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口述史与非虚构写作：以写作“梁庄”为例 |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预热（四）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
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梁庄十年》《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作为方法的“乡愁”》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出版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2017）和《四象》（2020）。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2010年度《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新浪网十大好书”（2010、2013），“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2010 2017）”，《当代》长篇小说2017年拉力赛总冠军，“《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五佳”、英国翻译笔会奖等多个奖项。论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2008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四个一人才”（2014）、“国家先进工作者”（2014）。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再到《梁庄十年》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
口述史与非虚构写作：以写作“梁庄”为例
口述史在人类学、社会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关于它的理论探讨已经很多，我想就从我的写作实践中来分析我为什么、如何要使用口述史，希望给大家以启发。作为现在时存在的“梁庄”，它的生命状态、历史存在看似敞开，实则却被时代话语和概念叙述所遮蔽。如何最大限度进入内部，“口述”的存留是非常好的表现形式。“口述”要充分保持当事人的腔调、情感以及方言的形态，这样，才有可能触及到当地的历史、地理及声音的形态，以及当事人更加丰富幽微的存在。
“口述”并非只是佐证的方式，它就是主体。它不是工具性的，它本身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形态就是主人公的精神形态。所以，“口述”在梁庄书写中是核心，“我”只承担穿针引线的那一部分，外部的阐释都是为口述以及口述者服务。但“口述”也并非原封不怕地呈现，它必然会有删减、强调等，但这也更显示出作者对调查对象的把握程度。
“口述”的非客观性、时间性以及情感性恰恰是它非常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缺陷。从“口述”入手，从它缺失的、当事人试图遮蔽的、或夸张等的某些部分，恰恰可以更好地分析出当事人的社会身份、情感状态以及背后更深远的历史原因。这也是“口述史”迷人和复杂的原因。作为写作者、调查者，要更宽阔把握与其相关的社会背景以及人性人生状态，才有可能对“口述史”有更深的理解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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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梁鸿从一个村庄看见中国；十年后，她重返梁庄，回溯中国村庄的改变与其中真实个体的命运。在家暴、偏见、歧视、流言与父权体制下挣扎的农村女性逃离村庄的年轻人与落叶归根的打工人沉默中长大的留守儿童，意外中离世的独居老人回不去的故乡，难以融入的城市无数人的生命轨迹，拼合出时代轮廓的剪影横跨十年，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梁鸿重审故土，构建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2010年和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们的故事。两部作品接连问世，令读者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梁鸿的家乡——一个普通的河南村庄：梁庄。梁鸿成功地向读者们展现了真实的乡村图景，并以此映射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农村面临的转型困境。十年后，梁鸿再次将梁庄带回我们的视野，接续前两部的主题，重新审视故土，为读者们构建了一部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再访逃离村庄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的打工人，记录时代转折下真实的个体命运。
十年间，梁庄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折中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本次返乡，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时间飞逝，站在他乡与故乡、梦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少小离家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穿过偏见与歧视、流言与恶意，传递梁庄那些“消失的女人们”真实的声音。
“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在梁庄，生而为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人们却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她们刚一出生就面临歧视性的环境；稍长大之后，又在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蕞后在婚后成为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蕞终失去自己的姓名。此次返乡，梁鸿寻回了村庄中“消失的女人”，久别重逢，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困境：家暴、偏见、歧视、流言蜚语……“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梁鸿
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
这是我放在文档开头的一句话。每天打开文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它会让我有那么片刻的停顿，犹疑、思考，也是提醒。这一发问，既是就现实而言，也是就文学而言。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
但是，好像还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这十年之中，我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大家打招呼，或聊几句天。五奶奶还是其中蕞活跃的、话蕞多的，大堂哥仍然经常醉着，龙叔仍然在那个大茶杯里泡着酽酽的浓茶，一句话一口痰，花婶仍然站在门口，勉强撑着笑容。我看着他们，看着时间在他们脸上慢慢流逝，就像看见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生活，我也在变老，也在时间之中，我的父亲已去世，我身边的那么多人，一个个去世。我们互相看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法分出彼此。
我到每家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老年人的，青年人的，小孩子的，把吴镇的饭馆吃遍，我也在各家吃，在丰定家、赵嫂家、五奶奶家，谁回来了，谁又走了，都是吃饭的理由，我出入他们的厨房就像在我自己家，因为他们知道，我自己家的房屋已经几成废墟。
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我就像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依赖梁庄，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我的爱多得我自己都兜不住，要溢出来。他们不知道我那么爱他们，不知道我在听到他们的快乐时有多快乐，听到他们的悲伤时有多悲伤。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荣幸。
从最初的“看山是山”，看到了梁庄、五奶奶和无数的亲人，到“看山不是山”，每种事物、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赋予无数的镜像，现在，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
五奶奶就是五奶奶，明太爷就是明太爷，吴桂兰就是吴桂兰，梁庄、吴镇和所有的历史都隐在后面，没有地域性格，没有社会因素，我只看见他们的容貌，他们的欢笑、悲哀，看见他们身后的那个空间，电线杆、老公路、燕子、湿得要滴下水的乌云。我看见的是他们本身，非常具体，他们的每一个行动、表情和神态，都如浮雕一样，栩栩如生，超然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就像我们看待我们的亲人，你很难用一种整体性来叙说，因为你和他/她太熟悉了，那么多细节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用抽象的概念来衡量。
这几乎让人吃惊，而且感觉美妙。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和度过，因为有真实的时间长度和真实的人生长度，感觉到人物本身也具有矗立于山河之间的、近乎永恒的真实性。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历史中的一分子，消融在梁庄，和梁庄人一起，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共同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
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
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一条抽象的、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这也是“梁庄十年”最根本的思想起点和哲学起点。
我也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霞子、龙叔、阳阳，很多人，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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