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啟政改首要考慮是什麼？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5月17日在禮賓府的嘉賓名冊上簽名留念。旁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左二)及夫人梁唐青儀(左一)。 圖/香港政府新聞處
文|李柏濤
關鍵詞：「一國兩制」、視察、反對派、重啟政改、2047
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一些問題，透射出香港內部存在對「一國兩制」理解偏差。行政長官梁振英去年12月到京述職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時談到，「一國兩制」在香港出現一些新情況，香港和國際社會有一些議論。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第一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第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其中「全面準確」四個字格外醒目，有分析認為，要做到「全面準確」，就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等有機結合起來，不能偏廢。包括梁振英去年述職、今年兩會國家領導人參加港區人大代表審議，以及港澳政協委員聯席會議時，在座位設置上的變化，可一窺端倪，突出香港是在「一國」之下的國家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直轄與中央政府之下。
此次張德江委員長來港，用「視察」代替訪問，用詞的細微變化折射出哪些信息？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接受大公報-大公網記者專訪時指，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一國兩制」問題上存在很大的模糊空間。香港社會一部分人誤把「兩制」看作是「一國」的重要前題。2003年以來，中央不斷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十多年下來，通過人大釋法等做了很多努力，增加「一國」要素。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怎麼在政府層面理順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一國兩制」是國家常規事務 非特殊
強世功舉例講，APEC會議上國家領導人同行政長官一起出現在國際舞台，給人錯覺「兩制」之間是平等地位。以前中央領導人來港是「訪港」，好像是「對等实体」，如同像訪美、訪歐一樣。他指出，其實《基本法》除在經濟文化領域上，賦予特區國際法的主體地位以外，在整個國家事務中，還是要嚴格執行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特區是中央直轄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必須反映在領導人與行政長官之間的關係上。」強世功說，法律上來講，行政長官要向中央政府負責，就職向國家領導人宣誓，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強調兩者之間非平等關係，而是上下級關係。
強世功又舉例，中央在述職安排上做了許多努力，體現出行政長官要向中央負責，中央要指導行政長官施政。在領導人與特首的座位安排上，包括這次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的用詞上，都開始作出改變，以此把「一國兩制」看作是國家常規事務，而不是變成長期的「特殊事務」。強世功認為，中國是禮儀之邦，在用詞及細節安排上，都要體現「一國兩制」的特殊關係。
會見反對派議員體現中央包容 應多鼓勵
四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受邀與張德江見面，強世功從兩方面進行分析，首先香港立法會議員在國家體制之下，可以說是正式的公職人員，有合法地位。國家領導人和立法會議員交流、互動，都在合法框架之中，可強化國家公職人員內在互動的基本特徵，「像這樣的互動應該鼓勵更多一些。」
第二點，必須考慮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不同政治派別、不同議員與國家的關係也不同，這也是「一國兩制」的特殊性所決定。從中央角度來講，要用極大的包容和努力來對話，求同存異、凝聚更多共識。「國家領導人願意和他們(指反對派議員)見面，是過往交流、溝通的延續，」回歸後一直有這樣的渠道。
強世功表示，這次接觸也體現出中央採取的包容態度，始終貫徹堅持最廣大範圍的「愛國統一戰線」。與此同時，盡最大努力做反對派的爭取工作，希望在香港政制發展等重大問題上，能夠共同推動。
重啟政改要看「法律上可行不可行」
「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另一個考慮，與香港未來政治發展有關。」(特稿一中提到「第一個考慮」，點擊查看)強世功對大公報-大公網記者表示，201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同時行政長官也面臨選舉換屆，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香港在政制發展、未來前途方面存在很大爭議。張德江委員長選在此時視察香港，也是推動香港各界和國家共同思考香港的長遠發展問題。
有反對派議員聲稱會面時要向國家領導人提重啟政改。對於這一問題，強世功分析，重啟政改第一要考慮「法律上可行不可行」，目前來說不是要不要重啟，而是在法律上有沒有可能性。立法會今年要選舉，行政長官明年要換屆，「提出新法案要先開始咨詢，」按照既有模式，特區政府至少不能用去年未通過的法案重啟。
強世功說，看日程安排，至少在本屆特區政府任期內不大可能，重啟必須要等到2017年新一屆行政長官就任之後。因此是否重啟政改，最主要還是法律上的考慮，而非政治上的。
2047香港前途問題是反對派動員工具
有反對派拋出2047年之後(香港回歸50年)香港的前途問題。強世功認為，這只是一個政治考慮。從反對派角度講，他們要找到一個動員社會的議題。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以來，反對派找到動員社會的最大議題就是「普選時間表」。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作出決定後，這一議題沒有了，接踵而至的是推動行政長官普選。可以這麼說，過往十多年反對派不論是爭普選還是普選模式，全部都是在利用「普選」作動員。
強世功表示，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作出明確法律規定之後，嚴格意義上講，香港政制發展已經過了法律途徑，反對派很難再用這個議題組織社會動員，「這時候所謂2047後香港的前途問題就出現了。」
強世功說，2047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對派為重新動員社會力量、進行社會動員，找到的新主題。相信香港社會大多數人，並不是真正迫切去考慮2047之後怎麼樣，畢竟現在離那時還有相當遙遠的時間，「所以這是政治動員的策略，而非真正迫切的現實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