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美国的秋菊有何不同？

文 | 毕竞悦

来源 | 悦微知著

《三块广告牌》是今年奥斯卡的热门影片，已经获得了美国演员工会奖的最佳群戏、女主、男配三奖，金球奖的最佳剧情片、女主、男配、编剧四奖等诸多奖项。影片讲述了一位母亲的女儿惨遭杀害，正义不得伸张之时，她决定树起广告牌，以此和当地警察对峙的故事。

《三块广告牌》被一些网友称为新世纪美国版《秋菊打官司》。世界上总有一些敢于怒怼的执著者，电影《三块广告牌》中的米尔德里德和《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都是这样的人。

米尔德里德在剧中主要有三次怒怼行为。

第一次，竖广告牌，怒怼威洛比警长。

米尔德里德的女儿安吉拉被强奸致死，但是案件发生了好几个月也没什么进展。于是，米尔德里德租用了小镇道路上的三块广告牌，分别写上了:

“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长？”

“依然没有逮捕到凶手？”

“强奸致死”

以求提高人们的关注度，督促警局尽快破案。

第二次，广告牌被烧，米尔德里德认为是警察局所为，于是夜烧警察局。

第三次，被开除的警员迪克逊意外发现了一名强奸杀人犯，但不属于本州管辖且有军方背景，于是米尔德里德与迪克逊打算一起去教训他。

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米尔德里德与秋菊怒怼的方式完全不同。

米尔德里德第一次怒怼是诉诸于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其他两次则是直接暴力反抗，从未想过找州长、找总统。秋菊的怒怼途径则主要是上访、告状，找更高级别的官员解决问题，即便丈夫遭遇被村长踢下体，也没有还手。而米尔德里德信奉的原则是，如果别人怼你，就要怼回去。

《三块广告牌》对暴力的正面意义给予了旗帜鲜明的肯定，最大程度地包容了“以暴制暴”。强者多数时候不会自动服软，暴力有时意味着血性与反抗权。

不过，如果认为《三块广告牌》只传达了暴力和偏执这个主题，显然是一种误解。

在暴力之下，温情无处不在。

米尔德里德生活的地方是一个近似熟人社会的小镇。

这与秋菊生活的环境很相似。这样的地方始终存在着乡土风情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张力，这不仅仅是“乡土中国”的独有问题。但由于现代法治是舶来品，这样的冲突在中国尤为激烈。

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认为重要的，国家法律认为不重要；国家法律认为重要的，秋菊认为不重要。在这种矛盾中，秋菊苦苦求索而找不到答案，内心的纠结无法纾解。

在《三块广告牌》中，米尔德里德实质上已经认识到了人情与制度之间的差别，她的反抗更多地是针对体制本身，而非某个个体。她所公开批评的威洛比警长其实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警官，和善且敬业。米尔德里德知道威洛比是好人，但她依然要指名点姓地批评，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他的工作。

米尔德里德认为，美国的白人警察把更多精力投入于歧视黑人，导致没有全力以赴破案，她是对体制不满。甚至于威洛比本人也支持米尔德里德的做法，并且资助米尔德里德广告费，希望能以此促使体制和同僚做出改进。

实际上，正是由于种种不满和怒怼的存在，才保证了美国的基层官员充满了温情。尽管影片中展示了各种冲突，但最后依然达成了和解，米尔德里德与前夫和解、与警察和解。这里有一个隐含的主题：不去求助于华盛顿，一个小镇能否实现自治？影片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从而弘扬了杰斐逊和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乡镇自治传统。

———— /  / ————

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