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390名死囚的约定
作者钟晋，第四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提名奖、全国优秀公诉人，湖南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原标题：由《纵囚论》看古人的司法创新观。
《资治通鉴—唐纪十》曾记载一段唐太宗“纵囚”的典故。
贞观六年，唐太宗于大理寺卿奏折中得知，众多即将秋后问斩的囚犯日夜嚎哭不止，故请皇帝准许提前行刑。唐太宗亲审得知，死囚之哀并非畏死，乃因牵挂家有高堂不曾安顿、或一脉单传未续香火等诸多身后事未了。
唐太宗得悉此情，却作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释放三百九十余名死囚回家，令其与家人团聚，并约定来年秋天回来就刑。这可能是“假释”、“死缓”制度在封建王朝的一次大规模“试水”吧。
当时引起的反对与质疑之声不断，但在众臣都为这一大胆尝试捏上一把老汗时，结局却出奇的圆满——期限届满之日，被释归家的死囚全部自动返回。世人山呼万岁英明，皆叹服太宗仁德化育天下，亦感死囚而使其全人道、知信义。尔后，唐太宗便赦免众囚徒死罪，改判流刑。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首赞颂唐太宗的诗篇《七德舞》，其中一句便是“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这个“大团圆”故事就这样传颂了数百年。
但也有不同声音，到了北宋年间，大文豪欧阳修专门就此典故写下一篇《纵囚论》，指责唐太宗 “逆情以干誉”，即此做法有悖人情，只不过是借机邀取名誉的手段而已，套路满满，一点也不值得效仿！
这起古人争论“纵囚”是与非的“公案”，看似简单却蕴藏着相当大的信息量，不论是闲聊八卦还是启迪智慧，都会留给后人太多的回味！以笔者之见，《纵囚论》主要提到“纵囚”实有“三不”：不足信、不足誉、不足效。
一是仅以德化便具感召死囚之力，不足信。“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死囚本小人中尤甚者，何况蝼蚁尚且偷生，要正人君子信守归期去慨然赴死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唐太宗何以确信死囚皆可呢？当然，唐太宗也拥有足够的自信，在强大的君权统御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三百余人恐怕早已身在天罗地网中无处可逃，而最终有多少死囚是被感化、有多少死囚是“被复归”亦未可知。
二是德化为表、利害为实之事，不足誉。使死囚复归之实质原因，乃是“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死囚自知逆皇帝之“好意”断无活路可言，新添欺君之罪大过其原罪岂止数倍？而皇帝既有意让其回家“苟活续命”，也不无让其“苟且免死”之可能。而纵囚者则算定，死囚只能期盼以复归而求赦免。无非这是一出以“施恩德”、“知信义”之名上演的“正剧”罢了，实质不过双方相互揣测、各取所需的“心理博弈”，赞誉之言远过其实！
三是有逆人情、不可为常之新制，不足效。太宗施德政六年之教化，仍难免犯死罪者众，而一日纵归之恩却能令其视死如归、信守承诺，这本是不合常理之处。此法仅在唐太宗时一试而已，不为后世所效法，如果屡纵屡赦则“杀人者皆不死”，显然更悖逆常情。
《纵囚论》这篇史评雄辩滔滔，对“纵囚”这一可称为千古佳话的司法创新案例大加鞭笞，劝诫世人创新之时不能为贪恋虚名而违背常理，行标新立异之事。此文之观点，其言未必人人认同。但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此话亦可用在他亲自实施的这一典故上。这段历史公案誉之有因、毁之有据，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引以为鉴呢？
笔者的观点是对《纵囚论》一文，赞同“纵囚”确有“逆情”。 “纵囚”确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只可一试了之。纵死囚近四百对于犯罪心理、社会安定、法律权威、制度成本等均是不能承受之重，这昙花一现的成功创新背后还有太多未知的隐情，欧阳修称其为“逆情”并不为过！历史也已证明，“纵囚”之法终究不为后世所效仿！
但笔者对《纵囚论》为了“干誉”一说持保留态度。伟大的政治家看重的应是利害而非虚名，唐太宗的“干誉”之嫌只是表象，犹如欧阳修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他全心导演的一场政治秀，最终是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纵囚”事件发生时正是贞观六年，玄武门的刀光血影仍未消散，登上皇位时的原罪使他迫切需要树立仁德之君的形象。如果一位君王的道德力量强大到可以感化小人中的小人——“死囚”，还一次感化多达三百九十余名，那么这样一次成功的“变脸”对于挽救弑兄夺位的形象乃至王朝统治的稳固，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评价“干誉”之好亦须审慎分辨，到底是纯粹的沽名钓誉，还是务实的实践路径，个中差别并非一目了然。前者固然是“政绩观”有偏差，施政创新仅为个人荣辱，不唯实而唯利，必将贻害无穷，但经常披着华丽的外衣，没有相当的洞察力无法窥探其本质！后者或有“干誉”之嫌，甚至一路有咒骂哀怨之声相随，但应当正确评价其务实之效并给予一定的包容。自古以来，创新之举往往毁誉参半，创新者无须太过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要因有“干誉”之嫌便畏缩不前，有的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情怀与担当。
回眸历史的烟云，终究是为了面对现实。当前身在“深水区”的司法改革者们，同样面临是“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还是“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的迷局。
究竟如何才可不“逆情”呢？笔者主张，守常为本、应变为用，二者兼顾。所谓守常，就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对长期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常抓不懈，如管理体制、队伍素质等。所谓应变，就是针对事物演变新情况，及时解决新问题，如新法规定的新增职能等。守常治本、应变治标，相互结合才能标本兼治。归根到底，创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创新是为了固本培元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当前，个别地区和个别部门的改革实践中某些创新也有“逆情”之嫌。例如“创新机制化”，依靠集中计划和指导进行规模化创新，这显然违背了创新活动的规律。再如“创新形式化”，创新的内容模仿和复制现象多，不切实解决实质性问题，炒概念、走形式，这种创新不但没有生命力，还会挤占其它常规工作的资源份额。此外，还有“创新应景化”，热衷于政策法规确定的新增职能、较易获取“眼球效应”的社会热点等新问题，方法上也偏重于增机构、加人员，使得改革“应变有余、守常不足”，出现与核心任务偏离、人财物成本浪费等弊端。多年来，司法机关的创新不少，但至今能够焕发生机的有多少？创新成本与收益比例为多少？这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司法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历史为我们留下前车之鉴！许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善待”，但我们都不希望日后以历史的局限性来“粉饰”今日之失，正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每念及于此，正行走于司改创新之路的我们，大有“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之感！
最后，笔者想说，无论你我是否赞同《纵囚论》的观点，都应铭记欧阳公千年前的那声呐喊——治世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附注：
《纵囚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资治通鉴—唐纪十》：“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