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枪大妈的唇“枪”舌战 [舆情观察站]
本文系“读库君政法舆情系列”第五季文章
2016年8月到10月，家住天津市河北区的赵阿姨（51岁），在街头摆了一个射击摊，经营打气球游戏。
10月12日晚，在公安机关巡查中赵春华被抓，警方在她的摊位上查获枪形物9支及相关枪支配件、塑料弹，其中6支枪形物被鉴定为枪支。
12月27日，天津市河北区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
2017年1月3日，赵阿姨向天津市一中院提起上诉。
枪支认定标准的争议
本案的焦点之一在于枪支的认定标准。如何认定赵阿姨打气球的气枪是否是“枪支”。
一方面，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中国古代六家之一的名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名”是指称事物的名称；“实”是“名”所指称的具体事物。名家两位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分别强调实的相对性和名的绝对性（冯友兰观点）。按照名家的观点，赵阿姨的那六个气枪是“实”，具有相对性，可大可小、可以销毁、丢弃、改变；作为名词的“枪支”则具有绝对性，有共有的内涵与标准。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律需要统一标准，甚至是进行量化，否则问题纠纷很难公平的解决。因此在这里哲学意义上的“名”（名词）被以法的方式和程序明确为法律语言中的“枪支”，然后又以法律文件中明确的“枪支”标准，对照去认定具象的各种物体是否属于“枪支”范畴。
目前，本案法院审判中采用的“枪支”标准是2010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三）款规定。
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对采用此标准鉴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支持者中主要有三类观点：
一种观念认为执行现有法律是关键，法院只需要依法裁判即可，法律改造是另一回事。如律师王磊所说“法律的生命是在于执行，法律的良或恶,是法律的改造问题,并不是法律的适用问题……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依据现行有效的规定——《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作出了有法可依的判决，符合我国法律基本适用原则。”
微信公众号“法官那些事”也认为，“‘依法治国’讲良法之治，但如何判定 ‘良法’，由于大家的正义观、道德标准不同，可能会有不同认识。”“如果人人都以恶法为由违反法律，那么社会岂不就失去了规范？”“即使认为《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属于不适当规章，也应依法进行。”
第二种观念认为，公安机关枪支鉴定标准从严有其社会意义，不应当一味否认。2001年《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三)款对非制式并且不能发射制式子弹的枪支鉴定标准明确为“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当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到2010年公安部修改为“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注：该标准是枪支伤害人体眼睛的动能最低值）
2010年标准相比2001年“严格了近十倍”。其原因是“在日常生活中，射击摊的真正玩具气枪都造成过人身伤害，为了公共安全，公安机关严格执法、严格气步枪管理没有错，不然最终会伤害的是我们普通百姓。”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案件有媒体炒作、舆论审判之嫌。如微信公众号“法官那些事”认为，“老太、摆气球摊、获刑三年半这些字眼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来是一起正常的案子，却被炒作的变了味，相关媒体的职业素养哪里去了？无良媒体让法院在2016年底背了口大黑锅！”
反对
反对者中主要的观点有三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2010版《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鉴定标准的改变欠缺考虑，需要重新修订。如“菠菜”认为，作为法律人不应该也不能纯粹的机械按照法律条文来执行和判断，要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三个方面综合考量，公安鉴定标准的变化存在一系列问题。“摆气枪摊打气球这个在中国社会长期合法存在了数十年的行业，因为《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突然变得非法……是否要把这些经营者全部送进监狱？如果不全打击，（选择性执法），那么就是渎职、不作为。”另外，“除了具体的执法机关了解1.8焦耳/平方厘米比动能的射击力就可称之为“枪支”。有几个普通人能意识到从事这一行业是违法犯罪？”
微信公众号“UN肉食者”也认为，“问题出在了枪支管理规定上。也就是我们说的枪的标准太低，明显低于大家对枪支认知的常识”。赵阿姨的代理律师徐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持该观点，“呼吁提高枪支认定标准，将其恢复至2001年的标准，即枪口比动能大于16焦耳/平方厘米；同时，呼吁最高法司法解释将仿真枪的定罪量刑区别于真枪。”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院审判不应该采用行政机关的鉴定标准，否则将有行政干预或影响司法公正的可能。如张志强认为，“刑法意义上‘枪支’的标准应该由司法机关或者立法机关制定，而不应等同于行政管理层面上‘枪支’的标准。” 微信公众号“UN肉食者”也表示，“当枪支鉴定标准降低，把很多气枪、仿真枪纳入进来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出现了矛盾——立法被行政机关实际扩张了。”
也有人从法律优先原则出发，质疑该规定效力。如“从法律的角度讲，行政机关的规章、文件不应与法律的规定、原则相抵触。《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在该案的上诉中，代理律师徐昕也持该观点，认为“这一标准与刑法和枪支管理法的规定相矛盾，法院采用该标准系适用法律错误。”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行政机关枪支鉴定标准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法院在量刑等方面可以发挥自由裁量权。如“介康”在《方圆》发表文章认为，“法院从尊重行政行为的先定力出发，对行政机关颁布的相关规章、文件予以认可，最终形成了公众眼中‘不应该’被判刑，‘不应该’判处‘重刑’的争议。从法院的角度讲，屡次争议案件，法院无不法中留情，乃至引用特殊条款，报最高人民法院于普通法条外，予以降低刑罚。”
“点法网”微信公众号对相似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全国各地类似23个案件中，17个案件被告人被判缓刑，3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管制，只有3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因而，许多法律人士也提议，能否免于实刑。如张志强撰写的《气枪摊儿大妈出罪的另一种思路》，菠菜撰写的《法律人，是否有权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等文。
余论
“气枪大妈案”是2017年初第一起较大的政法舆情事件，并且此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情”与“法”之冲突，“良法”与“恶法”之争议，“司法”与“行政”之辩证关系，在该案舆情演化中均有所体现。
以微知著，舆情中既要“见木”也要“见林”。对于“见木”，本案被告人已经提起上诉，更多细节和法律适用的争论，相信会在近日尤其是二审环节有更详尽的讨论。对于“见林”，该案给读库君三点启发：
一是政法舆论监督的边界问题。公共事件舆论的边界要保证言论真实性，不侵害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不违反法律法规。对于政法舆情又有其特殊性，就在于不能进行舆论审判，那么什么是舆论审判呢？有哪些要件？法律专业人士的评论建议与舆论审判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在制度上、文化上避免舆论审判的出现？这是政法舆情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二是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的表达问题。一方面，法律人以理性著称，但不等于否定情感。孟子曰:“侧隐之心,仁之端也”，情感同样是法律人良知与正义的来源。写文章时，诉诸理性与诉诸情感相结合，会增进传播效果。但另一方面，情感不应该作为动员的工具，有意的以诉诸情感达到特定效果。因为情感化、意识形态化法律问题只能产生社会戾气。问题只有转化为理性的技术问题，才能讨论和解决。这是网络社会戾气与正能量的十字路口。
三是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制度设计问题。民间舆论场的“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公权力机关“服务型政府”、“阳光司法”的转变。打通“两个舆论场”，关键在于建立网络舆论场和公权力立法、司法、执法体系的联通环节，将网络舆论场的“输出”经过梳理转化为党政机关的“输入”，从而强化执政党的政治表达与政治综合功能，突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性”，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变为可知、可控、可协商的“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