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该如何认识自己的邻居深圳？
记忆中是1994至1995年间，笔者在香港大学学习，香港媒体发起了一场以“深圳离香港有多远”为题的讨论，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讨论内容更是随着时间推延和参与面不断扩展，从城市规划、交通规则、治安秩序、知识产权保护到市容市貌，大到政府决策管理水准，小到酒楼服务、随地吐痰，几乎无所不及。讨论的焦点是两个毗邻城市发展治理水准的落差，折射的是港人对内地的优越感，映照的则是香港社会面对回归的忐忑政治心态。
图：若干年后，人们会否提出这样的问题：香港，离深圳有多远？
深港两城的今昔
彼时的香港，经济上坐拥“亚洲四小龙”，以贸易、航运、金融、旅游、地产等支柱产业而傲视群雄，很少有人为前景“杞人忧天”，但社会却因英国“光荣撤退”部署开始政治化，充斥着由“殖民地”向“一国两制”过渡前夕的种种揣测和争拗。
那时，与之一河之隔的深圳经济特区，一方面沐浴着邓小平南巡春风，摒弃“姓社姓资”争论，新一轮改革建设如火如荼，满城宛若一大工地，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品质和科技含量的讨论与布局，亦同时悄然酝酿启动；另一方面，政府效率和社会治理、治安秩序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不协调，同样引人注目。
的确，香港有理由骄傲，甚至俯视深圳。回归之年的1997年，香港的GDP是放在全国的盘子里比较的，而深圳只有区区1297亿元人民币。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港口吞吐量，世界公认的金融中心，最发达的资讯产业，自由的市场体制，完善的法治体系。深圳呢，不但上述优势一无所有，罗湖和华强北的盗版市场，倒是“声名”在外。
20年，对一个个体的成长很难谓短，但对一个国家和一个经济体的成长，却很难说有多长，更遑论历史长河了。可正是这短短的20年，两座毗邻的城市，却发生了几乎颠覆性的发展位移。
香港昔日的荣耀依然高悬，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等等。但是，这些眩目的光环之下，无休止的争拗导致的社会分裂，经济复苏乏力，泛政治化，“拉布”，街头政治，社会心理失衡甚至扭曲，人们很难相信，香港还是香港吗？
深圳河的对岸，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改革之城，增长之城，科技之城，创新之城，品质之城，标准之城，人才之城，产业创新之城，军民融合之城，效率之城，活力之城，生活之城，各种头衔不一而足。惊叹之余的问题可能是，这座城市的潜力还有多大？
同样的深圳河，同样的两座城市，同样的高楼林立，同样的车水马龙，可表象下的深层问题，却不能不使人慨叹时间的冷峻与历史的残酷。
深圳给香港五点启示
今天，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香港，需要向深圳学什么？笔者以为，起码有五点启示：
第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2002年，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引发了一场几乎全城参与的审视和反思，连市长也加入了讨论。正是深切的社会集体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引领改革发展潮头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为深圳改革创新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成就了今天的深圳局面。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是香港与生俱来的社会意识，“敢拼才能赢”的“狮子山”精神，是香港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和精神财富。
狮子山，端坐于香港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大围之间，对香港人来说，狮子山象征着香港的精神高地。有狮子山在，精神就在，香港就在。
今天，香港社会的集体忧患意识，却在相当程度上因“泛政治化”而被极少数人误导了方向，所谓“陆港对立”的伪命题，却为少数人津津乐道；在建设发展上显得有些茫然失措，进退失据；面对经济转型，甚至仍然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河对岸的那座城市。
第二，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体制，在凝聚社会共识、动员人民力量、聚集发展能量、调控发展方向等方面，是世界上任何体制所无法比拟的。这是大环境下成就深圳发展的政治正确和政治优势。
近年来，香港却遭遇国内外一些政客的绑架，“民主政治”幌子下的泛政治化，不但未能凝聚社会共识和社会力量，却直接导致了力量分化和社会分裂。其结果是，“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政治优势无法实现，政府徒有雄心计划，却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
2016年2月8日的“旺角暴乱”，让香港社会的撕裂加剧。
第三，把握机遇的创新力。创新也曾是香港崛起的原动力之一，“弹丸之地”的制造业神话，世界玩具、钟表、服装之都，内地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产业转移，都是香港把握机遇与创新的历史见证。然而，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的产业转移中，香港却似乎失去了战略准备和方向感，泛政治化导致的社会分裂，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而今天，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已经成为深圳的世界级城市名片。自上世纪80年代从香港转移的“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起步，到今天的深圳制造、深圳品质、深圳标准，华为、腾讯、中兴、大疆、华大基因等高科技企业强势崛起，机器人、无人机、可穿戴设备、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先进制造业与科技创新相伴而行，无一不是创新的果实。
今天的腾讯已经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图为深圳腾讯大厦。
第四，兼蓄天下的社会包容力。深圳与香港一样，是一座移民城市。对于吸引高科技产业和企业，吸纳高端人才，深圳政府可谓“不惜血本”，量身定做了从入籍落户到企业培育，从科研资助到人才服务的全程“套餐”，政策的回报则是高端企业源源进入，各类人才纷至沓来，发展速度持续，经济品质提升，创新引领发展。香港也曾经以融贯东西、聚集全球英才引以为傲。
然而，登上发达经济体高峰后，特别是“泛政治化”的无休止社会争拗，以及内地发展的后来居上，香港的社会心理有些扭曲和“狭隘化”了。内地游客多，担心影响港人的“生活秩序”，要求中央政府限制“自由行”，游客购物被称为“土豪”；大学面向内地招致“与港人争抢就业机会”，甚至公然侮辱内地游客为“蝗虫”，在街头骚扰游客，最自由的经济体却发出了奶粉“限购令”。在“地球村”的今天，香港不是敞开胸怀，相容天下，广纳贤才，却把自己包裹起来、孤立起来。
第五，自信从容的社会心态。不管是面对成功，亦或面对困境与挑战，香港从来就不缺少自信与从容。从政府到企业，从整体到个体，香港展现的那份自信、从容和淡定，不仅曾经征服了内地，也征服了世界。但是，香港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自信与从容。面对困难的焦虑，空洞无物的讨论，反覆无常的争拗，无休无止的抱怨，家常便饭的街头“抗争”，为反对而反对，使香港这个经济城市失却了应有的方寸和方向，显得浮躁而失序。这却为某些政治势力和“政客”操控社会心态提供了机会。
河对岸的深圳，近20年来走过的似乎是与香港恰好相反的社会心态历程。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伴相随，尤其是成功的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从政府到企业，从群体到个体，逐步从盲目走向坚定，由肤浅步向层次，从浮躁进入从容，由轻信走向自信。
深圳货柜吞吐量持续四年超港居全球第三，图为盐田货柜码头。
时不我予 发展第一
香港对深圳的发展有过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不容抹杀的突出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比如，深圳特区成立之初的不少地方立法，都曾以香港法例为蓝本。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序，不仅曾经是深圳建设发展的坐标，更是很多深圳人的梦想。
但回首20年前发生在香港的那场“讨论”，一河之隔的两座城市，情形几乎是颠覆性的换位。今天的香港，还能够那么“贵族”地俯视深圳吗？若干年甚至几年后，人们会否提出这样的问题：香港，离深圳有多远？（作者为法学博士，现就职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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