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余淼杰：应对国际贸易歧视，中国有“后花园”和“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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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袁小珊 

 财新视听主持人 

嘉宾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

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学者、

“英国皇家经济学奖” 唯一获奖华人学者。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曾为美国加州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开设多门课程，

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

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

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交出了极为亮眼的成绩单。然而，随着今年年初东盟复工，这一势头似有被抢夺的趋势。据越南统计局数据，越南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为14.4%，离余淼杰提出的15%“体面值”仅差“临门一脚”。与此同时，该指标在中国仅为10.7%。

其中无疑有疫情与地缘的扰动，但中国外贸环境充斥着挑战与摩擦，最短也有十数年的历史。自2012年国际贸易步入“多事之秋”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WTO争端解决委员会停摆，一轮轮的贸易战、五花八门的关税、此消彼长的反垄断、反倾销调查……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用经贸规则打压中国出口，另一方面，劳动密集性产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进程也接近尾声。“对方向和大势的认识一定不要出现偏差，否则以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余淼杰说。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搁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力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 “双循环”。而当意识形态之争下沉到至企业，影响究竟几何？

余淼杰认为，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依然有许多“抱团取暖”、“曲线救国”之策——推动包括RCEP在内的区域贸易协定正是其中之一，一掷百亿支援非洲国家基础设施，不求扩张，但求 “闷声发财”。

但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本期《财新时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深度剖析在两端夹击之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局与破解之道。

余淼杰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以下内容为访谈内容文字精选）

“中国问题是WTO改革的最大争议点”

袁小珊：很多人觉得疫情使全球呈现失序状态。您怎么看待WTO多边谈判的问题和前景？

余淼杰：其实WTO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中美经贸摩擦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疫情的爆发又加剧了全球贸易的问题，从而使WTO的问题显得更加严峻。

美国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两个最核心的诉求，一个是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第二个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指标：人均GDP是不是在12000美元以上，可以说中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美国提出中国在某些市场上必须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进行谈判，我觉得我们可以商榷、探讨。

第二点，说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我觉得应该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的指责是，在产品的要素市场，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可能相对比较容易获得资源。我们的意思是，其实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概念。如果从历史角度上来讲的话，今天中国的市场化水平肯定比50年前或者30年前美国的市场化水平要高。

我觉得他们希望把这东西作为一个借口，如果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话，那在国际贸易中对待中国的很多指标、很多待遇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税率就比较低，差不多37%左右；如果中国被他们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税率高达98%左右。所以我觉得WTO的改革最重要就是在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WTO改革也不只是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博弈其实更大，因此大家对WTO的改革不是特别有信心。全球的经贸格局正由多边的经贸体制向区域的经贸体制转换。

余淼杰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新兴国家抱团取暖，就可以享受低关税”

袁小珊：在区域组织中，中国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RCEP的生效，会对外贸企业带来什么影响？

余淼杰：不管怎么变，现在其实就是三大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德国，在地区价值链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以前中国企业，传统的出口目的地就是美国，其次是欧盟。但是随着中美关系日趋复杂，有眼光的企业应该做到未雨绸缪，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工业市场；其次应该更好地利用地区经贸协定。

举个例子来说，为了更好地利用原产地原则，如果能够借道东南亚，然后出口到美国去的话，这样就可以规避掉贸易的风险，大家抱团取暖，就可以享受低关税，这个就是RCEP的好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胜似闲庭信步，能够经得住考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2010年跟东盟签署的东盟10+1的自贸协定，东盟成为我们的后花园，彼此之间降低关税90%以上，形成了区域的价值链跟产业链。

袁小珊：东盟的一些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是有它的优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余淼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定会转移出去的。现在内地工资上升，我们现在的工资是孟加拉国的差不多6倍，我们的生产率是比孟加拉高，但是也就高2、3倍。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中国转移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特别大，而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比较小，当地没有那么多人可以雇，厂一建好又得再搬，因为这个地方的工资又上来了。所以其实应该找成本更低的地方，当然还要政治稳定。我们在七八年前就一直在宣传说，非洲有的国家其实值得考虑。

袁小珊：对于非洲，大家印象里可能还是有地缘风险，现在情况有没有什么改变？

余淼杰：非洲还的确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的诺亚方舟，或者最后的目的地。

非洲的政治稳定是很多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企业家一定要去做调研，之后看看是不是合适。中国的企业家有的先知先觉的已经去了，而且做得特别好。

袁小珊：很多人觉得中国申请加入CPTPP是一个开放的、拥抱的象征，但其实在谈判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比较大的胶着点是在哪里？

余淼杰：我觉得中国积极表态，申请加入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在目前这个态势下，中国短期内加入CPTPP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反对，为什么有的国家支持？其实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内容，有三大方面比较容易达成协定，比如说像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剩下两个最难啃的，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劳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国情，客观讲真不是说他们的标准比我们的标准高，有些东西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看，或者说要素禀赋来制定的。

如果CPTPP在短期内没有办法进入的话，会不会对我国的外贸产生很负面的影响呢？其实也不会，因为美国没有进去。如果说我们所谓擒贼先擒王，中国能够跟日本达成一个更高规格、更自由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其实哪怕没有那10个国家也差不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余淼杰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拜登对华贸易政策或比特朗普时期更难对付”

袁小珊：拜登上台以后，一方面他对325项产品重新免去关税；另一方面，美国国内还是有很多声音要重新制裁中国。您怎么看中美贸易接下来的形势？

余淼杰：我个人判断，拜登的表现形式虽然跟特朗普不太一样，但是内在还是一致的，而且某种程度比特朗普更加难以对付。

袁小珊：前段时间新加坡的总理说他不是北京的耳语者，怎么来理解他这个时候讲这番话的初衷？西方能不能够真正理解东方的利益点在哪里？

余淼杰：我觉得新兴经济体的规模越来越大，“西降东升”，这是一个大势所趋。西方文明要有开放的心态，不能够说只允许自己做大做强，不允许其他国家做大做强。

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其实真的没有想要去扩张，我们基本的理念是“闷声发大财”、“和为贵”。我们的话语体系，比如刚才的表述放到欧盟的话，我相信很多欧盟的朋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放到美国的话，就要看情况，像特朗普那样的“美国第一”，如果抱定这个（想法），而且把它说出来，就很难沟通。但是如果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体系来讲的话，至少是可以倾听的。

余淼杰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21世纪，最重要的要素是人”

袁小珊：2020年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外贸、出口，怎么看待接下来的外循环趋势？

余淼杰：今年总体的外贸形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势头，当然如果和去年相比的话会有所下降。如果说衡量中国外循环有一个量化指标的话，我认为15%（的增长率）应该是非常体面的。

袁小珊：疫情以来经常提到双循环互相的配合和弥补。您的判断是什么？

余淼杰：衡量内循环，如果说中国的内贸占GDP的比重能达到3/4以上的话，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标。换言之，外贸占GDP的比重不应该太高，我们现在是1/3，其实还是比较依赖外需的。

袁小珊：从上海到海南自贸区，有哪些建议？

余淼杰：每个自贸区在做好可复制、可推广的同时，一样重要的是找到一些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点，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要不然21个区都一样，那就没有多大的意思。

另外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进人才，给落户的人才更大的便利度，像户口、教育、配套等等，让他们感觉到宾至如归，我觉得这点都特别重要。21世纪，其他要素都是不缺的，最缺的是人。因为他到了您这个地方工作，就不能去其他地方工作，就变成独有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