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余淼杰+陈为：世界经济的新环境与中国经济的新挑战

题记：2022年3月30日晚，吉林大学教授、《双重冲击》作者李晓，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教授应邀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由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叠加共振所造成的“双重冲击”。正和岛总编辑陈为主持。活动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北大国发院、正和岛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

如何看待大国博弈

陈为：首先请李老师来分享，您为什么写作《双重冲击》这本书？

李晓：中美贸易争端从2018年开始以后不断激化，最后走向了全方位的大国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思考，这个时代的巨变莫过于中美关系的突变，实际上并不是突变，而是酝酿了很长时间。但中美关系的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太大，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等各方面都影响都很大。这个过程中又突发了疫情，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对如下五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1. 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什么？刚开始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是关于商品价格或关税，但随着事态发展，发现并非如此。中美两国的博弈已远远超过了经济学能解释的范畴，走向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但政治逻辑不是这样，政治的逻辑是赢，损失多大不重要，博弈的结果可以是零和，甚至负和，但经济学的逻辑是追求正和。不一样的逻辑就要求我们对于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本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出现战略上的误判。

2.  如何看待美国？对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看过丘吉尔写的四卷本《英语民族史》之后，在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英语国家迎头相撞时，没有理由不保持理性和谨慎。这不是胆怯，而是必须要对这个国家有认真的了解和分析。当人家把我们当作最大的对手时，我们必须对美国有清晰的了解。我一直在思考，美国凭什么控制世界？我发现它与1500年以来的前三个大国（包括军事帝国和殖民帝国）都不一样，它是一个金融帝国，靠的是极其发达的、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来调控全球资源。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形成的美元体系，其最本质的核心利益是维持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这是支撑美国霸权的核心。

3.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判断它、描述它？很多人认为，美国如今是在搞“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我不这样看，我更愿意用“全球化分裂”来形容。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作为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关于“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自由贸易”已经失去共识，不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美国要搞另一套全球化，所谓的更高标准、更高的市场经济规则的全球化，也就是“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对此我们一定不能错判。

4.  在历史的兴衰中，为什么有些成功崛起？有些昙花一现？既然面临全方位的博弈，一定要认真思考和总结历史上一些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失败了？如果只去思考和研究为什么“老大”会成功，而不去认真思考众多的“老二”为什么会遭遇失败？为什么那么多“老二”的崛起中断或中断，也是很片面、很危险的。

5.  在重重的压力和美国全方位的围追堵截和遏制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坚持原有的那种发展理念，还是寻找新的路径、新的思考方式？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在理念、路径上如何做出新的姿态，走出一条新路？如何让中国可持续性地增长、可持续性地发展？因为只有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确保可持续性地崛起。

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

陈为：前一段时间中概股“跌跌不休”，后来相关部门及时发声，情况有了反转，这是不是金融战的开端？后边还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李晓：应当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双重冲击》这本书中，根据荷兰和英国的经验，我提出了一个看法，也是这么多年读书发现的一个问题——成功崛起的国家很少仅仅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储备来崛起，都特别善于利用另外两种资源。一种是外国的资源，一种是民间资源。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公共信用的建设和发展过程。而且，我发现它们都是靠金融革命实现的，特别是荷兰和英国，英国的金融模式完全抄袭荷兰。

中国人一提到英国，往往都会说近代的工业革命，但如果去读英国历史，会发现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英国的农业革命，就没有劳动力价格的急剧上升，就不会有动力去研发机器取代人力，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更重要的是，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还有一个金融革命，特别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使得公共信用得以开展，伦敦金融市场特别是公债市场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市场。英国正是凭借这一点，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所谓的“争霸战争”。特别重要的是，即便英国在战争中负债累累，却依然可以筹借到规模巨大的资金。拿破仑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已欠债7.5亿英镑，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不是国王欠的，是通过金融市场筹集的。这是个典型的利用其他资金、资源支撑本国发展、崛起的过程，也是个典型的金融发展过程。

2022年3-4月这次中概股大规模的波动，更能说明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

从本质上讲，中概股是国外资本因为看好中国增长的前景，进而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或者是在国外注册、但业务和中国本土有关系的企业所进行的投资活动。这意味着，中概股股票本身除了有正常市场波动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风险，比如地缘政治风险、汇率风险以及市场做空的风险，等等。这次“集体跳水”，我觉得既有中美两国监管分歧和规则的冲突，也有中美博弈的政治导向，包括美国试图与中国金融市场做部分切割的影响，而且还有俄乌冲突以及围绕于此的中美博弈，以及国际资本的避险情绪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有诸多必备的前提条件，特别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言，我觉得目前总体上应当有三个方面：

1、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本质是“不折腾”，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经验。

2、要提升“管理市场预期”的水平和质量。我看到有文章说中国在照搬美国金融化的模式，批评现阶段中国金融市场的诸多乱象是这种做法的结果。我认为存在很大的误区。一方面，美国经济金融化是在独特的文化制度背景下的金融发展过程。实际上，这也是卡尔·马克思、布罗代尔、乔万尼·阿瑞基、卡尔·波兰尼这些思想家们多次重申过的，就是资本的贪婪本性所促使的一种不可逆的市场过程。问题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缺少金融发展的基因，也缺少支撑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难以形成将财政资源货币化，或者说一直难以形成从“封闭型的财政体制”（也就是国家垄断的、国家囤积财富的“国库模式”）走向“开放型的货币信用体制”的根本原因。这是今后制约我们进一步发展和可持续性崛起的一个重大阻碍。中国不可能发展出美国高度金融化的那种模式，但同时中国也需要真正在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下功夫。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诸多问题，不是模仿美国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自身问题导致的。这两者不能混淆。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承认，在金融市场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规则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自身还存在不少缺陷。这些问题很多是由历史造成的，但也有很多源于管制不当，或者说“管理市场预期”的能力水平和质量不够。融市场作为多元的、复杂的跨时空交易契约的组合，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者的预期的结果，与交易者的预期高度相关。

政府如何管理市场预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不能政出多门。政府要管好自己的手，不能让市场无所适从，更不能形成“合成谬误”。

（2）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的预期管理是基于市场规则前提下的监管，是影响市场预期的过程。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是社会生活中最能体现人性的场所，这里不存在所谓的“善意”和“恶意”，它是人类的本性使然。比如市场行为者试图突破监管，寻找规则、监管的漏洞以牟利等等，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应视为正常的市场现象，政府的职责是及时地发现漏洞并弥补。市场经济中的规则和制度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亡羊补牢。从这个意义看，预期管理只能通过专业的职能部门来实施，既不能有过多噪音，也不能过于突然，让市场措手不及。

（3）一定要在开放的国际视野中进行。比如美国经济的变化形势包括就业、通胀等指标，以及在此基础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倾向，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考量的因素。同时，地缘政治因素包括这次的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以及能源、资源、粮食价格可能的大规模上涨，这些事件都会对中国资本市场造成很大冲击，进而影响我们的预期。我们在这方面应有很好的考量。

3、要注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法治化建设。我在《双重冲击》这本书里，描述了近代世界主要强国崛起的故事，尤其是通过荷兰和英国的公共信用的形成、发展过程，我强调“钱怎么来”的问题比“钱从哪里来”更重要。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奠定了国家崛起的坚实基础。从历史角度看，金融发展不是经济总量发展的结果，两者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是国家制度演进和变革的产物，其核心在于能否建立有关私有产权保护、权力制衡和信息公开透明的规则框架。中国40余年来改革开放历程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的发展恰恰能体现出当前体制的优势，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对财产权、政治权力制衡、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并不高。但今后更需要提升市场发现功能、提升产业的创新能力，实现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深化发展，对于各项规则、制度领域的改革要求会高很多，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中国应当以历史闯关的决心，把重点从原来的“向外发力”尽快转变为“向内用力”，走出一条“以改革促开放”的新路。

余淼杰：对于中概股这次的波动，第一个要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波动，第二个是这一类波动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发生，第三个是怎样能在波动中对中方有利，至少尽可能的减损。

为什么会波动？这有一定的大背景，长期性因素和暂时性因素都有。长期的或更核心的因素，我认为跟中美经贸摩擦紧密相关。之前讲的“中美贸易战”主要发生在2018-2020年，目前中美贸易已经不是前线，而是后方，因为毕竟已经形成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外交、金融、汇率、投资等，中美都有博弈。美国对中方的打压在2020年多达20多条，金融是其中很重的一块。短期因素就是俄乌冲突，会形成一定影响。

为什么3月16日刘鹤副总理开会以后，中概股的波动好了很多？因为稳定了信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有没有信心？到底是看多中国还是看空？对于看空中国经济的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可谓千条万条。这就像大家讨论中国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处于从0到1的中间状态，而不是0或1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一直在从0往1走，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状态，因此有分歧是正常的。

本次的中概股波动和人民币走势也有关。我的基本观点是人民币今年不会贬值。三年之前（2019年）我就做出大胆预测，人民币一定会升值，而且我给了一个准确的空间，那时1美元兑7.03元人民币，我说三年以后要到6.2左右。现在基本上逼近6.3，我依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从一般角度讲，美联储一加息，资金会流入美国，因此美元升值，人民币相对贬值，这对人民币是不好的冲击。但我认为这是短期影响，今年年底人民币汇率冲到6.2仍然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就是对中国经济有没有信心。如果看数据，我们制造业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概是美国的一半。但我们还要再看汇率或者金融方面的强度、走势，而且不能只看绝对值，还要看加速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美国的至少两倍。一般而言，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微观数据和GDP这一宏观数据，两者的增速大致匹配。就是因为有微观基础的支撑，人民币升值是必然的。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如果一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比快，则本币长期处于升值通道。

更深层、更本质的因素是中美两国竞争。中美两国的竞争是“世纪之争”，各有比较优势，各有韧性。如果说中国在金融方面要向美国学习，或者说吸取经验教训。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方面，中国可能值得美国学习，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作为虚体经济应该服务实体经济，如果过度偏离实体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难以持续。金融很重要，是一种催化剂，可以使实体经济发展得更好，但前提是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在。这就是中国今天不可以、不应该过度脱实就虚的原因。中国的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占GDP的37%左右，这非常重要。与中国经济规模差不多的国家，其第二产业的比重都没有这么高，往往第三产业的比重更高，这是中国经济健康的地方，而不是不协调、不健康。从这个角度讲，如何树立起对中概股的信心，最终还是要看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实力和成长性。

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原则

陈为：最近有新闻说沙特对华石油贸易考虑使用人民币计价，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标志着美元的地位相对削弱，李老师认同这种判断吗？

李晓：这次是沙特方面很主动的行为。据现在得到的消息，此事源于萨勒曼王储最近两年来对美国非常不满，包括对他个人的制裁、伊核谈判问题等。美国制裁俄罗斯以后，希望以沙特为首的OPEC组织能够填补能源市场空间，但被王储拒绝，而且拜登几次想通电话也被拒绝。这种情况下，如果沙特用人民币计价进行石油交易，这对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是巨大的提升，且对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有一定的动摇。

为什么？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美国借机和沙特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在1974年签了十几条协议，学术界称为“不可动摇协议”。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从那一天开始，沙特出口的石油要用美元计价。1971年尼克松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以后，美元理论上面临巨大的危机，从“资产货币”变成了纯粹的不兑换纸币或者“债务货币”，谁还愿意将之作为储备货币？但美国通过与沙特的秘密协议，因为沙特是OPEC组织最大的产油国，且不限产，所以它宣布石油用美元计价以后，其他OPEC国家也都宣布用美元，这样一来，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又绑定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要交易石油就要用美元，用美元就要储存美元，美元又牢牢地绑定了储备货币的地位。

在美元运行机制中，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是把它绑定在储备货币地位上的一个“锚”。如果沙特这次真的使用人民币交易石油，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但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储备货币，而是市场选择，也就是说，要在对外贸易的计价、结算和整个货币交易中成为一种交易货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远。

迄今为止，在人民币国际化这条道路上基本是“向外用力”，这跟我们特殊的国情有关系，因为想隔绝外部市场对我们的冲击，包括对体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合理的。但中国今后的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格局的需求，以及历史经验都表明，要想实现可持续性的崛起，离不开一定程度的金融发展，以不断利用国外和民间资源。既要“向外用力”，也要“对内发力”，这一点一定要非常清楚。

余淼杰：李老师讲到人民币国际化要“向内发力”，这一点特别有新意。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随着一个国家国力的强盛，它的货币成为一种世界货币是大势所趋。

货币有几个功能：计价、交换、储值。前两个功能比较容易实现，人民币事实上在地区贸易、周边贸易中已基本实现，所以判断一种货币是不是真正的国际货币，主要依据标准是储值功能。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年走得比较稳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开始时只是地区化，到现在纳入黄金、特别提款权，再到沙特这次的石油交易选择。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我有两个核心观点：

1、 从路径上，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地区化。地区化的意思是先集中在我们主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东盟推广人民币，从货币交换一步步上升为储值货币。在方法上也要探索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和机遇。比如信用卡行业，中国之前的信用卡发展特别慢，但最近几年由于电子商务、微信、支付宝的推广，老百姓直接跳过信用卡环节，一步进入电子支付，更加方便。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迪：数字人民币的出现也许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2、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在未来的10-20年是历史的必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早晚，取决于技术因素，以及其他竞争性货币所对应国家的实力增减速度。

陈为：李晓老师在书中好像写过：科技手段并不能根本上改变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这样吗？

李晓：从金融史角度来看，从地中海时代开始，货币的选择首先是市场搜寻的结果，这是第一点。历史上也有不少政府主动地推动有管理的货币国际化，但我们没有看到成功的案例。

第二点，金融市场是无数的跨期合约交易、合约契约组合。其实货币从产生那一天起，只要跨时空就会变成信用问题。信用非常重要，过去的货币信用靠贵重金属，以遏制权力对它的侵蚀。罗马帝国从中期开始，货币里不断地掺进铅、银、铁，使得货币贬值，后果非常严重，一旦失去信任，别人就选择别的货币。特别到了纸币信用时代，货币更是一个政府信用问题。

技术进步确实可以促进货币使用上的便利，但不能跨越信用建设。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在促进对外交易中有一定的便利性，但解决不了根本的信用问题。如果我们的规则、制度没有可以产生信用的坚实基础，未来会很麻烦，仅仅靠技术的飞跃无法代替信用的提升。

如何理解美国体系的支撑与威胁

陈为：请问李晓老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美元体系？

李晓：很多人经常问我，美元体系到底能持续到哪一天？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对中国很重要。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人自己不断给美元发“讣告”，说美元即将衰落、死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反而摆脱了“黄金魔咒”，没有必要再为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而在内部通过紧缩的方式来约束增长，反而通过用家庭债务、企业债务、联邦政府债务等天文数字的债务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又导致美元波动非常剧烈。有部分学者把美元的波动看作美国地位下降的标志，特别是把美元贬值当作美元地位迅速下降的标志。我认为，这不符合现实。美元波动已成为美国利用自己兼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来调控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方向的手段。

至于美元体系能持续多久，我认为，取决于美国的五个优势和三个威胁之间的博弈。一句话，取决于美国自身，不取决于别人。

美国的五个优势是：

1、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的经济仍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强的。

2、 美国发达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以及由此衍生的大规模美元交易所形成的网络外部性，有利于维持美元地位。

3、 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以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巨头是吸引外国资本持续流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支撑美元地位的重要力量。

4、美元作为“协商货币”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强化美国对于美元相对衰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即美国能够利用强大的货币外交，谋求盟国对美元进行政治支持。

5、 美元体系目前缺少替代品，即便是与其地位最接近的欧元也不存在替代能力。欧洲的金融市场相对落后，无法在全球资本市场提供通用的以欧元计价的金融产品，欧洲自身的金融机构都不得不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运作，所以次贷危机时欧洲金融机构损失巨大。这说明，即便一个起关键作用的霸权货币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另一个货币地位自动提升。这就是货币体系的诡异之处。

中长期内，我认为美国也面临三大威胁：

1、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分裂，政治极化，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则是走向孤立主义，这对美元体系具有致命威胁。

2、美国将美元体系“武器化”使用，这会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开始远离、防范美元体系。

3、 美国经济体系、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遭到破坏。以前的经济危机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但从1980年代开始，基本都是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且金融危机基本由拉美的边缘国家、外围国家走向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由于高度金融化，实际上美国的QE政策已经是常态化、长期化，这会是未来的确定走向。我们知道那个危机在向我们走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触发而已。

以上这五个优势和三个威胁之间的博弈，决定了美元体系还能坚持多久。

如何看待俄乌冲突的原因与影响

陈为：最近大家普遍关注俄乌冲突，发现俄罗斯的经济跟产业结构有一些问题，我们从中能得到哪些教训、反思？

李晓：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规避在美元体系内面临的巨大风险。这次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美元体系“武器化”使用，这对美元体系自身是巨大的伤害。

我也在思考如何能更好地避免美元体系对中国的伤害。这非常重要，我们该怎么做？

前年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1968年时写了一本关于经济相互依赖的书，有个观点非常重要。他说，相互依赖就是“调整的敏感性”，因为市场高度相关、相互契合、相连，使得任何一方的调整都会给对方带来敏感性，给自己也带来敏感性。这种“调整的敏感性”是一种市场高度关联的结果。

我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新一轮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想办法适时、适度、适合中国国情地吸引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华尔街金融资本对今天美国的市场规则、政治走向，都有很强的塑造作用。斯蒂格利茨教授批判美国华尔街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认为华尔街是美国无法改革的重要原因。这也说明华尔街对政界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的金融市场如何才能增加与美国的关联度，使得美国与中国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更强的“调整的敏感性”，这很重要。

俄罗斯作为一个经济体，与美国的经济关系非常脆弱，使得美国对俄罗斯完全没有“调整的敏感性”，可以放手进行全方位的打压和制裁，尽管对自己也有伤害，但伤害多是间接的。所以俄罗斯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如何增强和美国之间“调整的敏感性”，这非常重要。

余淼杰：观察俄罗斯今天被动的局面，再对比中国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启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一点是：俄罗斯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跟它当年所采取的“休克疗法”息息相关，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当时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最差的方案，但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从一开始先做增量改革，避免了矛盾冲突，增量改革把蛋糕做大之后再两轨合一，让中国经济非常成功地转型，避免了俄罗斯今天这样的困境。

相比俄罗斯，中国经济过去40年做对了什么？我认为最正确的一点是务实的改革，有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总结：

1、应该采用渐进式的改革还是休克疗法？

2、 做增量的改革，还是局限在原来体系内的改革？

3、汇率也好，货币也好，中国务实地调整“不可能三角”的路径选择非常重要。经济学中的“不可能三角”是说固定汇率、资本的自由流动、还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兼得，最多只能选两个，否则链条就不能成立。中国作为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跟其他小国不太一样，而且经济周期跟美国不完全一致，所以其他都可以舍弃，唯一不能舍弃的是独立的货币政策。现在美联储提升利率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也要升息？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还要对小微企业纾困，要进一步降低利率，这就反映了两国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同。这也是当年英国一定要“脱欧”的原因。如果不脱欧，它必须听欧盟的或者德国的，因为德国是经济“老大”，但是德国的经济周期跟英国不一定同步，所以英国选择脱钩。

因为独立的货币政策最重要，所以中国先选定这一条，再从不可能三角中挑选另一项。2005年之前，中国采取固定汇率制度，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因此就允许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动。在2005年之后，人民币允许升值，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资本市场就只能逐步地、有序地放开。这两者之间可以调整，但独立货币政策的底线不能动。

中国相比俄罗斯还有一点经验值得总结，那就是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两年发展很好，特别是外贸变成全球第一？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走了加工贸易这条道路。无心插柳也好，有心栽花也罢，通过加工贸易，然后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挖到了第一桶金，然后一步一步产业升级，今天成了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和很强的产业链。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疫情冲击下取得好成绩，与全产业链的布局有关，这是俄罗斯没有的。中国拥有666个小类、41个大类的全产业链。对比俄罗斯的发展，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现在看来是走对了。

陈为：过去两年的疫情，中国出口反而上了一个台阶。面对更复杂的国际格局，如何看待今年的外贸形势？企业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余淼杰：首先明确一个判断。现在很多人对外贸都很悲观，我去年就一直讲外贸不会差，现在我再次强调，今年的外贸不会差，而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甚至超过投资。客观地讲，“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最弱，其次是投资，最强的是进出口。

当前的态势是美国经济有严重的通胀（这是美国最近加息的原因），表现为购买力很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多。美国疫情又比较严峻，特别是对蓝领工人的影响大，对相对低端的产业影响更大，使供给变得更差。从这个角度讲，今年中国这一类的出口应该是非常乐观的。

中国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中，当出口增加时，进口必然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去年外贸创新高，达到6万亿美元，直接跳过了5万亿美元（2020年是4.5万亿美元左右）。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危机和不足，就是进出口总额大，不见得企业挣钱多。因为虽然出口多，但进口也多，利润空间、附加值没有明显提升。这是我们企业应该努力的方向。

对于今年的外贸形势，我有几个不太成熟的研判：

1、 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大约4万亿人民币，2021年有4.4万亿。

2、今年中国外贸占全球的比例应该在15%以上。去年是历史新高，超过20%，我认为是空前绝后，不可持续。但今年保持在15%以上没有问题，而且至少在“十四五”期间可持续。

 企业应该做什么事情？我认为有三点：

（1）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尽量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尽管我对中美经贸第二阶段协议持乐观态度，但长期来讲竞争大于合作，因此中国企业继续把美国作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很危险。我建议大型出口企业要把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尽量向东盟国家、新兴国家市场开拓，未雨绸缪。

（2）扩大进口也是大势所趋。一定不要认为扩大进口是吃亏的，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扩大进口都不会吃亏。更多更好的中间品和消费品进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消费者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企业而言，更好的中间品可以产生“1+1>2”的熊彼特效应。如果是多用进口的中间品，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会上升。

（3）企业出口一定要多用数字化要素。要做到把数字贸易、数字化内涵融入到贸易中，包括数字化商品贸易、数字化服务贸易、数据贸易等。这都是提升中国企业外贸竞争力的方向。

如何理解资本的无序扩张

陈为：最近这一两年，有关部门对资本的无序扩张不断出台监管举措，网上有人认为必要性不大。我们该怎么看待？

李晓：资本的无序扩张一定要得到控制。这里有两个问题：

1、对资本的管理一定要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最大的特点就是给予稳定的预期，知道你做了某件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是一定要严肃对待的事情。

2、 要对资本无序扩张这件事本身有更清晰的认知。资本扩张有自己的本能，资本市场是最能体现人性的地方，如何提高对预期的管理水平相当重要。针对这个问题，有待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资本的本性是追逐更高的利润，既然涉及到人性，就要顺势而为，同时又给一个明确的限制范围。

总的来说，对资本的管理一定要进行，但不要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行政手段会面临什么问题？政出多门，市场容易出现噪音，形成“合成谬误”。资本贪婪起来，像狮子一样；胆怯起来，比老鼠胆量都小，跑得比谁都快。在管理上既要避免政出多门，又要避免政策太突然，让人猝不及防，先跑为上，造成踩踏。

余淼杰：讨论资本，经常有两个词，一个叫“无序扩张”，一个叫“野蛮生长”。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我认为“无序扩张”指向广度，“野蛮生长”指向深度。举个例子，“无序扩张”讲的是本来主业是A，但超越A主业，进入其他业务。“野蛮生长”看的是市场份额。当然，是否形成垄断不一定只看市场份额。因为有一些产业在经济学上称为“自然垄断的产业”，即该产业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经营，比如水、电就是自然垄断。

对于垄断，国家在相关文件中讲得非常清楚，主要是改善营商环境，一方面不能让消费者失去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不能限制竞争者入场。对此，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保护知识产权都非常重要。

如何理解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重点

陈为：《双重冲击》里有一个核心观点，认为我们现在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需要持续地推动改革。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切入点是什么？

余淼杰：最重要的一点是做好“双循环”。对“双循环”的谈论已经不少，但大都停留于定性描述，没有定量指标。“双循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为好？我提出两个指标。

1、外循环。外循环做到什么程度算成功？看中国外贸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能不能达到10%以上。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一个经济体能达到一成比例就很好。以10%以上为外循环的判断标准，我认为是合理的。

2、内循环。内循环的目标是构建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形成规模经济递增。我认为指标可以看内贸占GDP的比例能不能达到3/4或更高，或者外贸占GDP的比例在1/4以下。为什么提1/4？经济方面，美国目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大国，其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国际贸易，而是国内贸易，其国内统一大市场已经形成。这是中国可以参考的指标。

讲到改革，我认为内循环有几点：

1）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进市场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 通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

3) 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

4) 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合力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5) 做好区域协调，促进城镇化发展。

外循环也有几点：

1) 要做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

2) 要扩大进口，成为一种规模化。

3) 服务贸易要特色化，应该做到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4) 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投资，更重要的是“走进去”，就是到海外投资给别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真正做到民心相通。

5) “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做到差异化，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点更重要。对陆上丝绸之路，可以做贸易，但主要是进出口，企业去投资可能现在为时过早；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十个国家，应该双管齐下，不仅是进出口，同时鼓励企业去投资。

6) 地区间贸易协议。完成RCEP之后，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积极地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PTPP以及东北亚经贸合作，特别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我认为这是地区间贸易工作的重中之重。

李晓：余淼杰老师更注重从贸易的角度，我更偏重从金融的角度。对于未来的改革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对外用力”转变为“对内发力”。

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表面上看是外部的，其实更多的是内部的。举个例子，人们都说中美关系给了中国很大压力，美国确实在全方位地围堵、遏制中国，但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中美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永远是战略性的，缓和是策略性的，双方需要管控好分歧和冲突”。俄乌战事爆发之后，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一场关于中国是否会被开除“球籍”的讨论。现在俄罗斯被踢出了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面临欧美全面制裁，一些中立国都宣布不再中立，不仅在经济金融领域，所有其他领域全都参与了对俄制裁。这说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被“去国际化”了，真是被开除了“球籍”。

中国也面临外部压力，但真正的压力来自在内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压力比现在大得多。当时一切都在不确定性中，我们对未来懵懂无知，这是当时最大的压力。今天的中国，主要压力在于自身，就是我们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我突破。我一直强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崛起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不能中断或死循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历史上无数国家崛起的中断。这些崛起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共性的原因，我归纳为“挑战国陷阱”，主要体现在面对外在压力，即在位霸权国家的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下，这些国家不得不集中全社会资源予以应对，最后忽视和牺牲了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持续提升。

中国现在是最受瞩目的崛起国、挑战国，也面临美国全方位的、极限的打压，如何避开或者跨越“挑战国陷阱”，刚才余淼杰老师谈到的“双循环”问题，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关键就是通过内部改革、内部打通，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过去40年，我们经常讲“以开放促改革”，向外用力、扩大开放。今后，我们应当以历史闯关的决心走出一条“以改革促开放”的新路子。

从宏观上，我认为有三点改革比较重要：

1、中美之间要理性管控冲突和矛盾，确保和平竞争，确保竞争与合作并存，建立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竞合框架。

2、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从以往的“门槛式开放”转向“规则和制度型开放”。只有通过“规则和制度型开放”，才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方面努力形成与世界市场、尤其是与美国的共存共融关系。这样一来，美国要想转变中美关系，就不得不面对“调整的敏感性”。决策层已正式提出“中国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从RCEP到CPTPP将是中国新一轮对外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因为中日韩自贸区、RCEP对中国而言主要是门槛问题，但CPTPP涉及的是规则、制度，包括财产权利、劳动保护制度、劳工制度等。中央有这样的决心，说明看到了问题和方向。

3、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金融发展，破除一系列不利于金融深化发展的规则和制度障碍。我们既要讨论资本的盲目无序扩张，也要考虑是不是还同时存在“金融压抑”。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的需求都决定了中国今后社会经济的创新、活力、增长和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深化发展，金融业绝不能成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与循序渐进的开放，才能使中美两国能形成稳固的经济联系，让美国对中国具有“调整的敏感性”。绝不能让美欧放心大胆地像对俄罗斯那样对待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几年可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要更具战略性的考虑问题。

如何把握人生的准则

陈为：几年前，李老师一篇讲国家发展跟个人命运的文章形成了一次现象级的传播。在这个时代，很多个体内心很迷茫，两位老师给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李晓：那是我三年前（2018年）在一场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叫“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

对于年轻人，今天的世界和今后的世界一定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找确定性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学习的能力，也就是与时俱进的能力，通过不断地读书、思考，从而具有独立判断、独立审美的能力。现在大部分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从众倾向太强。

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掌握一种学习的能力？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静下心来多读书，什么书都可以，特别是文史哲类，尤其是文学。

经济学、商学、法学、政治学，某种程度上都是谋生之学，真正使人成为一个被社会有价值的工具，从而谋生。但可能只有文学最能触动人类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让人的语言能力、审美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能力极大提升。我认为，文史哲学，尤其是文学才是让人成为人的学问，同时也是能让年轻人在瞬息万变、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找到自己人生确定性的学问。

余淼杰：我分享三句话。

1、 “尽信书不如无书”。要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一种存疑、怀疑的能力。我认为怀疑、质疑的能力是优秀学子最重要的一个秉性。

2、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怕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一定要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在自己的领域守住一亩三分地，慢慢挖掘。

3、  “坚持就是胜利”。像跑马拉松一样，第一步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步、第三步。最牛的人并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会坚持并且不太笨的人。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