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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档案“七君子”  | 人文历史

2016-10-25 徐贻聪 大公网


外交部部分解密档案


档案每个国家都有,是历史的真实记载,是供后人研究历史的重要凭证,容不得半点马虎。据我所知,各国对档案的保存和使用都很重视,也各有千秋。

  

中国的法律规定,事过三十年后,档案应该向公众开放,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特殊档案可以延期开放。外交部的档案涉及国家核心机密,很多人以为它的开放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误解。但是,根据国家“档案法”的规定,外交档案也需要按期开放,不能例外。



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长副署的新中国第一份国书  


我曾经有机会参与过外交部首批档案的开放过程,知道一点相关的事情。

  

上个世纪末,按照“档案法”的规定,外交部着手开放档案的准备工作,决定按次序分期分批开放收藏的档案,首批是一九五五年以前的档案,总共接近五千册。呈报以后,有关领导指示再行覆查,以示谨慎。为此,外交部决定成立“开放档案覆查领导小组”,由十人组成,我被确定为小组的常务副组长,连同其他六人具体负责对拟定准备向公众开放的档案进行覆查,有权确定最终开放与否,而我们七人则被称为“档案七君子”。

  

为此,我们七位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的“老头”,返聘回部,每天按上下班时间到档案馆上班,按照档案开放原则,分别对每个档案进行审读,提出开放与否的意见,再由我签字确定。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除我以外的六人,每天领取部分案卷进行审阅,提出他们的意见后送交给我。我则按照他们的建议,酌定小组的最后意见。也就是说,我是唯一需要阅读全部档案的人。遇有困难,或拿不定主意的,由我们七人集体讨论确定。最后,由小组签批开放的大约有四千七百个左右,随即被列单公布,允许公众借阅。在我们审读过程中,否定了少量原定准备开放的案卷,但也提出了开放一些原先不准备开放案卷的建议,经档案馆负责人再审后同意予以开放。因为此事不仅是外交部的首例,在其他部门也为数甚少,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不小的社会反响,不少媒体对此都做过特别的报道。在内部,由于我们的任务完成的品质比较高,时间又比较短,部里还专门委託档案馆为我们举办了庆祝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七人同进同出,中午找个地方一起休息,相互体贴,互相照顾,相处十分融洽,对人们给我们的“七君子”之褒称,我们都欣然予以接受,并屡屡以之为荣。任务完成后,我们七人还经常找机会团聚,回忆工作,畅叙友情。遗憾的是,其中两位不久后相继离世,让其他人很感伤悲。回顾前情,十五年过去了,虽然小组现在已经不完整,但尚存者们每次见面时依然会情不自禁地谈起那段往事,可见它给我们留下的记忆之深、之亲切。

  

据介绍,档案馆已经按法律规定将档案开放工作正规化、长期化,不断在组织相关人员检查、开放到达期限的档案,沿用的依然是当年我们的工作规矩和标准、经验、要求。

  

于我个人而言,此项工作不仅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外交往事的过程和经验,受益匪浅,还是一个深度学习和理解法律的机会,是一个应该如何严守和保卫法律的受教育的机会。

  

刚刚接到通知,又有媒体要求我回忆这段往事。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要旧事重提?疑惑之中,写下这段简单但愉快经历的梗概,以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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