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史上最强之雷洋案舆情分析
雷洋案舆情，在过去20余天中成为媒体、网络、社会热议的“现象级”事件。舆情在不断发酵、演化、反转、突变；各种信息或真或假的还原事情的真相；各种观点相互交织、争论、妥协甚至对抗；可以说，雷洋案的每一个消息都牵动着媒体人、法律人乃至社会公众敏感的神经与热切的关注。
作为法律自媒体人，读库君觉得有必要对雷洋案舆情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借鉴人民大学胡百精教授的3F理论（危机传播流由信息流、噪音流、影响流组成），读库君从这三方面分别对雷洋案舆情进行剖析，不预设立场，客观中立地为大家呈现舆论场的各方声音，以飨读者。
它能够将空言打得粉碎。——鲁迅
它的优点是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论垄断”，让我们通过拼凑碎片化信息，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但它的缺点是进一步加强了受众既有的价值取向，受众可以只阅读、只接受“自己认为是真相”的信息，而选择性忽视、选择性理解其他信息。
雷洋案中，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各种媒介纷纷上阵，均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警方、检方、媒体、家属、校友等多个群体都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为舆论场输入了新的信息。
这些信息源的信息有些一致，有些不同，有些甚至矛盾，为持各种观点的群体均提供了论据。
这也是雷洋案舆情持续发酵、众说纷纭的重要原因之一。
读库君列举了雷洋案中四个不同信源的信息：
第一次是5月9日 21:24，简要介绍了警方扫黄的缘由、过程与抢救经过。
第二次是5月11日 01:44，此次更为详细，公布了雷洋抓捕和急救、死亡的具体时间，以及雷洋嫖娼的相关证据。
5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京报分别采访了雷洋妻子吴女士、事发时拨打110的路人。
吴女士介绍了事发当晚雷洋离家去机场接人，并质疑“雷洋身体上有多处伤痕”，“一直未与家属联系”。
5月11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分别采访了北京公安局昌平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预审大队高春正和涉事足疗店足疗女。
高春正证明避孕套DNA鉴定证明雷洋嫖娼事实。
足疗女介绍了在足疗店内的服务过程。
家属及代理律师多次发声，主要通过“陈有西”、“雷洋家属唯一微博”等微博自媒体实时向社会纰漏消息。
其中，对案情较为详细的发声主要有两次：
一是5月16日的《关于要求北京市检察院立案侦查雷洋被害案的刑事报案书》，该文包括案情经过、犯罪事实、立案管辖三个部分，要求由上级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追究相关公安责任。
据陈有西律师采访时表述“刑事报案书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公开发表……现在在一些律师范围里面大家在传阅……希望所有的网民以及传的人不要扩散。”故此，本文不附该报案书原文，如有兴趣的法律专业人士可自行搜索研读。
二是5月17日，微信公众号”探针“发布的《独家对话雷洋案代理律师陈有西：调查取证已结束 律师不会推波助澜》，文中陈有西律师介绍了律师团的工作情况，表示律师方调查取证已经结束，同时对当前的谣言进行了“三点澄清”。
陈有西表示，目前主要等待两个方面，一是等待北京市检察院是不是接受报案进行刑事立案，二等待尸体检验的结果，到底是死因是什么。
一是5月19日 09:45，“北京检察”官方微博回应雷洋家属递交报案书一事，表示北京市检察院正依法进行督办，鉴于昌平检察院先已接收雷某家属控告并已依法开展初查工作，已将报案材料移送。
二是6月1日 10:20，“北京检察”官方微博发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依法决定对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民警邢某某等五人进行立案侦查，按程序通知家属”。
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莎士比亚
雷洋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该案监控视频等核心信息的缺失，雷洋的死亡导致了事件的模糊性；再加上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和参差不齐的网民媒介素养一定程度也影响了公众批判能力，自然该案会伴随着谣言滋生。
谎言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外表美丽，生命短暂。在“雷洋到底有无嫖娼”，“雷洋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等关键问题上，许多谣言，甚至是“有图有真相”的谣言就甚嚣尘上。
“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是，我知道了真相，你却还在说谎，还说的那么真，那么深。”
读库君列举了雷洋案几个已被证伪的谣言，供大家参考：
视频配文“最新！雷洋当晚视频，戴着手铐还被电击，太惨了既然戴手铐了，已经控制住了，真不该还电击，太惨不忍睹了。
同日，“平安北京”官方微博辟谣，称“今日，网上有人发布内容为“一男子被电棍击打”的视频，并称与涉嫌嫖娼在昌平警方查处过程中突发死亡男子雷某有关。经查不属实。”
家属方也证实“从衣服看就不是雷洋”。
有网友发帖“试想雷洋是一个环境专家自然会在工作中掌握某环境污染重要信息，而近期各地环境毒地事件频发，如果正直的雷洋不愿意同流合污，其所掌握的信息会触及某些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为了避免环境污染信息泄露而杀人灭口”。
一些境外网站也以环保专家、环保激进分子意外死亡为题，报道此事。
5月17日，雷洋案代理律师陈有西表示很多人认为雷洋被害跟常州的土地事情有关，说是常州的秘密警察来抓他的，出了意外事故，都这么在想。
那么我们了解核实以后，也已经清楚地证明雷洋不是常州土地事件调查组的成员，更不是决定性的人员，他根本没有参加常州土地事件的鉴定。
陈有西还表示，所以这样的一种事情，想把江苏的事件和北京昌平事件捆绑在一起，意图不明，作为代理律师，我们觉得要剥离，要回到真相，这一条我要把它澄清。
11日，网上还晒出了雷洋嫖资收据。上面写着，“今收到中国经济循环中心雷洋嫖资200元。落款为昌平洗头房。2016年5月7日”。
更有甚者将该图与警方接受采访的截图同时放出，让人误以为是警方出示的证据，被某论坛以《看“嫖资收据”雷洋嫖娼铁证》转发。
有网友猜测“至于说‘雷洋已承认嫖娼，给了200元嫖资’之说，因雷洋死无对证，且警方欠缺雷洋签名确认，难以形成证据链，故警方必须用其它佐证来证实自己的陈述。”
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
施密特在《美国政府与当前政治》一书中就曾指出，“公众舆论不只有一种，在一个有2.8亿人的国家中（指美国），关于某个问题可能有无数的不同意见。公众舆论是成年人口中某部分人所认同的各种态度或信念的集合。”
在多级传播模式中，媒体与舆论领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在这里，雷洋案的影响流中，舆论关注的焦点被泛化了，有的媒体和舆论领袖关注“执法规范化”，关注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有的媒体和舆论领袖关注“生命权”，关注中产阶级的安全焦虑和社会发展；另一些媒体和舆论领袖则关注“雷洋案”的网络传播、媒介消费与外来干预，等等。
读库君列举了雷洋案的几种反思与观点，供大家参考：
人民日报
无论一个人毕业于哪所学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褪去外在的种种“标签”，每个人都是普通公民，都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命权如何有效保障的问题。
“人命关天”，对司法机关而言，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遭遇了非正常死亡，那么对死因的说明尤应审慎、全面。只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作出经得起核查的结论，才是对死者及其亲属最负责任的交代，也才能从根本上疏导公共空间的不信任情绪。
斯人已逝，生命的代价或许还应换来制度层面的反思。
从公安机关目前介绍的信息来看，雷洋案属于行政执法案件。从行政执法的过程来说，虽已存在《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法规，但相关规定仍显粗略，对人身自由安全的保障很难说合乎法的明确性、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等要求。
国家应当对制定于1995年而仅于2012年修改过一条的《人民警察法》作全面体检，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人民警察职权行使法》，规范警察行使职权的行为。
检方的通报和警方的表态，都在强调“规范执法”的重要性。执法规范，说到底就是一个程序正义问题。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常常重视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但在现代法治国家，则更加强调程序正义，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
任何违背法定程序来追求正义的行为，其实质与法治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期待，随着雷洋案的尘埃落地，将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里程碑，推动整个执法机构规范化执法的实现。
打飞机违法，雷洋事件把这个词都普及了，1995年公安部的文件《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仍然在执行着。我们调查之前的12个月之内接受过打飞机的男性的比例，从2002年的8%，到现在已经超过15%。这个15%包括男女老少、城市农村，18—61岁的所有人，单看城市年轻层，一定是成倍的增加。
包括前不久发生的雷洋事件，它们的共性是都涉及到卖淫嫖娼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最古老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当下，又非常敏感地触动着国人的神经。
《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收容教育》都规定了‘卖淫’……包括所谓“打飞机”这一类手淫行为吗？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法院和公安的看法不一致，各地的处理结果也不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对导致性病传播可能性高的性行为（例如性交或肛交）重点打击，相反，对不会导致性病传播的性行为（例如“打飞机”）轻罚或不罚，这种打击重点的调整，对于刑事政策所要达到的防止性病传播的目标有显著激励。
雷洋是中国中产阶级最具代表性的标本，他的遭遇也是中国中产阶级最具代表性的遭遇。雷洋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和他面对完全相同的生存环境。比如：正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单位工作，在30左右有一个儿女会出生，在结婚纪念日刚好会出去到车站，或者机场接人。
中产阶层通常对现代国家的稳定扮演基石角色，他们即使有焦虑，也往往不会成为破坏性力量。然而中产阶层的情绪又是更大范围社会心态的晴雨表，他们的焦虑值得政府高度关切，并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照坐标。
雷洋事件其实离大多数中产者很远，这件事情还没有最终结论，但它却触动了很多人，就是这件事让人看到安全的脆弱性。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不安全感的传递是真实的，人们难免感同身受。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向民众提供安全感在全部工作中的位置。
信息可分成两部分：第一是事实，第二是观点。但是，信息一经产生、传播，就会加上立场、感情等因素，事实和观点相互掺杂，难以清晰地分辨。我们进入了新闻消费的时代，最近新闻领域很热闹，重大新闻层出不穷。
比如‘雷洋案’，关于雷洋的新闻，仅仅不同的标题就会影响大众读者对于事实的判断，‘初为人父的男子’、‘人大硕士’等不同标题，折射出不同的立场，影响了公众的判断。
近年来，记者和媒体对如何报道新闻来抓住舆论眼球的做法越发娴熟，他们给舆情打上标签，先入为主的‘标签化’操作虽将舆情扩大化了，却也成功转移了网民的关注焦点。
如雷洋事件中，‘人大硕士’、‘新晋父亲’、‘青年学者’、‘涉嫌嫖娼’、‘暴力执法’等标签，将雷洋形象标签化的同时也将事件本身标签化，极大地调动了包括网络大V在内的网民的参与情绪。
一些媒体还在消费雷洋事件，在吃雷洋的人血馒头。因为这个事件有足够的吸引人的炒作点。就像鲁迅说的，“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段子手们把魏则西之死、陈仲伟之死、雷洋之死放在一起评论，告诉你这个社会有多不安全。可是魏则西本来就身患绝症，陈仲伟遇到的是一个神经病，雷洋是自己在嫖娼被抓时引发猝死，这都具有普遍意义吗？
没有人让雷洋在那个时间点，选择走进那家按摩店并且花钱接受性服务吧？其他被抓的男男女女也没有因为卖淫嫖娼被抓选择暴力抗法吧？
把公众对一个普通人非正常死亡的追问说成是“消费死者”，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了。就算最后证明雷洋的确嫖娼了，的确死于心脏病，推动这一调查的大讨论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舆论压力是推动这一调查过程启动、敦促其公正性和透明性的重要条件。
由于信息关注焦点不同，更倾向于相信官方说法，为警察说话，完全也应得到尊重。但是，认为别人的质疑都是在“消费死者”，把信息不充分情形下的推测都视为“妄想”，实际上就是要求民众把任何警民冲突的处置权交给黑箱，大家只需在黑箱外沉默等待。作为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对其进行最严苛的追问又何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王义桅
加州大学的谢淑丽教授正领衔一个团队，观察中国国内的网上关于魏则西、雷洋等事件的争论，以及关于宪政、普世价值等的探讨，研究如何影响中国舆论，动摇中国人放弃“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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