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注定》：暴戾之气缘何而生
文 | 张录芳
近年来，各种所谓的“凶”件不断进入公众视野，每一桩人伦惨剧的发生，都会在公众的心中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缘何在我们这样一个素来讲究以和为贵的社会，暴戾之气却是如此硝烟弥漫？《天注定》这部影片为我们窥探当前社会不断催生恶性事件的罪魁祸首打开了一扇窗口。
《天注定》用四个独立的小故事，讲述了在经济化浪潮的侵袭下，四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或被迫、或自愿作出一系列违背法律与道德的行为：
大海认定村长与客商勾结卖掉了村子土地，曾经说好的分红也没有兑现，一直讨要说法，却屡遭碰壁，最终开枪杀人；
三儿随身带着枪四处浪荡，冷酷无情的抢劫杀人，乐此不疲，并将这一切解释为“听到枪声才不觉得无聊”；
小雨爱上了有妇之夫，并期待他能够与原配离婚和自己结婚，却在无尽的等待中被桑拿店的客人凌辱，激愤之余杀人；
小辉来回流转于南方的各个工厂之间，生活看不到一丝生机，老家的母亲一次次催着要钱，不堪其扰，纵身从楼上跃下，用绝望的姿态告别这个世界。
四条平行的主线、四个孤立的事件、四个独立的人物，看似没有交集，但是倘若将故事情节置于宏观视角来理解，孤立事件背后其实又有着共同的特点：事件主人公均为社会底层人士，事件主要内容均是通过暴力来表达诉求。最为关键的共同点在于：导致冲突爆发的临界点，往往基于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理由。
当大海举枪瞄准会计时，本意只是通过恐吓，让他写下村长贪污的材料，但会计似乎吃准了大海的虚张声势，反而讥讽他“看你那怂样……”话音未落，子弹出鞘；
当衣着破旧、寡言老实的三儿在全村人面前向老母亲磕头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以“开枪杀人打发无聊”的、冷酷至极的杀手；
当狂妄蛮横的客人用钞票一次次扇小玉耳光并恶语谩骂时，何曾料到这会让看似温顺的服务员举刀相向；
当小辉的母亲在电话里一遍遍抱怨他不及时打钱回家，一遍遍质疑他是否乱花钱时，何曾想到，这会让儿子从四楼纵身跃下。
事实上，反观现实生活中的恶性案件，引发暴力的诱因也非常简单：如白某某仅因为喝酒时受到言语羞辱、魏某某仅因为怀疑妻子有外遇、郭某某仅因为妻子提出离婚、张某仅因为喝酒时发生口角……
这些平日里稀松常见的“小过节”，却成为触发恶性事件的开关。或许，除了行为人自身偏执性格缺陷的主因之外，更多元化的原因需要我们往更深层次去探寻。从电影当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四个引子：社会的冷漠、亲情的缺失、交流渠道的匮乏以及法律的缺位。
当大海在机场要求贾董事长说明情况时，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现场，瞬间冷清下来，每个人默不作声的离开。而被暴打之后，周围人却饶有兴致地戏谑他为“老高”，意为被像高尔夫球一般殴打。申诉无门所积聚起来的怨恨，在遭致周围人冷嘲热讽的时候，瞬间被释放；当母亲寿宴过毕，公正的大哥将所得贺礼分给三兄弟，即便是剩下的九根香烟，也在三人之间公平分配。在贫穷挤压下的亲情，被异化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造就了一颗对待社会冷冰冰的心；当小雨遭到原配殴打，试图和母亲商量“自己再不去那边工作了”。母亲却因为她提起了父亲，而不耐烦的打断她“别跟我提他”。母亲自己的婚姻已是如此不幸，哪里有精力来关注女儿苦闷的内心世界呢。层层重压却无处释放，早已让疲累的心不堪重负；工伤事故发生后，责任任由老板在工人之间分配、茫然的小辉随意跳槽、色情场所的生意风生水起……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法律的影子。
当法律不能作为时，强权与暴力就占据了绝对的席位。以至于出院的伤者，第一个寻求的补偿对象不是《工伤保险条例》，而是逃避责任的小辉。爱情幻化为泡影、工作流离失所，种种压力之下，家人催要生活费的电话成为压垮小辉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一连串的孤立事件不断上演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正如导演贾樟柯所言：单个的故事会显得过于戏剧性，过于偶发性，只能是社会很小的一角。而几个故事连缀起来，才见得整个社会是如何的处于暴戾而荒谬的时代。
固然，尽管此时的法律看似缺席，但这里却不是法律真空地带，触犯法律者终究会受到法律制裁。然而，仅仅进行事后的以暴制暴还远远不够，如何建立有效的纠纷处理机制，在案发前积极捕捉预警信号，通过理性的引导和有效的防控，来平息这些随机产生的冲突引子，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实现平衡，才是对司法工作人员智识水平的真正考验。
窃以为，司法机关应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主动摸排、化解矛盾纠纷、消除社会积怨的基础上，将关注重点放在案件办理当中的特殊人群心理回归之上，必要时联合社会有关组织，有针对性的做好案后回访、心理疏导和社会干预，为他们自身以及家庭畅通一条理性表达诉求的渠道，为那些生活失意者的不良情绪开辟一道合理的出口，避免悲剧发生。诚然，相较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但是，只要能够减少哪怕一次类似的恶性暴力事件，于整个社会而言，或许都是一种福音。
◈ 作者：张录芳，陕西省麟游县人民检察院。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