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皮实草杀贪官

 作者郝铁川，上海文史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从夏朝到清朝，对贪官最狠、惩治最凶的统治者，莫过于出身寒微、曾经讨饭三年的朱元璋。在他眼里，只要为官清廉，犯了罪也可以得到减免；若是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能放过。集中查处窝案和实施酷刑是朱元璋惩贪的两大特色。

       所谓窝案，就是团伙作案。朱元璋喜欢对贪官进行声势浩大、批量式的集中清洗。如胡惟庸一案，诛杀了三万多人；蓝玉一案（此案和胡惟庸一案既有经济贪污成分，也有政治结党因素），诛杀了两万多人；空印案和郭桓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之多。朱元璋亲自下令，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

       对贪官实施剥皮实草等酷刑是朱元璋治贪的另一特色。《大明律》本来已有大量惩治贪污的规定，但朱元璋仍然觉得意犹未尽，亲自编写了相当于特别法（效力高于《大明律》）的《大诰》。《大诰》规定，贪污钱财60两银子以上者，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各府、州、县和区所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行刑的场所，人称剥皮庙，又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那里，砍下脑袋，挂到旗杆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进稻草，分别放进皮场庙和摆到衙门公座的旁边。新官上任，第一天要到皮场庙参观并在那里住上一夜，接受警示教育。除了剥皮实草之外，还有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抽肠、刷洗、称竿、刺、割鼻子、阉割、枭首、凌迟、族诛等酷刑。后来，朱元璋觉得贪官越来越多，干脆下令：“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

      尽管朱元璋治贪无所不用其极，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夕犯！”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官吏俸禄过少。二是惩贪采用恐怖手段。

      朱元璋有个习惯，在地方主要官员上任之前，他总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诫勉谈话，讲讲怎样正确地看待俸禄的微薄和顶住贪污受贿的诱惑。他说，太太平平地拿着自己不算很高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望井底之泉。井水虽然不会溢出，却可以每天都能有水吃，因为泉水不会干涸。往深处想一想，贪污受贿来的身外之物真的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吗？你巧取豪夺，难免民怨神怒，再高明的计谋也是纸里包不住火炭。一旦东窗事发，你首先要被投入大牢受刑。判决之后再被发配他乡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赃物在何处呢？真的成了远在千里的身外之物，多数到了别人之手，你这时花不着、用不着，家破人亡，因此，贪污受贿来的钱财实际上对你不是福，而是祸呀！

       如此利害分析也算情理并茂了，但明代官员的俸禄也太薄了，例如，明代的正五品官，岁禄只有192石，仅是唐代五品官俸禄的十分之二三，只比汉代最低一级的官员多了92石。明朝官俸形式亦以米、麦、钞兼支。由于钱价的日跌，粮价的日涨，更使俸禄无形之中降低了许多。到了明中期，一个正一品的官员，一年的俸禄1044石，折成银子仅约300余两，抵不上京师一个富家子弟三个月的花销。职位卑微的下层官吏，本折兼支的结果，实际到手的俸禄就更少了，难以支付一家人日常的生活费用。于是，一批官吏便不惜以身试法，贪污受贿了。这再次印证了“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朴实道理。

       朱元璋反贪的坚定性固然可佩，但他的反贪手段大有问题。他把搞出赃罪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标准，导致许多司法官员对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以趋上意”。由于诛戳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员，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春季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结束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来不及补充，没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另外，朱元璋办案不讲程序，喜欢越俎代庖，直接定人生死，感情用事，高下由心，很多冤案由此而生。更有一些人，看到当官随时都有被诛杀判刑的可能，认为反正动辄得咎，朝不保夕，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受贿活动。

       看来，反腐治贪不能用恐怖手段，不能用人治运作。贪污受贿是暗箱操作，反腐治贪却要在民主的阳光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