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群英出生入死换新闻：呐喊之声跃纸上，以笔为剑刺日寇
在《大公报》115年的历史中，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是最为苦难悲壮也最慷慨激昂的14年。
从独家报道“九一八”事变，到两位大公报记者在密苏里舰上“会师”，《大公报》记录了这段历史的惨痛开局与伟大胜利。在每一个历史关头，这份报纸，用从前线硝烟中发回的带血的新闻和图片，用凝聚着深邃思考与深挚情感的评论和呐喊，来唤醒同胞、激励国人，来以笔为剑、刺向日寇。
图：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打破了中日高层交往的坚冰。在与毛泽东会面时，田中两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本书。
在《大公报》115年的历史中，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是最为苦难悲壮也最慷慨激昂的14年。
从独家报道“九一八”事变，到两位大公报记者在密苏里舰上“会师”，《大公报》记录了这段历史的惨痛开局与伟大胜利。在每一个历史关头，这份报纸，用从前线硝烟中发回的带血的新闻和图片，用凝聚着深邃思考与深挚情感的评论和呐喊，来唤醒同胞、激励国人，来以笔为剑、刺向日寇。
独家报道“九一八”——《最后消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大公报》已经得到了沈阳异动的蛛丝马迹。记者汪松年一直守候在天津铁路局的电话机旁。到十九日凌晨一点，他终于接到从沈阳打来的电话，随即向编辑部报告了事件的发生。当时已经截稿，编辑部决定临时从版面上撤下一块，在第三版左下角刊登出了《最后消息》（如图）。总共八十个字，内容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这是国内外媒体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独家报道。
1931年9月19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最后消息》，总共八十个字。这是国内外媒体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独家报道。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蓄谋已久的全面侵略东北开始了。
事变后率先采访张学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正在北京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赶到协和医院，第一时间独家采访了正在养病的张学良，写成了《本报记者谒张谈话》，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外界首次看到张学良的态度。
1931年9月20日，《大公报》发表《本报记者谒张谈话》，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外界首次看到张学良的态度。
张在谈话中承认：“君来为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大公报》以放大的粗黑字体刊出，举国震惊。
社评呐喊抗日——《马占山之教忠》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旬，日军向黑龙江江桥地区发起进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率部节节抵抗，予敌以沉重打击，当月十八日弹尽粮绝，不得不撤出齐齐哈尔。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抗击日军侵略的第一枪。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率部抵抗日军进攻，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抗击日军侵略的第一枪。
当月十九日，齐齐哈尔陷落。当晚，马占山的通电传到了《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提笔写下了《马占山之教忠！》一文，义正辞严地指出：“中国今日处最危险之境遇，然有一绝对前提：外患必御，国土必守。历史上亡国多矣，断无拱手揖盗以亡者。”
记者潜东北秘密调查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又向山海关发起猛攻。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浴血奋战，几乎全部阵亡。张季鸾在社评《日军又在山海关寻衅！》中愤慨地呐喊：“日本的宗旨，是让中日两国同毁同尽。华北军民，只有背水一战，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子孙后代留生路！”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推出了一份“纪念特刊”，用四个版面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是《大公报》记者只身潜入东北、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
这是《大公报》记者只身潜入东北、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
文章详细描述了在日军占领下东北各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向世人介绍了日本对东北的掠夺，披露了日军遍布东北各地的兵营，并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机关的组织架构。这篇文章后来定名为《东北勘察记》。
血与火第一线 带着体温的报道
在抗战期间，哪里有硝烟，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大公报》战地记者出生入死的身影。国内战场，第一个抵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方大曾，台儿庄前线炮火下的范长江，匍匐在山西青纱帐边的孟秋江……国际战场，直击伦敦大轰炸的萧乾，穿越印缅生死线的吕德润，纵横太平洋战场的朱启平……《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们，在血与火的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发回了一篇篇带着体温的报道。
1937年7月9日《大公报》整版报道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后，范长江很快驰赴一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首篇通讯《卢沟桥畔》在《大公报》刊登。他写道：“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靴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二十九军武装同志了。”
1937年7月《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卢沟桥畔》。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台儿庄战役进入最后关头。范长江与陆诒（时任《新华日报》记者，不久成为《大公报》记者）在徐州见到了台儿庄大战指挥官李宗仁。李宗仁握住范长江的手说：“你是著名记者，你的报道文章给我们鼓舞士气，增加决心，我代表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感谢你们。”
1938年4月13日，《大公报》刊登《范长江慰问台儿庄》。
大公风云人物 “殉国记者”方大曾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北平人。“九一八”事变后，这位在老北京胡同里长大的青年，就拿起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于绥远、冀东等地，留下了数百张反映抗日题材的摄影作品。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是第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去一线采访的记者。
方大曾在战地前线采访英姿。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距离九一八事变整整六年，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了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他还给亲友写信表示会继续北上，“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当月三十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篇通讯。然而此后，再无方大曾的消息。
方大曾的抗战摄影。
直到一年之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三日，身在汉口的范长江还撰文抒发自己的焦虑心情：“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这位硕壮身躯、红润面庞、头髮带黄、斯拉夫型的青年新闻战士。”有新闻史家研究指出，方大曾是全面抗战之后第一位殉国的战地记者，生命定格在二十五岁。
张季鸾阐释“战地记者”：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发扬，主要靠战几枝笔地记者血泪交融的。
大公风云人物 “孤胆英雄”陈纪滢
《东北勘察记》作者是陈纪滢。他从天津出发，坐船到大连，途中被日本人扣押，后来设法逃脱，到达东北。他以邮局职员身份为掩护，先后到过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满州里等地秘密调查。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陈纪滢经由山海关回到天津。返回报社后，连夜写出三万多字，两天后在《大公报》上发表。
抗战期间，陈纪滢在武汉和重庆主编《大公报》副刊。
陈纪滢(一九零八—一九九七)，著名记者、作家，本名陈奇滢，河北安国人，北平民国大学毕业。抗战期间，在武汉和重庆主编《大公报》副刊。被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八年当选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赴台，后任《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广播公司常务董事、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一九九七年辞世。
话你知：“明耻教战”编辑方针
首次报道“九一八”事变的《大公报》，此后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变三天后，九月二十一日，《大公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提出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
《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负责“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写作。后来《大公报》将其汇编七卷本结集出版。
由王芸生开办专栏，系统梳理了自一八七一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揭露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行径，唤醒国人应对强敌入侵，是为“明耻”明耻；创办《军事周刊》，由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主持，教导国人学习军事，是为“教战”教战。
1937年，《大公报》把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文章汇编成书，起名《国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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