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夜读│张持坚：一路耕耘——我人生路上几个难忘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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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持坚
新华社高级记者。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后到营、团和兵团报社从事新闻工作。1979年调入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成为新华社记者。1984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任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副社长。1994年底调新华社上海分社。1999年中到上海证券报任总编辑。2011年退休。出版《写在黑土地上》和《远去的黑龙江》两部著作。合作编辑出版《八十年代重大新闻备忘》、《新华社中青年记者短新闻选萃》、《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散文式新闻选萃》。
步入晚年，会情不自禁地回望走过的路。于是，一路走来镌刻在心灵深处的几个“人生节点”，清晰地浮现在了眼前……
下乡第一天：
我新闻职业生涯的起点
下乡出发前，和同学合影，中为作者
1969年5月7日，刚过18岁生日两天的我，告别上海和亲人，踏上了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列车。3天后的下午，终点站“拉哈”到了。这是一个只有一栋房子的简陋的小站。在吃了接收单位发的面包和参加欢迎会后，我们徒步十几里路，来到一条叫诺敏江的江边码头登船过江。下船处停了一溜卡车，我们爬了上去。车在颠簸的沙土路上行驶了不短的时间后停了下来。此时夜已经很深了，除了车灯的光亮，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有一个人拿着几页纸，就着车头的灯光，念了10个人的名字，说：“叫到名字的下车，这里是兵团五十团十连，你们分到这个连队。”我跳下了车，来迎接我们的人打着手电筒，其中有人说上海话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们是去年8月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上海知青。在点着蜡烛的食堂里，我们吃了热乎乎的面条。因为托运的行李明天才能送到，先来的知青让出他们的铺位给我们睡，他们则两人挤一个被窝。
第二天上午，行李到了。我打开包裹，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整理，其中一些书籍和报纸杂志吸引了一个年轻人的目光，他走过来一边翻看，一边和我攀谈，说他是第一批来的上海知青，叫夏志芳。他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你爱看报，喜欢写报道吗？“什么报道？”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说，就是在连里出黑板报，给营部和团部的广播站投稿，表扬好人好事。他还说，连队成立了报道组，你来参加吧。我带些书报来，是想劳动之余能看点、学点什么，便答应了。但我说我不懂报道，虽然在学校出过黑板报，办过墙报，但没投过稿，不知道报道怎么写。他说没关系，多学多写就会了。熟悉后才知道，夏志芳之所以对我带来的报纸“敏感”，是因为在学校时他就是文汇报通讯员了，第一批上海知青出发到黑龙江前夕，上海报纸刊登了他们的“告上海人民书”，夏志芳是起草者之一。
在这位“内行”引领下，我当了连队报道员。他给我讲解，新闻一般分消息和通讯，比如报纸上的“本报讯”就是消息，消息的第一段叫导语，是用简要的文字概括一下消息的内容；之后分三四个以上的段落，把消息内容分层次地表述出来，其中还要注意新闻“背景”情况的交待等等。通讯则相当于讲故事，如写一个人的事迹。我似懂非懂地听他“专业”讲解。以后他给我改稿子，边改边讲，一点点引我“上路”。
不久，夏志芳调到团部宣传股当新闻干事，我成了连队报道组长。那时连里宣传阵地是几块黑板，是在墙上抹上水泥，把锅底的灰刮下来涂上去做成的，很简陋，面积也不大，还不挡雨水，原本用于写个通知之类，现在要用它搞宣传效果就受限了。报道员们在一起商议，提出办油印小报，容量大，便于看和传阅，发到每个班，效果肯定比出黑板报要好。向连队领导汇报后，得到了支持，于是取名“战地黄花”的小报办起来了。收工后，吃过晚饭，报道员们凑在一起汇总情况，凑够两个版的内容就动笔写，我帮着修改、取标题和配言论等；会写美术字和刻蜡纸的报道员设计和美化版面。如此“热火朝天”地忙乎一二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小报就能和大家见面了。其中有些稿件还被营部和团部广播站采用，《兵团战士报》和我们所在地区的《嫩江日报》也刊登过几篇。
回想起来，那都是些幼稚和浅薄的文字，但大伙投入的热情是真诚的，就是希望通过宣传连里好人好事，让大家知道，向他们学习；通过对不良现象的批评，使连队有好的风气。这张“自己的报纸”，受到全连老少的关注和欢迎，使生活和劳作在这片偏辟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到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气息。
连队报道工作的活跃受到了表扬，报道组被评为兵团优秀连队报道组。后来我调到营部、团部和兵团报社。1979年10月调入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直至年满六十退休。
回首望去，怎么想得到呢？我新闻生涯的第一步，是在下乡第一天迈出的！
“土记者”见到“正规军”
在黑龙江农村采访，和村民合影
1976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接到通知，说有个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要来采访，让我“对口接待”。当时通讯条件有限，电话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拉哈，中午能到团部。此时已九点多钟，赶不及到几十公里外的车站接了，只能等着。这么些年来，还没有新华社记者来我团采访过，不免觉得新鲜；再说我这个“土记者”也期待能和正宗的“国家通讯社记者”相识。
已过午饭时间，食堂打来电话，说有位记者找到食堂，在这里吃饭。我急忙过去，见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正就着馍头吃一碗剩菜。他告诉我他叫杜奎昌，说在拉哈下火车后，没找到团部的客车，搭了辆拉煤的卡车来的。我这才注意到他衣服上沾了不少黑灰。
他告诉我，他来是要到十连核实一个叫林诚晖的上海女知青养猪的事迹。他说他是在兵团的报纸上看到她的故事的。他想写几位知识青年的事迹，这位养猪姑娘是其中的一个，来采访核实一下。我说，那篇稿子就是我写的（那时写稿不署作者名，我们是五十团，用谐音署名“武石”）。下午我陪他到连队采访了林诚晖。回到团部已近傍晚，没有回哈尔滨的火车了，杜记者住了下来。
这可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拿了自己写的几篇稿子请杜记者指教。他看得很认真，说了鼓励的话，也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第二天一早，杜记者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一年后，我调到兵团报社。报社在佳木斯，从拉哈坐火车到哈尔滨要转另一趟火车，其间有几个小时的间隔。没处去，想起了杜记者。打通电话后杜记者很热情，让我去坐坐。他听了我调动工作的情况后说，我已向分社领导推荐了你，可你刚调动，看来要在兵团报社工作一段时间再说了。听到这话我很吃惊，这可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事。心想新华社一般都从大学毕业生中招人，是不是因为文革大学停招，没有毕业生，新华社没了新人来源要从社会上招？可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在基层搞了几年很“初级”的报道，能行吗？但心里热乎乎的，有受到鼓舞的感觉。
从团部到兵团，从新闻干事到报社编辑，是一个不小的跨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面积很大，和浙江省相当，有上百个县团级单位，工农商学兵样样都有；兵团报社的体制是采编合一，在家是编辑，下去是记者，工作空间宽广。我有从连到营到团的实践，深感从事新闻工作，范围越大越好，因为范围大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能将情况在一个大的面上进行分析比较，这有助于选取更具典型价值的新闻予以宣传和报道，对推进实际工作的开展会更有力。
同时围绕稿件能登到兵团这张报纸上，各师、团间的竞争激烈。当年开发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中有一些专业新闻人才，现在成了师、团报道组的领军人物；数十万下乡知青中不乏人才，涌现出了一批思想活跃，笔锋犀利的报道员，是一股新生力量。作为报社的编辑兼记者，能交到很多朋友，学到很多东西。我告诫自己要珍惜，不要辜负了这个岗位和领导的期望。我定了每天上“上、中、晚”三个班，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工作上。那时新闻方面的学习材料很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黑龙江日报等是每天必读的，阅览之中，令眼睛一亮的是不时会“冒”出来一二篇“别样”的报道，如人民日报上的通讯《生命线》和《在零下五十度地带》，文风清新，文笔质朴，引人耐读，也令人思考。文末署名：人民日报记者。能想象到，一定是位刚“解放”的名记者的作品。于是仔细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时间长了，成了一本自编的“优秀新闻作品集”，常看常新，还模而仿之。我沉浸在热爱的新闻事业中，日日夜夜的，编辑和采写了大量稿件。
一篇产生很大反响报道的诞生
退休后回黑龙江，在林区留影
1979年初春的一天，农场总局（此时兵团已改制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宣传处收到中国青年报社的来信，说报社收到一封你局下属854农场名叫吕士衡的读者来信，信里介绍了1957年他们7名从南京农学院毕业的学生，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参加开发建设，当时中国青年报作过报道，至今他们在北大荒工作22年了。现在国家正在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他用他们的经历希望青年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国家的建设奉献力量。中国青年报希望总局对信的内容进行核实，给报社一个回音。宣传处和报社商量后，决定由我和宣传处干事宋恭谨一起去核实。没想到的是，“核实”引发的是很有价值的采访。
1957年秋，在南京农学院农学系读书的吕士衡和他的33名同学面临毕业分配。分配方案已定，是到华东地区政府机关、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就在这时，传来王震将军率领铁道兵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为国家建设大粮仓的消息。这立即在这些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我们是学农的，国家要开荒种粮，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投身其中去发挥作用。34名学生明确表示放弃既定分配去向，到北大荒去！这下学校为难了，因为没有分配到北大荒的指标，没法答复学生们的请求。他们决定给高教部长写申请书。吕士衡是党员，是同学中的带头人，申请书由他起草。
他们在信中写到：祖国宏伟的垦荒计划，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对一个学农的人来说，为国家增产粮食，有着格外重大的责任，我们毅然选择垦荒作为第一志愿。我们清楚地知道垦荒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我们要去的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时代的大学生，是不找轻松活干的，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原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
收到信，高教部的领导被深深感动了。这些年轻人有理想、有志气，为国家着想，主动要求挑重担的精神多么可贵！他们把信推荐给《中国青年报》，报纸很快登了出来。高教部“破例”修订计划，特批给南京农学院7个分配到北大荒的名额。
七比三十四——名额太少了！同学们争啊、吵啊，抢着要把艰苦的担子搁到自己的肩上！最后，吕士衡、宫英堤、胡家騄、汪炳炎、吴枫、程全生和刘祥榜上有名。1957年国庆节前夕，他们背着行李，带着农业技术书籍，经过整整10天的辗转旅途，赶到了黑龙江省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报到。途经北京时，他们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合影。
我们到854农场找到吕士衡。他告诉我们，7人中因刘祥的爱人从事的专业在北大荒还没有设立，没法安排工作，全家迁至山东外，其余都在垦区不同的农场和部门工作。我们把他们请到一起座谈，倾听他们讲述。令我们感受深切的是：整整22年，他们一直在践行自己当年的誓言，艰苦奋斗，为北大荒开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怀着深深的感动和钦佩，我将核实所获，以“美好的年华怎样度过”为题，写成长篇通讯寄给中国青年报。5月24日，中国青年报用整个头版宣传了这件事，刊登了通讯，配发了五百余字的编者按；还重登了当年他们给高教部长的申请书；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当年奔赴北大荒途经北京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另一张是我们核实时6个人在观看农场发展规划模型时的合影。
没想到隔了一天5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版面，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新华社即向国内外播发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予以广播。中央主要媒体的突出反映，使这些北大荒建设者的事迹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出版《写在黑土地上》和《远去的黑龙江》两部著作
加入新华社
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门口和友人合影
1979年10月，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把我调入当记者。主管业务的副社长李惠民和我谈话，国家已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你要积极深入下去采访和写稿。我很听得进去，一如既往地“一天上三个班”。此时到年底不足三个月，我被总社采用稿件12篇，完成分社定的全年指标。其中“黑龙江国营农场要扭亏为盈非彻底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不可”一稿，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被总社评为好稿。1980年被总社采用稿件81篇，人民日报刊登28篇。8月，教育部在哈尔滨召开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诸多教育专家汇聚讨论，这可是获得信息的好机会，我聚精会神听他们发言，很有收获，写了两篇内参和三篇公开稿，公开稿被人民日报等很多报纸采用，其中采访札记“按教育规律办好重点中学”，光明日报登在头版头条。
在黑龙江分社期间采访中
1981年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作了项改革，请一些记者参加，我被通知与会。小组会上我讲了在下面跑，会感受到群众对改革充满热情，也能感受到民间蕴藏着智慧，能想出改革的办法，有许多新闻可写，能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在这个过程中，对记者自身素养的提高也很有帮助。没想到我的发言被联络员写成简报报了上去，还让我到大会发言。面对这么多名编辑、名记者，这岂不是“班门弄斧”？可怎么也推脱不掉。那天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也坐在台下听，脸上露出赞许的神情。事后他多次说，黑龙江分社有几只“小老虎”，希望总社和各个分社都能有这样的“小老虎”。相隔多年的1988年全社工作会议上，穆青讲话“旧事重提”，说：“黑龙江分社有个叫张持坚的，他参加一个会议不是写了好多条稿子吗？至今我的印象很深。”“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我看到处皆文章，可以写出很好的新闻来。”这期间我到夜校补文化，总社又送我到中央党校学理论。1984年首次评选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我名列其中。
合作编辑出版《八十年代重大新闻备忘》、《新华社中青年记者短新闻选萃》
又见“拉哈”
在黑龙江分社时写稿
1984年8月9日7点半我到办公室上班。领导通知我到黑龙江省委接受采访任务：明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哈尔滨，然后直接下去，我随行采访。胡耀邦从北戴河过来。他在那里半休息边半工作。可他静不下来。年初他到深圳去了，那里热火朝天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想到了北边黑龙江中苏边境地区还是那样沉闷。他想去走走看看，想办法打开局面，把它搞得活跃起来。
10日中午12点49分，专列驶进哈尔滨火车站。我随省委领导上车后列车向北行驶，将于晚上10点25分到终点站嫩江。列车停到嫩江县粮库专用线上过夜。第二天一早，到附近部队乘直升飞机到黑龙江边的黑河，开始8天的中苏边境考察。
了解行程后，不禁想到：此行不是要经过拉哈吗？离开农场多年了，一直没到过拉哈，可怎么会忘记那个小站呢？我要在车上好好看看“拉哈”。出乎意料的是，傍晚6点多钟，专列竟缓缓地停在了拉哈站！我不知道专列为什么要在这个小站停留，加水还是加煤？顾不得多想了，拉开窗帘仔细看着久违的“拉哈”，看着那栋出售火车票和候车合一的房子。心想，可以肯定，在这辆列车上的二十几个人中，只有我和这个车站有着刻骨铭心的关联。几分钟后，列车启动了。我的思绪却停不下来。“拉哈”对我来说，已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所在了，它像一扇门：通过这里，我走进了农村的土地，看到了贫穷，看到了用泥和草垒起来的住房，看到了面有菜色的村民——裸露着的国情底色，是那样深沉地刻在了心里……后来，我带着这一切走出了这扇门，我觉得自己变了，是那里的风霜雨雪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改变了我，启迪了我，我告诫自己：要用作为记者手中那支党和人民给予的笔，为改变那样的面貌出一份力！今天又见“拉哈”，冥冥之中它一定是在提醒我：不要忘记这片土地，不要忘记你从拉哈启程！
投身浦东开发报道
回上海后，重返下乡的农场，在当年连队的收割机前
1994年底，总社鉴于我离开上海逾25年，老母亲年高体弱，决定把我调到上海分社参与浦东开发报道。浦东开发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标志着我国改革在向纵深发展。从小就有印象的“乡下浦东”，此刻已成了一片建设的热土。我和早些年从黑龙江分社调到上海分社的谢金虎一起满怀热情地投身其中，向国内外发出了大量的“浦东信息”。
在从事浦东开发报道时，和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交谈。中为赵启正，左为谢金虎，右为作者
随着对情况了解的深入，1996年4月，新华社《瞭望》周刊“中南海纪事”专栏，刊登了我俩采写的题为“中南海与浦东开发”的长篇通讯，新华社为此向国内外播发通稿，披露了源于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浦东开发决策过程。
1990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老人家退下来了，可心歇不下来。十几年来，他亲自倡导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入1990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怎么布局，他把眼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与浦西一江之隔的那片有着巨大开发价值的浦东。
不久，邓小平回到北京。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其中之一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过了几天，他又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老人家登高望远，深思熟虑，明确提出了我国下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意义重大。他们立即委派新上任的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赶往上海考察浦东地区，并很快向中央作了汇报。几天后，在中央的关心支持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求》。
3月28日到4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到上海，就浦东开发作了为期10天的专题研究和论证，形成了《关于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图片来源：上海音像资料馆
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姚依林的汇报，对浦东开发开放中的若干问题逐个作了研究。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方案。
4月14日，李鹏总理视察上海，并在18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他指出：“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这“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他表示，欢迎外国企业家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参加浦东开发，“我们将为此提供优惠的合作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
李鹏总理的声音，通过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从这一天开始，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拉开了。上海再一次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热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91年2月18日上午，在南浦大桥即将合龙之际，邓小平同志来到南浦大桥。图片来源：人民画报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上午，再次来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面貌，一边瞩托身旁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了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放着浦东开发的模型。
一切犹如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指挥若定地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他鼓励上海负责同志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了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敞亮。他们表示，要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像邓小平同志设计的那样，在浦东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后，再次来到上海。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交谈时，又多次谈到浦东开发。他说：“九十年代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辐射面宽。”他还勉励上海的干部：“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1993年末，89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时的上海正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浦东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黄浦江上历史性地架起了南浦和杨浦两座宏伟的大桥，其中堪称世界叠合梁斜拉桥之冠的杨浦大桥，是1993年9月20日通车的。邓小平在电视上看到报道，非常高兴。这次到上海，他提出要到浦东看一看，到大桥上走一走。12月13日这一天，寒流南下，风力6级，上海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左右，还不时飘细雨。邓小平兴致很高，在吴邦国和黄菊陪同下，驱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接着驶上了杨浦大桥。邓小平在桥上下车，迎着寒风，迈步走在高高的杨浦大桥上。他眺望着热气腾腾的浦东，含笑吟到：“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对吴邦国和黄菊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他还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国内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地区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相比，上海这座风光了多少年的远东最大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城市黯然失色了。上海人不甘心呀，怎么能让上海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衰落呢？上海是共和国长子，是共和国经济大厦的支柱，几十年来为国家财政奉献了数千亿计的巨资，今后上海仍要为国家挑重担作贡献，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仍要担当主角，走在最前面。聪明的上海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不仅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能力。在重重压力之下，一个共识在上海干部群众中逐渐形成：上海一定要有大措施，要有大动作，要寻找新的生长点。不久，一个个方案摆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案头。经过反复比较，多数意见是东进，即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振兴上海。自此上海加快了浦东开发的前期研究。
就在这时，邓小平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对浦东开发提出了明确意见。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等老同志都深表赞同。党中央和国务院迅速跟进，积极反应。这一切，大大开阔了上海市领导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自觉把浦东开发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联系起来考虑。
1992年4月，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上海浦东新区是今后十年开发开放的重点。”“通过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宣布：“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的中心之一。”
这标志着浦东开发开放从1980年代的上海地方战略构想，上升为1990年代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决策。这就为上海的振兴和浦东的腾飞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记述这一切的“中南海和浦东开发”一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和积极的影响。
我们在浦东没有办公室。浦东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我俩隔三差五地从在浦西的分社开车到浦东采访。累了就在车里歇会儿；饿了就到路边摊点解决。我们乐在其中，因为巨变中的浦东有写不完的新闻，而浦东的新闻各个方面和海内外都很关注。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有一天他路过分社，没打招呼就寻到了我俩的办公室，我们正在赶稿。他看到我们的桌上和电脑台旁堆满了材料，微笑着说：“我来看看你们写稿的地方。”当知道我俩都有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他说你们对社会和国情了解，对改革开放充满热情，你们写的新闻有深度，有新意。
1994年，赵启正（前左）向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前右）介绍浦东的发展计划
1995年，赵启正（前右一）陪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左二）参观浦东
难忘在上海证券报的收获
美国著名证券分析大师布林格到上海证券报访问，总编辑张持坚接待。
1999年年中，上级组织决定我到上海证券报任总编辑。2011年我年满六十从报社退休。回望这些年经历了很多事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参与了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报道，觉得这个过程像上了一堂有关理性务实地认识改革和集思广益攻坚克难的大课，受益良多。
我曾到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龚浩成家里拜访这位改革先驱。他告诉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之所以在1989年12月2日的市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成立“三人领导小组”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是上海要重现昔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必须要建立证券交易所；二是当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持怀疑和抵制态度，在这个时候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表明我们深化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止。1990年6月，朱镕基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宣传浦东开发开放，最后一站抵达香港。在会见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时，她说，她将在12月率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访问大陆。邓莲如不仅是香港政商界的重量级人物，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她是受英国政府册封的女男爵，也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朱镕基很高兴，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12月成立，届时请邓莲如和代表团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邓莲如欣然应允。接着在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这重磅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上海证券市场及金融发展将矗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但把我们弄得很紧张，因为这个时间表只在内部讲，没有公开过，没有公开意味着万一筹备工作没有做好，成立时间还有往后延的余地，现在公之于世没有退路了，到时间非成立不可了。
这段“背景”，既反映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和政治考量，也反映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很紧迫，加上我们缺乏经验等，注定交易所的创建不可能做到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全，只能朝着目标一步步探索着往前走，在走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完善和提高。其中市场设立之初，上市公司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暂时不上市流通，流通的主要成分是社会公众股，暂时不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待时机成熟再上市流通的制度设计，随着市场的发展其股权分置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它不仅使上市公司或股东不关心股价涨跌，不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也越来越影响上市公司通过股权交易进行兼并达到资产市场化配置的目的，严重妨碍了经济改革的深化，成了困扰股市发展的头号难题。这是当时制度设计时没有料到的。正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和迫切需要解决，2005年国务院决定将股权分置改革提上日程。
由于这项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利益方构成复杂，在破解的过程中怎样做到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主导的中国证监会，采取了集思广益的办法，组织国家相关部委和各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来共同攻坚克难。作为证券媒体的负责人，我先后参加了十多次这样的讨论会。常常是白天上班后乘晚班飞机到北京，第二天到证监会参会，边听边详细记录。会后即飞回上海，向编辑记者传达，让大家了解情况，开阔思路，以便准确把握这场改革的报道基调。记得有一次座谈会开得很晚才结束，长期主管企业改革政策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已经走到会议室门口了停下了脚步，回过身郑重地对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这是件大事，不要怕困难，现在大家对股改已形成共识，证监会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一定把这个难题积极稳妥地攻下来！”尚福林连连说：“你放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上海证券报创刊十周年主题活动
与此同时，证监会把各个证券公司的力量调动起来，公司的研究员们都在学习相关文件，深入企业调研，他们将承担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制订，然后报证监会审批，做股改的“保荐”工作。上市公司老总们也都进入“角色”，熟悉政策，摸清家底，理清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担起企业应负的责任。
创办股民学校
为扎实稳妥推进，证监会决定选8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先行试点，其中有一家民营企业“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公司旗下的华欧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这家企业股改的保荐机构。为确保股改成功，在充分听取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股改方案反复修改了几十次，最终达成一致。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歌唱家李谷一应邀到场演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祝贺助兴。最后唱票，以190497151股同意，1股反对，股改方案获得通过。“三一重工” 作为“股改第一股”，载入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册。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股权分置改革掀起热潮，最终顺利地攻克了这个难关，中国股市平稳地进入了全流通时代。
上海证券报通过股改报道，为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股改这一页翻过去了，但股改过程中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攻坚克难的做法和积累的经验，成为宝贵财富留了下来，也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在以后前行的道路上，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坎坷，这是难以避免的，但坚信只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充分听取意见，把各个方面的智慧凝聚起来，是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化解问题，把事业推向前进的。
责编：孟 妹 校对：孙洁华
制作：张 巘 图编：赵雁旎
审读：朱建华 监制：浦泓毅 签发：林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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