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卢锋：如何理解开放环境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题记：2021年底至2022年初，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新闻联合策划出品“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并在腾讯新闻平台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为大主题，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时事热点，对十一位教授一对一专访，探寻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的长期发展之道。本文是对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的专访整理，与精剪视频一并呈现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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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2021年经济的下行与政策应对？
问：回顾2021年的中国经济，整个走势很突出的特征是前高后低，从第一季度的18.3%到第四季度预计4%左右，经济增速如此快速的“下台阶”怎么理解？
卢锋：新冠疫情已经蔓延两年，2020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如果纵向比较，这一增长率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最低的年经济增速，可见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确实很大。
2021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8.3%、7.9%、4.9%，四季度预计4%上下，全年8%左右，达到6%以上的预期目标应该没有悬念，说明在“稳增长”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就，经济正在稳中有进地发展，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不过也看到，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的年均增速估计约在5.3%以下，也显著低于学界较为认同的现阶段我国经济6%上下的潜在增速。
由此可见，从经济增长和总需求复苏方面看，当前仍存在一些需重视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显示决策层对目前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有明确认识。
经济增长出现新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疫情防控看，“动态清零”方针发挥了国情优势并取得巨大成效，但在外部疫情来源难以绝对控制条件下，外部病例输入导致个别地方或局部散发，就需要在一定区域强力管控抗疫。这对实现“动态清零”目标是必要的，同时对经济特别是消费复苏构成某种制约，使我们面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两难挑战。
我国在2020年上半年密集实施较大规模积极宏调政策，鉴于疫情形势趋于稳定和二季度经济快速反弹，7月底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调节方针，伴随刺激政策规模和强度回调与逐步退出。2021年宏调政策一些指标显示相对上年有所收紧。我国宏观刺激较为审慎克制，避免了经济过热和发达国家的通胀问题，也面临如何优化政策实现更有效稳增长的问题。
2021年经济运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部门比较密集地出台较大力度监管和产业政策，如教培业整治、房地产调控、夏季减排治理和平台企业强监管等。这些政策设计都有合理性，具体实施也带来某些积极效果，不过客观上对经济增长也造成影响，叠加形成显著的收缩性效果。针对这些问题，预计有关部门和决策层会务实总结经验，采取完善措施，保证我国经济更好地“稳中有进”。
问：在经济预期和增长数据都明显走弱的情况下，央行于2021年12月15日降准，这是不是我国货币政策为提振经济增长而走向宽松的明显信号？
卢锋：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灵活适度，又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关于货币政策的官方表态多年坚持类似表述比较稳定。但在具体实施上，一些指标显示2020年夏秋季以来一段时间有某种从紧效果。这一次降准显然具有提振经济信号的含义。
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中，货币政策的特点是调整灵活快捷。无论是降准、利率政策，还是被称为“酸辣粉”（常备借贷便利 SLF）“麻辣粉”（中期借贷便利 MLF）等短期及中期流动性调节政策，推出速度都比较快，对形势特征形成判断后可以很快推出政策举措。如此次降准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新判断几乎同时推出，此外还推出普惠、支农贷款利率下调等措施。这应该是根据高层对当前经济宏观分析判断做出的早期政策响应，相信其他部门后续也会相应调整政策。
如何理解出口的短期表现与长期影响？
问：2020年和2021年，我国出口保持了格外强劲的增长态势，在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增长率又回到了两位数以上，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卢锋：2020年底我曾用几个“没想到”概括过去一年某些方面经济表现，其中强调对出口超预期增长表现尤其没有想到。为什么？因为2020年年初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大家广泛担心出口会面临巨大压力，然而出口后来实际表现非常强劲。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疫情防控较早见成效，较早经济企稳和供给复苏。到2020年底，市场和学界都有担心2021年出口可能遭遇困境，然而现在看来2021年出口仍然增长强劲，疫情期我国出口迈上一个新台阶。
从出口增速看，根据对2021年前10个月数据估算，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在21世纪初年外向经济发展强劲时期，两位数以上出口增速属于常见现象。过去一段时间出口增速明显走低，能达到几个百分点增长已属不易，疫情冲击下我国出口快速增长超出预期。
另外从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看，根据对2021年前10个月数据估算，2020年和2021年出口减进口，即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应在20%以上。回溯此前十年，这个贡献率数值约为负1.3%，同样显示这两年出口增长超预期。
出口表现强劲可能与以下几点原因有关。我国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比较早。面对最先出现疫情大规模流行冲击，政府和社会采取强有力防控措施，较早实现对疫情的控制，复工复产和供给复苏较早，早先投资累积的新产能释放出能力和作用。
另外，外部需求增长较快。我国贸易伙伴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后供给复苏受到严重制约，但在需求方面，这些国家动用大规模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工具进行超强刺激，民众疫情期收入不降反增，支持消费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人们因为疫情所带来的生活工作习惯改变，必须购置一些新用品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也推高消费需求。这些国家国内供给不足，转向进口中国商品满足需求，合乎经济常识规律。
还有长期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结构性趋势变量，那就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持续追赶。可贸易部门包括不同部门，其中制造业占据最重要地位。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生产率持续较快增长，2021年国内经济增速回落背景下这一进程也没有停滞。生产率追赶伴随总体国际竞争力提升，在疫情特殊形势下得到集中释放。
随着国内外短期经济形势的变化，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会回调甚或不排除发生实际量负增长情况，但是不大可能完全退回到疫情前水平。经过两年井喷式增长，我国制造业和出口的相对体量站上新台阶，这个基本态势难以逆转。
如何理解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
问：与出口的井喷式表现相比，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相对疲软，您如何评价投资的表现？瓶颈在哪里？
卢锋：这是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出口增长强劲令人鼓舞，同时总需求增长不及预期，意味着外需强和投资加消费构成的内需偏弱。
2020年实施较大规模应对疫情的积极宏观政策，主要对市场主体提供较多救助和扶持，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投入增加，与同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负贡献比较，投资自身实际增长虽也有所回落，但是对当年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90%。2021年消费从2020年负增长快速回升，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回升到大约三分之二。投资增速在宏观政策边际收紧调整背景下，增速相对下降，到最近几个月名义投资已经进入负增长区间。如果用PPI作为平减指数调整看，实际投资增速负增长幅度更大，前三季度加总的投资贡献率回落到不及20%。目前经济运行面临三重压力，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是重要背景。
从不同部门领域投资情况看：
首先，我国基建投资一直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政策工具属性，政府调控效果比较明显。2020年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支撑作用，后来随着刺激政策调整，基建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目前成为三大投资部门（基建、制造业、房地产）中的增速相对弱项。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结合相关部门相关信息看，后续基建投资有望继续发挥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作用，在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配合发力背景下，2021年底到2022年初基建投资增长可能会较快恢复。
其次，房地产投资在2020年初疫情冲击下回落幅度较小，后来回升在三部门中最快，增速较高表现比较突出。针对该行业高速成长中积累的金融风险和其它结构性问题，有关部门出台包括“三条红线”政策在内的严厉监管整顿措施，房地产投资2021年初开始高位快速回落，三季度投资增速也回落到负值。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住不炒”的基本政策定位再次进行全面表述，其中也提到要支持市场更好满足合理住房需求，房地产监管政策和市场走势具体演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再次，制造业投资表现相对较为稳定和强劲。得益于出口井喷和产能利用率提升，制造业投资在2021年初回落后到下半年大体企稳，11月投资增速仍保持在大约7%的较好水平，显著高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
总之，重启整体投资增长是实现我国下一步稳增长目标的关键。目前看，随着稳增长政策加码，基建投资会较快回升，发挥积极支撑作用。制造业投资主要受到市场驱动，在总体宏观政策积极调整背景下，也仍可能保持目前较好增长势头。考虑这一轮房地产整顿还难以判断何时能完成，房地产投资受政策和预期因素制约，何时能止跌回升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问：企业家群体也是投资的主力军，如何看待目前的企业家情绪？政府是投资的另一支主力军，包括对“老基建”和“新基建”的投资。怎么看待这两支主力军的投资意愿和潜力？
卢锋：从数据看，目前投资总体动能不足，民间投资相对而言更加偏弱一些。从新世纪初年到2015年前十余年间，除了2009年上半年前后四万亿刺激这一较为短暂的例外情况，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总体都远远低于国有企业。近年私营部门投资相对增速下降较快，与国有企业投资增速比较已是各有短长，最近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投资回落到基本相同的零值上下。
除了宏观经济大势之外，政策和舆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投资。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对于稳定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投资预期是必要的。不过就短期稳增长目标而言，大型基建项目肯定仍然是比较重要的政策发力点，在这方面进行项目设计审批和和各类融资措施仍会发挥政策抓手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仍然有较多潜在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投资机会，在上述基本宏观经济和政策形势下，“老基建”还是“新基建”有望出台新政策性举措，5G、新能源、传统城市建设以及水利工程，都是值得关注的投资去向。
如何理解消费的偏弱？
问：疫情以来，消费的下降最为明显，大家期待的消费反弹一直没能出现，您如何看待消费的难题？
卢锋：消费应是影响目前宏观经济大盘的最为关键因素。2020年实际消费出现罕见的负增长。2021年疫情形势相对常态化后，消费增长快速反弹，前三季度对GDP增长贡献接近三分之二，达到高于正常年份的水平，不过从季度和月度数据看，农村和城镇消费支出分别从二季度和三季度开始高位大幅回落，社会零售增速月度数据到三季度已经降到2%-3%低位，可见消费弱势动态已相当明显。
消费不振成为拖累内需的关键原因，对这一现象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一方面，与输入性新冠病例冲击环境有关，为落实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方针，需要分级分区采取各种较为强势的隔离管控措施。这一防控策略发挥了我国国情优势，在控制疫情流行范围以及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关键指标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效，但是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上述动态清零方针和严厉管控措施，客观上对消费复苏确实也带来显著影响甚至拖累，构成目前一个两难问题。
另一方面，消费疲弱与就业和收入复苏不充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消费弱拖累经济增长，从而对就业和收入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反过来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复苏不充分也会制约消费较快增长。劳动力市场从5%上下的失业率数据看似乎不算高，不过评估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相适应的状态，还需要综合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新增城镇就业情况。例如2020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极为罕见地减少500多万人，与当年GDP降幅为改革时期之最的相对冲击程度比较一致。2021年农民工转移可能会恢复到2019年水平，不过与疫情前增长趋势水平仍有几百万人的差距。
如何理解改革政策与调控政策的配合？
问：回顾2020年2021年的经济，既有很多保增长的调控政策，也出台了一些改革举措，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时候是改革的好时机吗？
卢锋：就我国经济形势而言，2020年是抗疫之年，2021年决策层和有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例如为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回应学界和社会多年呼吁，国家出台“三孩政策”，代表改革调整传统高度管制人口生育政策又向前走了一步。又如继续推进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为市场化碳减排创造条件，通过电价改革调节煤炭价格与电价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等等。
观察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一方面，经济过热或出现危机，必须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由此保障宏观经济相对平稳运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每上一个较大台阶，每实现一次阶段性的跨越，往往都得益于一系列重大且有利于发掘增长潜力与释放增长活力的改革举措，对此可以概括为“宏调谋稳定，改革上台阶”。
坚持改革开放是国家的基本方针，近年我国仍不断有改革措施出台，对于经济有效运转和促进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及的一些关键领域改革仍有滞后，从现实形势看，要实质性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仍需直面一些具有长期增长促进功能的深层次改革。
如何理解美国对需求的强刺激及对中国的影响？
问：疫情期间，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为何要采取强刺激政策？近期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对我国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卢锋：2020年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初，美国股市曾在十天内四次熔断，显示大流行对美国金融和经济造成罕见冲击。为了应对疫情和经济危机，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出台了刺激政策，规模和力度显著超过了2008年底同样罕见的金融危机，货币扩张和财政刺激双双达到超级宽松程度。
疫情冲击来得猛烈急迫，并且不同于早先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衰退，疫情危机更需要采用结构性救助手段应对，这些都是推动美国货币财政政策超限宽松现象形成的现实原因。另外还有一个相关背景条件，是过去多年来美国学界和政界对宏观政策形成新的理解，倾向于认为，在面对经济收缩实施刺激政策时，不应有早年那些过多限制顾忌，某种程度上形成刺激最大化的政策共识。
同时，美国政学两界反思总结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实践而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刺激政策退出太早，是一个教训。实际上次美联储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计划多次推迟，直到2014年才启动，减量、降息、缩表全过程到2019年才结束。这其实相当审慎甚至可以说有点保守，不过近年有观点还是认为退出过快，对财政政策退出情况批评更尖锐。美国财政刺激政策在2010年就基本退出，此后奥巴马政府财政政策目标之一是实现周期性财政平衡，客观上具有某种相对紧缩效果。近年美国学界特别是民主党阵营学者和智库总结这方面经验，痛心疾首地认为过早是重要失误，不仅使得2010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重挫，而且延缓了后来经济和就业复苏。
上述背景下，美国政学两界在疫情前夕对更大规模运用刺激工具已更有自觉心理准备。2019年美国经济在后危机时期已复苏增长十年，当时市场和学界预期不久会再次遭遇衰退，有智库研究报告强调应对新危机需摆脱早先理论和认识束缚，加大刺激力度。疫情大流行正值民主党不久前重新执政，拜登政府在上届政府已推出五次财政刺激基础上，又追加签署了美国救助法案，使得刺激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程度。
超强刺激对美国经济2021年强劲反弹提供支持，同时加剧经济供不应求和通胀压力。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实施多年刺激政策，推动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指标逐步改善并接近政策目标，然而通胀持续维持低位，一直未能稳定达到目标值，因而，面对2021年通胀飙升，官方抱着“老黄历”坚持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美国核心CPI在2021年年中后一直高于4%，11月进一步升至5%，美联储不得不接受现实，提前减少资产购买，即启动减量。
下一步美国货币刺激政策会如何退出？目前看来仍会采用上次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减量、降息、缩表三部曲，但是由于通胀压力较大，整体进程可能要显著加快。按上月减量计划，消减每月新增1200亿美元债券购买2022年年中完成，然后根据形势依次启动加息和缩表。但是在通胀压力继续加大背景下，刚结束的美联储12月会议决定加速减量，完成时间提前到2022年3月。
美元是主要国际货币，美国的宏观政策调整必然对全球流动性产生影响，也会给那些宏观经济基本面本就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压力。根据过往经验，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会令美元指数走强，美元升值带来全球流动性变化，进而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会成为2022年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新现象？
问：疫情冲击下，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的供应链、生产链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性贸易组织方兴未艾，对全球化造成一定冲击，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卢锋：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规则面临一些新压力，这是近年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伴随的一种趋势性变化，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方面趋势。
这一变化有其复杂原因。全球化已经快速推进几十年，在给许多国家带来很大利益同时，也在国际范围，以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引发新矛盾。主要发达国家近年重新评估经济全球化规则和经贸政策，中美贸易战就是美国基于保护主义立场进行这方面政策再评估的具体表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甚至整个对华政策都出现系统性调整。与此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也显示出其脆弱性，某个环节因疫情而停摆可能造成大范围冲击和经济损失。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反思，如何合理平衡全球化及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在全球化高涨年代，企业倾向于选择精益生产模式，尽量减少库存甚至保持零库存以降低生产和营运成本，提升竞争力；新环境下企业风险意识增加，更重视未雨绸缪防范小概率但后果很严重的风险。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WTO多边贸易规则与全球化现实需要之间的不适应矛盾凸显出来，加上美国出于单边利益而不遵守既定规则，从而使得多边规则面临考验。WTO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美国对仲裁机制的上诉法官遴选过程一票否决，实际上早已停止正常运行，WTO在其他不少领域的改革仍困难重重。这些从特定侧面显示当代经济全球化处在重新校准新时期，预示全球化可能面临减速调整时期。
历史上全球化有时快速推进，有时遭遇挫折，有一定的起伏性和间歇性。比如，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遭遇重挫，然而二战后又获得重启发展条件。全球化生生不息曲折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有助于各参与国家提高效率和经济福利。虽然全球化会在各国内部和国际关系领域带来新矛盾，然而趋利避害提升经济效益的根本动机会在长期胜出。
要继续推进全球化，就需要通过国际社会合作，通过调整、改革和创新来解决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包括进行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方式的改革创新。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调整过程对我国发展利益很大，同时我国选择的能动性和潜在影响力也很大。全球化未来发展并非存在某种必然注定的前景，而是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有效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认识和行动。
区域化和多边化之间既有矛盾一面，也有互补一面。在多边贸易规则遇到困难时，往往区域贸易规则就会变得比较活跃，并发挥推动促进多边规则形成的作用，例如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后期就曾出现这种情况。因而，区域性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规则不完全是竞争关系，两者也存在互补性。有些问题在多边场合一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区域性创新或许可能为日后在多边场合解决问题提供借鉴和可能性。
中国已加入RCEP，2021年9月又提出加入CPTPP的正式申请，显示我国重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在务实地根据客观形势做出调整。中国不仅在推进区域化贸易规则创新方面大有可为，在多边经贸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完善方面，也有能力做出积极贡献。
问：2021年是中国“入世”二十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入世”取得的成就？中国当年加入WTO与如今加入RCEP和CPTPP，有什么本质区别？
卢锋：中国“入世”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入世之前，国内舆论对入世看法存在明显分歧，虽然主流观点积极评价入世战略，但社会上也不乏质疑观点和负面评论，后者认为入世意味着“狼来了”，担心会对我国企业和产业带来严重冲击甚至致命损害。回头看，入世后我国内企业和产业在竞争环境中超预期成长，国内经济不仅自身发展得更好，而且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呈现出双赢格局。
我国世纪之交得以成功入世，入世后经济成长积极，成效充分展现，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我国此前已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体制转型的历练，为我国企业和经济在适应市场规则和国际竞争方面奠定了必要基础。正是由于具备了经济微观再造的积累历练，入世后我国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外国“狼来了”伤害，反而如鱼得水获得更好发展环境，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舞台上有更出彩的表现，可见入世战略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与开放互动的原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来推动深层次改革，以深层次改革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回顾入世开放历程对我们目前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也有启示意义。改革初期我国对外开放有一个方针，就是在坚持我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在经济体制和管理方面逐步接受国际规则，推动国内经济体制与外部规则接轨。入世标志着我国经贸体制和政策与国际规则大体实现接轨，意味着我国后续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并需要上升到新高度，本质上是要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创造和引领国际规则创新，从而赋予改革开放互动规律新的内涵。我国加入RCEP和申请加入CPTPP，也可以从合作创建国际经济新规则角度来观察理解。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王志勤
特别鸣谢：《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视频集，特别鸣谢腾讯新闻及腾讯财经团队，包括但不限于徐昙、张仲浩、郭昕妤、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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