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夜读│范永进：在股市中，见证变革、书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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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永进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副理事长，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1988年至2012年，先后在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等政府部门工作，参与推动了上海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2012年5月，调任爱建集团工作至今。
1988年，我有幸进入到由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同志一手创办并亲自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外资委工作，此后一直从事与金融证券相关的工作，弹指一挥间，35年过去，与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重要的人和事常常浮现在眼前。回顾新中国股市风雨沧桑一路走来，实属不易，从她开业起就领全球电子化交易之先风，用3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过了发达国家股市一两百年要走的路，我作为一名深度参与者时常感到心潮澎湃，有些印象深刻的人与事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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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年代的股市人生
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我，与新中国金融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最早可一直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的父亲——解放军老战士范玉高在陈毅市长领导下参与查封了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稳定上海金融市场秩序。
1982年我参加高考并进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国际经济法，由于高考前有过一段短暂的参军当飞行员及工作经历，我对校园外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关心。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实际上新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面向社会发行并结算股息而非定息——“飞乐音响”早在1984年就面世了；新中国最早的证券营业部——工行静安证券业务部已于1986年就开始股票的柜台交易。
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人称“小飞乐”
1986年11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手持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左一为该业务部经理黄贵显，左二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李祥瑞
1986年7月，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市外经贸委系统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工作；1988年8月，调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工作。上海市外资委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重振上海雄风、引进外资而成立的一个权威高效的特别机构。此前，一个外资项目的审批往往要经过5个委办、20个局、盖40多个图章，最多时则要盖126个图章；市外资委成立后，为外商提供“一站式”服务，改善投资环境，因此又被称为“一个图章”机构。在市外资委，我参与研究并积极促成了全国首只B股（人民币特种股票）电真空B股的发行。
左图：《“一个图章”机构的往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初创纪实（1988-1992）》；右图：2010年7月，上海市外资委原常务副主任叶龙蜚（左）和范永进在一起
1993年3月，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成立，我随即由外资委调到证管办工作。证管办是对上海证券市场实施监管的政府部门，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证管办工作的日子里，我的工作重点转移至企业发行股票及上市公司监管，其间参与了企业改制上市和证券市场发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上市公司发展与规范、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等工作的推动和落实。始于1996年的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工作，是一项波及面广、持续期长、影响深远的工作，这为推动上市公司发展、探索资产重组途径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全国各地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96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文组建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召开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地方的证券管理部门上收，上海证管办于1999年7月并入中国证监会，成为其派出机构上海证监局。1999年，组织安排我去组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开始任重组办主任并负责这个独立单位，以继续推进上海上市公司重组工作。
记录反映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工作的书籍
2002年9月，上海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出发，组建了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并明确将重组办整建制并入金融办，我调任市金融办副主任。我在市金融办的分管工作涉及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地方新型金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多个方面。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参与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而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改革。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央监管部门的领导下，从2005年至2007年，上海148家上市公司中的138家应股改公司全部进入股改，其中72家上海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部完成股改。
2006年6月22日，《文汇报》关于上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报道
我上述从政经历的外资委、证管办、重组办、金融办都是新单位、大单位，平台宽广，工作内容也具有开创性，跟随的也是出色领导，识人无数，这也激励我立志办实事、做大事。工作中我也遇到过曲折，可静下来想想，这应当是人生常态。人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想想热闹的时候，思考过往，展望未来，这对人格和性情是一种磨练和调整。总体来说，我获得从政平台，实现从政报国，已然非常有幸。
2012年5月，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安排，我离开金融办到金融系统内的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爱建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是以刘靖基为代表的1000多位老工商业者和海外人士筹资5700多万元于1979年9月创办的，爱建公司曾入选“上证30指数”“道•琼斯中国88指数”等，创造过辉煌业绩，也走过风风雨雨。2012年，公司进入发展振兴的新阶段；2016年，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在新一轮金融国资改革中完成重大重组，回归民营，均瑶集团成为控股股东，全国政协委员、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任爱建集团董事长。我现任爱建集团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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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文海与电真空勇吃“第一蟹”
薛文海是一位知名企业改革家，1987年，他主导国有企业电真空成为首家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在上交所成立后最早交易的“老八股”里面，电真空是“龙头大哥”，因为只有电真空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盘子大，影响面广。
企业改革家薛文海工作照片
1990年，在邓小平同志直接推动下，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6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香港面对海内外媒体宣布允许港澳台同胞、外国人用股票的方式来上海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于年内开业，这在当时是惊动海内外的大消息。
朱镕基宣布的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电真空董事长兼总经理薛文海的极大关注，薛文海马上行动，第一时间提出向境外发行外资股票筹措资金搞玻壳项目的设想。电真空此前虽然发行了A股，成为国内大中型国有企业中第一家上市公司，但上市没有给公司机制及政策带来突破性的变化，薛文海发现国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有很多优惠政策。当时，人民币转外汇设有额度限制，外汇非常紧张，而对外国人发行股票将便捷地解决这一问题，发行外资股，也许就可以享受外商投资企业优惠的政策待遇。薛文海来市外资委找叶龙蜚常务副主任请求支持发行外资股票，叶龙蜚就将我介绍给了薛文海，他说：“小范是研究外资的，也懂法规，他会给你们解决问题的。”我深感领导对我的信任，更知责任重大。发行外资股票的工作使我结识了薛文海、申银证券阚治东和黄贵显等一大批股市拓荒者，与上海体制改革办公室领导贺镐圣、楼继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罗时林、尉文渊等也有接触。经过仔细研究，我从政策角度提出了有操作性的两条关键建议：一条是通过发外资股票吸收利用外资，虽然外资主体和现有规定有所不同，但因为买卖股票的投资者很分散，也不特定，外资性质没变；另一条是外资比例占到企业总股本25%以上，依据中外合资企业法，应该可以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的直接关心下，1991年11月30日，电真空成功发行了全国首只B股，时任上海市长黄菊、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领导悉数参加签约仪式，我也被邀请出席。电真空B股对我们来说是私募的，申银作为境内承销商，再由境外承销商发到香港，总共拿到4700万美金，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数字。该B股于1992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顺利上市。
1991年11月30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作为主承销商与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代理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的协议。签约人左为阚治东，右为薛文海
薛文海本人在中国企业改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1987年主导电真空上市，对国企上市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1年的成功发行B股，更是具有突破性意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有了初步对接，随后上海和深圳又推出100多家B股公司，后来在境外、海外上市的H股、N股、红筹股、ADR等均始于此。薛文海为推动企业改革，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有一次，他向专门来沪的外经贸部领导俞晓松作汇报，谈到B股发行时一下子激动起来，因为他本来就患有肺功能丧失，当场口吐白沫。俞晓松见状赶忙说，“老薛同志，身体要保重，你提的意见我们已经全都同意了！”没有搞B股的时候，他一大瓶氧气可以用两个月，搞B股后，他一个月要用两大瓶氧气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股份制改革探索试点，证券市场风潮涌动，少不了像薛文海这样一批坚定的企业家作为改革先锋，用他们的智慧、胆识、闯劲、韧性促成了一件件破冰启航的事情，奠定了后来股市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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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促进股市大发展
前文谈到，1984年飞乐音响发行股票，1986年工商银行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展股票柜台交易，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这些都是股市创建的重要节点。但在上交所开业后，市场交易股票只有8只，被称为“老八股”。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才真正促成股市大发展。
1992年春节前后，面对当时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发表了对中国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谈话。针对股市，他谈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他要求上海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文汇报》1992年3月31日登载了相关报道
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希望上海股市发展要更迅速些，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狠抓落实，上海当年出现了一连好几批企业改制上市、《解放日报》《文汇报》等连日登载招股说明书的情况。
中央的明确支持，极大地鼓舞了证券界人士的信心，空前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回忆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说：“这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命运的谈话，只有亲身经历，才能切身体会。邓小平南方谈话，最终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命运。我们彻底没有顾虑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干劲更大了。”
当时，时任上海副市长赵启正分管市外资委，不时给我们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时任上海副市长庄晓天负责的企业改制股票上市领导小组高效推进，我代表市外资委参与工作，有幸亲历和见证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的股市奠基与大跃进。
由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强劲东风的刺激，1992年上海全年发行的股票从原定的10来只一下子增加到53只，这使年初出售的股票认购证中签率大大提高，于是认购证在民间被狂炒，30元的认购证一度涨到了600~1000元，很多人出乎意料地成了百万富翁。
1992年年初，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
1992年，股市还有许多大事在发生着。例如，上海专门设计了法人股以增加发行股票的企业数，上交所大胆尝试放开股价涨跌幅限制导致股价股指一夜飞涨，股市经历大起大落暴涨暴跌引发多方关注，人民银行市分行支持上交所大规模吸收异地在沪证券经营机构作为会员从而打通全国性市场，等等。
1992年8月10日，深圳出售股票认购证出现了号称全国“百万”股民涌入排队疯抢的情况，但签售的时候仅半天时间就售完了，引起了震惊全国的“8•10事件”。中央感到股市加强全国集中监管已经刻不容缓，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朱镕基亲自兼主任，下设中国证监会，刘鸿儒为首任主席。
1992年真是股市发展历史中很特殊的年份，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全国化、市场化、规模化、法治化、国际化，股市由此进入不可逆转的大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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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史料抢救与工作感悟
在过去35年的时间内，我有幸完整地见证和参与新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证券产品由少到多，投资交易由内到外，市场规模由小到大，股市地位由弱到强的全过程。这是一段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历史，其中又有一批批创造历史的大大小小人物群像，还有构成历史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我深感有一种责任，来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整理、记录、反映中国股市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特殊探索史。于是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并带领培养一批年轻人，开始从事证券市场的史料抢救和挖掘。
证券界前辈等与史料整理者合影，前排左一为秦其斌、左三为贺镐圣、左四为龚浩成、左五为黄贵显，后排左三为范永进、左四为尉文渊
2000年前后，我们先后推出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案例选编》《回眸中国股市（1984-2000）》《中国股市早年岁月（1984-1992）》等书，《中国股市早年岁月（1984-1992）》还拍摄了同名纪录片。
2009年开始，时值国务院颁布19号文《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我们推出由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原行长、筹建上证所的“三人小组”之一龚浩成的口述《上海金融改革往事》；出版《上海资产重组回望》；推出由诸多中国股市的重量级人物参与、供稿的大部头书《见证中国股市》。
2014年以来，我们成立市级民间非企业组织“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在金融证券研究等领域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认可，得到了上海市金融党委、金融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一定程度上也进入了官修历史的视野与合作范围。2018年，正值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为《从外滩到陆家嘴-上海金融改革40年》的拍摄以及系列纪念活动提供支持，进行深度参与；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了《见“证”——股市早年岁月亲历者说》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推出“金融文化丛书”，包括前述龚浩成的口述书，几经充实、完善，龚老在90多岁高龄时还亲自补充和审稿，于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联合再版，书名《金融改革往事》；“老八股”之一、申华实业的创始人瞿建国的《改革创业人生》同时出版；后续新书也即将面世。
回首我从1988年开始接触股市，直到今天，自己的工作和身份经历了从政府到企业、从宏观到微观、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几重转变，有多角度的观察，有长时间的积累，参与了很多终生难忘的工作。在这期间，我奉献过、付出过，但更多的是受益和收获，特别有五点感受和大家分享：
第一是高层领导的战略眼光和杰出胆略。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高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992年1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领导陪同。图为《解放日报》1992年1月23日的相关报道
第二是一大批拓荒者、先行者、奉献者功不可没。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证券市场能有今天的辉煌，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推进，还要靠那些为证券事业披荆斩棘的功臣，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今天的证券市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第三是一个好单位、好领导有三条标准。一要对地区发展、对经济建设、对社会民生有突出贡献；二要留下思考，留下记录，在历史中蕴藏着发展的智慧，记录总结历史能对未来发展起到启示作用；三要人才辈出，要在工作中带出一批想干事会做事能成事的人，出一些有故事的人，出一些有影响的人，要不断出人，出新人，出栋梁之材。
第四是人生经验的积累和感悟终生受益。在这段期间认识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情，积累了很多经验。市外资委、市证管办是在设立之后我就进入并做工作；重组办、金融办则是我直接参与组建和设立的；爱建公司也是在我进入之后进行了“二次创业”。这里我获得的收益感受是切身的、深刻的。这些年我们的工作于社会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传承历史的任务不能隔断，希望还是寄托在后来人的身上。
第五是个人发展必须与国家命运、时代召唤紧密相连。人生的每一步都要走好，就应该始终具备目标意识、自觉意识、境界意识。人生有限，事业无限。在人生打拼的上半场，要有志、有识、有恒，要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而到了人生收获的下半场，则需要转入到一种更有境界的生活之中，去思考人生、感悟人生、分享人生，以回报社会。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我们更需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分享人生、回报社会，留下足迹、记录历史，培育新人、传承事业。
记得有位学人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一路走来的全部历史，应该深怀敬畏，坦然面对。在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必然既有辉煌与荣光，崛起与成功，也有劫难与耻辱，沉沦与失败，其中，正面与负面共存，美好与丑恶交织。然而，无论是非成败，无论盛衰荣辱，对一个自信的民族与一个成熟的国家来说，只要正视与善待，不管何种历史记忆，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珍贵财富。”我认为，这段话，对任何单位，对任何人，也是完全适用的。
责编：孟 妹 校对：冯雯君
制作：张 巘 图编：赵雁旎
审读：朱建华 监制：浦泓毅 签发：林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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