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笔下的宋庆龄 | 文化
宋庆龄于一九七五年五月致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一封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相交四十多年。爱泼斯坦说：“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有的人第一次见她，有一点不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讲，但是五分钟过后，就放松了。”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爱泼斯坦九十寿诞前夕，在北京寓所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七十岁，第一次尝试写人物传记。”爱泼斯坦花费十年心血，才完成这一嘱託。
宋庆龄归国途中
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传》开篇，介绍一张中国姑娘大学毕业照：面容坚毅、眼神深邃。她就是宋庆龄，一九一三年获美国威斯里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学士学位。后来，她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
图：一九一五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
宋庆龄（Soong Ching-ling）一八九三年生于上海，一九〇七年赴美求学，还不到十五岁。在校时，有一个英文名字“洛士文．宋”（Rosamonde），亲密朋友称她“苏西”（Suzie）。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胜利，“同学们谈到她收到父亲寄来共和国新国旗后，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旗帜！’”
几个月后，《二十世纪最伟大事件》一文中，充满她的欢乐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奴役下解放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革命……”
宋庆龄在美国居留到一九一三年八月。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高丽”号（S.S.Korea）上，八月十四日，她给老师哈泽德夫人（Mrs. Floyd Hazzard）写了一封信：“现在我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
接着，语锋一转，“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也不安宁。”
九月十二日写的附言里，她主要谈在日本上岸后，听到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宋庆龄所说战事，是指孙中山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发动二次革命。在旧势力压迫与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这个前清总督眼看王朝摇摇欲坠，怀抱野心，投机共和。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对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
早在宋庆龄两岁时，父亲宋耀如（Charlie Soong）已与孙中山成为知己。以后多年，孙中山无数次到宋家来，串门、留宿、开会或者隐藏。宋耀如在自己的圣经印刷厂印刷革命小册子，还为革命活动募款。
一九一一年耶诞节，孙中山回国抵达上海。宋耀如与长女宋霭龄（Ai-ling）陪同他，在举国欢腾中，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一面新国旗，寄给在美国的次女宋庆龄。
宋庆龄于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抵达日本横滨。九月十六日，父亲与大姐带她到东京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与这位民国缔造者一起流亡，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宋霭龄是孙中山英文秘书。以后十天内，宋庆龄与家人一起看望孙中山七次。
孙中山是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东京则与袁世凯勾搭。根据日本外务省监视报告，一九一四年一至三月，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寓所。有一次，孙中山患病，宋庆龄还帮助看护。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以后岁月里，宋庆龄这样评述：“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復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主要依靠个人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党纪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群众基础。”
这年九月，宋庆龄接替大姐宋霭龄，担任英文秘书，每天与孙中山一起工作。十一月，她给远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May-ling）写信：“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不久，宋庆龄到上海侍候因病先回国的父母。据日本员警报告，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给上海洛士文．宋发了一封挂号信。”她在中国住了近三个月，直到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七日才回东京小住，孙中山去接她。侦探们报告说，她与孙中山频繁会晤，直到六月二十一日。
爱情与革命结合
可能在这段时间，孙中山向宋庆龄求婚。廖梦醒（Cynthia Liao）听父亲廖仲恺与母亲何香凝讲过一段趣事：他们一起去日本热海游览，爬一座小山时，宋庆龄先到山顶，孙中山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中山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仲恺就叫别人也不要往上爬。之后，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偕下山，两人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一九一五年三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争取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孙中山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慕贞理解他。她说，她不会写中文与说英语，还缠过足，走路都不利索，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务省暗探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宋耀如。五天后，他又向同一地址发了一个电报给宋庆龄。此时，宋家发生一场尖锐冲突。宋庆龄失去了行动自由。
宋庆龄回上海之前，与孙中山商定，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发现两位老人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子弟。她平生第一次不听话，宣布除孙中山不嫁。二老勃然大怒。
他们说，孙博士已有妻室子女，做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作为一位革命家，他们尊敬孙中山，但他们不愿意女儿去过危险又困苦的生活。折磨人的争执中，宋庆龄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门已被反锁，她强忍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这年十月初，孙中山又派朱卓文到上海，把宋庆龄接回日本。朱卓文有个女儿，英文名叫“慕菲雅”（Muphia），是宋庆龄儿时朋友。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与宋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屋子，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
十月二十四日，宋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与宋庆龄及另一位中国女士返回，她们从上海来。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中山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与宋庆龄，去和田瑞（Mizuho Wada）律师家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结婚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结婚誓约书上是二十六日，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结婚在一年之前，即孙中山离婚之前。宋庆龄后来写道：“我们的政敌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她把任何关于婚前同居说法，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十七日与二十五日，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信函，提到有人重复这些指责时说。
结婚誓约书用日文起草，双方保证“永远保持夫妇关系”。日本朋友梅屋庄吉（Sokichi Umeya）夫妇主持婚礼，经孙中山事先安排，宋庆龄婚前住梅屋家。少数几个朋友参加婚礼，其中有廖仲恺一家。廖梦醒十一岁，日语已很流利，充当了翻译。
结婚那天，在和田瑞家签署誓约书后，按日本风俗，喝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廖梦醒问宋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廖梦醒后来回忆：“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
“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宋庆龄给爱泼斯坦信上这样说：“母亲哭着，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十。可见这件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
袁世凯复辟失败
宋氏夫妇没过多久接受了这桩婚姻。他们送给女儿、女婿的结婚礼物，包括一套四件藤木傢具，一条百子图绣花被面，一件宋老夫人昔日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
婚后，宋庆龄写信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Annie（Gantt）Anderson），“婚礼最简单不过，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仪式与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
另一封信里，她说：“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
宋庆龄仍然保持着顽皮的幽默感，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鈎’？”
很久以后，她追记新婚生活：“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地图，把开矿与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有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也有科学家与作家，如埃利斯（Havelock Ellis）、辛克莱（Upton Sinclair）著作。”
一九一五年一月，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日本为独霸中国，向袁世凯提出恐吓性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乖乖地接受了。这年底，袁世凯公然称帝。没多久，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很快在重要邻省四川立足。孙中山大为振奋，与起义军取得联繫，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
在孙中山指挥下，全国各地纷起讨袁。一九一五年四月，孙中山在东京发表讨袁宣言，宋庆龄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散发。举国声讨下，袁世凯凄惨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前后只经过八十多天。
一九一六年四月，孙中山从日本秘密返回上海。五月中旬，宋庆龄也搭法国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 Co.）班轮回国。五月二十日，她写了一封信给东京梅屋夫人，说她已于前一日安抵上海，就得“帮忙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这里暗指的是，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
就在宋庆龄抵沪前一天，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陈其美遇刺骇人听闻，但他只是在袁世凯手中被害的许多无辜爱国者之一。”宋庆龄在五月二十七日，给梅屋夫人第二封密信中写道：“所见所闻，使我内心十分忧伤，但真理必将永存，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再次恢復和平与繁荣，并为人类造福。”
她给另一位友人信中写道：“我到达之前，他（指孙中山）的住处与陈先生寓所相近。他一向无所畏惧，即使有许多特务跟踪他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与他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中国免于毁灭的人……”
“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她接着写道：“请仍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Junsaburo Yamada）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
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病死。黎元洪当了总统，权力落入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总理之手，时局毫无起色，但政治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七月末，宋庆龄病倒了，严重肠胃炎，发高烧。孙中山很着急。八月中，宋庆龄病愈，夫妇俩到浙江宁波、杭州与绍兴旅游。回沪后，宋庆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九日给梅屋夫人信上说，以后通讯可写上海正式地址：“环龙路六十三号”，“我们家经常宾朋满座”。他们的“地下”生活结束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一）
有料
欢迎转发、群发给你的朋友，分享到朋友圈
本期编辑：马赛克兄妹
原创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大公报微信矩阵
大公网丨微香港丨晨读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