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警案”判决结果为何引发舆论哗然和社会质疑？ | 香港
香港七名警员涉在2014年“占领中环”期间殴打示威人士曾健超，2月17日在香港区域法院判刑，七名警员全部被判入狱两年。区域法院法官杜大卫判刑时表示，由于控罪严重，不能判缓刑，全部被判入狱两年。
香港区域法院对“七警案”的判决结果，引发社会震动，舆论哗然。所谓“不平则鸣”。质疑判决结果的，除了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还包括了一些立法会议员、法律界人士。两个警察团体─香港警察员佐级协会和香港警务督察协会发表声明，表示惊讶和难以接受。在民间，从上周五起，继“保卫香港运动”游行撑警，“香港政研会”等多个团体组织游行支持七名警员，昨日“撑警大联盟”与“香港警察员佐级协会创建人暨退役同僚联会”亦在礼宾府外集会，要求行政长官梁振英特赦七名警员。
“撑警大游行”由中环遮打花园出发，最后于政府总部集会。大公报记者何嘉骏摄
案件中七名已经在早前被停职的警员，分别以“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等罪名，被判入狱两年，并未获保释要即时入狱。许多人惊讶、不解、痛心疾首。“七警案”从一开始就是香港社会关注的焦点，现在有了判决结果，社会上许多人对此提出各种意见和诉求很正常，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只要不是采用侮辱谩骂方式，理性地分析和探讨过程是否合理公正，量刑是否过重，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否维护了公平正义，并非“藐视法庭”，恰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司法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没有理由不能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
社会对“七警案”判决结果的质疑，归结起来，争议焦点并不在于七位警员自身的素质和是否有错上，而在于从法律的角度看判决结果是否合理，是否起到司法应有的社会效果。
图：爱护香港力量向警察代表送上花篮/大公报记者汤凌琰摄
从纵向就个案看，阻吓性的两年刑期太重，并且要即时入狱。判刑不合理地排除了当事人犯案时现场的客观条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员殴打市民”案件，其中复杂性的政治因素不能够被忽略，忽略了就难言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七警案”发生在违法“占中”的非常时期。这期间，政府总部周围、旺角闹市和铜锣湾主要街道被“占领”了七十九天，社会秩序混乱，执行任务的警员成为攻击目标。据政府统计，其间共有约一百三十多位警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七名警员当天正在执行任务，周围人群密集，骚乱和冲击不断。时为公民党成员的曾健超混迹其中，并从高处泼液体攻击警员。这样一个复杂背景下，单把“警员殴打市民”抽出来，以“知法犯法”罪状加以重判，怎么能让七警心服口服？怎么能使同袍忍气吞声？怎么可以令撑警的社会各界人士不痛心疾首？
法官在判词中说，“即使被告在占领运动期间承受巨大压力，但将曾健超带往暗角殴打却毫无道理”，表明法官并不认同“承受巨大压力”与被告的冲动过激行为有关系，将引发主观行为的外部客观因素忽略了。法官又指出，被告在执法期间犯案，“损害本港声誉，案情非常严重”。这个说法也很难让人接受。“占中”期间，像曾健超这样的占领者，故意违背社会法律原则，破坏社会秩序，阻断道路交通，冲击政府机构，殴打执法警员，造成社会巨大经济损失，给香港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伤害。破坏了香港国际声誉的正是这些人。相反，训练有素、不畏辛劳的香港警员给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提供了保障，也给香港的国际声誉添光彩，故此一直受到市民的支持。
3500名不同阶层市民齐撑警。大公报记者何嘉骏摄
香港的司法制度源于英美司法体系，属于普通法范畴。在“七警案”中，法官引用了过往的一些判例。比如2001年的李志辉案和2009年发生荔枝角收押所三名惩教人员殴打囚犯致死的案例。然而，却没有注意到“七警案”不同于以往的执法人员故意伤人案，是在执行维护社会秩序过程中出现的，是在首先受到恶意挑衅和攻击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且“七警案”既没有前者李志辉案那样的“砌生猪肉”的恶劣行为，也没有后者那样的严重后果，故此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将其相提并论，且同样要处以“阻吓性刑罚”，加以重判，也是人们难以接受的原因。
从横向比较上看，“七警案”涉及的对象曾健超，去年中被裁定一项袭警及两项拒捕罪成，被判即时入狱五星期，但以刑期偏短为由，准以300元保释等候上诉。此外，违法“占中”已经发生两年多，当初被“预约拘捕”的数十名主事者，包括“占中三丑”等，至今少有被落案起诉。带头冲击政府总部的主要涉案人，包括黄之锋等，法院以非法集结罪定罪、并判处社会服务令或缓刑。这些与七名警员所受到的阻吓性惩罚相比，可谓主次颠倒，是非难辨。
古人云“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司法公正的效果，反映到现实中来，就是要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违法“占中”之后，香港社会法治基础受到侵蚀，社会出现裂痕，阻碍了经济民生等各项事业发展。香港要逐步恢复社会元气，巩固法治基石，修补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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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沙特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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