社大会的场景。

刘波不愧是上海财大老师出身，空着两手激情满满讲了约两小时，条理非常清晰。我印象深刻的话有：要把上证报打造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报社全体员工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视股票如粪土……

打造中国的华尔街日报，这是我第一次听闻。21世纪、第一财经等都喊过“打造中国的华尔街日报”，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

（三）

我们常说，上证报是中国第一份财经大报，不仅因为创刊时间最早，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财经报纸，受到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公开发行后，除证券市场外，上证报的报道涵盖金融、产业、时政要闻等财经领域，与经济类报刊有很大区别。上证报的报道被海外媒体转发，是家常便饭的事。我经常接到路透、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的电话，询问某一条稿件的信源出处。

不是上证报当时办得如何好，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到全世界关注，资本市场、财经领域更是一个对外窗口。上证报站在了改革开放最前沿。

有一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的媒体代表，是个老外，两次造访上证报，都是我接待的。第二次来报社时，我们刚搬到浦东，我领着他一层一层参观，并向他介绍报社情况。这时，一位记者悄悄走到我身边说：“赵老师您太牛了，竟不用翻译能跟老外顺畅交流！”

我笑着说：“这老外是中国通，我们是用中文交流的。”

那天，我还请老外在报社的火锅城也就是现在的路演中心，吃了一顿川菜。

现在说起来许多人可能还不信，但可以翻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证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几乎全部在上证报刊发过文章，并以此为荣，包括吴敬琏、肖灼基、董辅礽、张曙光等。

有一次本报在北京举办一个论坛，吴敬琏出席。我觉得是个采访机会，便在纸上写几个问题，让记者卢晓平去采访。会议还在进行中，卢晓平躬着背跑到吴敬琏座位边上递上纸条。吴敬琏说，我现在不谈股市了。一句话把记者顶了回来。

我又写了有关国企改革的几个问题，再让记者去采访。吴敬琏看着蹲在边上的记者，只能说上几句。

吴敬琏一开口就是新闻。我根据录音，马上写了篇消息稿，再让吴敬琏审阅。吴敬琏看着稿子对记者说：“我知道上证报的影响力，在你们报纸上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酙酌一下。”

结果，吴敬琏在原稿基础上加了不少内容。此稿刊发在第二天上证报头版。

北京的老员工可能还记得，当年的上证报，在国家部委中有相当影响力。有一年我和一位编辑去北京，与几个部门谈合作。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与刘世锦谈合作，拿到他们研究报告的首发权。刘世锦当时是产业中心主任，后任国研中心副主任（副部级）。

我们还去了国家信息中心，他们的主要人员都在上证报刊发过文章，所以大家一见如故，毫不见外。那一次，我们还去财科所看望了贾康，去天则研究所看望了经济学家张曙光。因为上证报影响力太大，我们走到哪都受到热情款待。

（四）

上证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随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而发展。作为上证报的老员工，我既是见证者、参与者，更是获益者。我的每一步成长，每一分收获，都离不开报社的培养。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仍有点后怕。刚来报社，年轻不懂事，部门主任安排工作，我不服从。主任说，不服从你就不要干了。火上浇油，我匆匆写了份辞职报告，扔给主任。不一会，陆国元总编把我叫去狠狠教训了一顿，最后把桌上的辞职报告往前一推说：“自己拿走撕了！”

我灰溜溜走出陆总办公室，马上走进主任办公室认错……如果当时陆国元不教训一顿，而是大笔一挥：同意辞职！还有今天的赵嘉国吗？

我在上证报28年，起起伏伏，让我感激的是报社给了我发展的平台，并最大限度容忍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不成熟表现。

前阵人事部在整理个人档案，叫我去核对，几个小姐姐惊讶，赵老师你的任命太多了。

1996年3月，我首次被任命为新闻部主任助理，但当年12月，总编在报社大会上宣布我就地免职。

1997年7月，我被任命为新闻部副主任，之后，担任过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室主任兼电脑制作中心主任，编辑部主任等。到了2004年初，我又下岗了，成为一名普通员工。

2005年底2006年初，我被任命为要闻部副主任、主任等，一直到退休。

虽然起起伏伏，但我始终热爱自己的工作，而报社，永远不会埋没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

1998年，上证报足球队（后排右一为赵嘉国）

一些刚进报社的新员工常问我，听说报社以前出了许多“牛人”， 要我说说他们的故事。的确，上证报创刊30年，从上证报走出的员工遍布整个证券金融行业，有的成为著名财经评论员，有的成为私募基金大佬。应该说，上证报是个培养人锻炼人的“黄埔军校”。

本报有一位年轻记者专跑煤炭和有色金属行业，几年干下来，他已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最终被券商研究所挖走，做行业研究员。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我准备跳槽了，这煤炭、有色金属几年没一次行情，再怎么研究也没用。”不久，他转行去做PE投资，短短两年，几乎跑遍新三板挂牌公司。如今，他已是一名基金经理，掌管多只基金。

可见，在上证报做一名专业的优秀记者，发展的空间真的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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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赵唯佳

监制：浦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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