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内战求和平 《大公报》为人民发声，真实记录历史
一九四五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尖锐矛盾再次浮上水面。蒋介石三次电邀，请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蒋介石一直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早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就实行过“清党”，策动了著名的“四一二”事件，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此后，还五次调集重兵，围剿共产党的根据地井冈山，并穷追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大军压境，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与举国上下希望和平建设家园的心愿背道而驰。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公报》在社评中最早提出国共诚意合作。
最早提出国共诚意合作
《大公报》是最早提出蒋、毛会晤建议和得知重庆谈判消息的新闻媒体。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公报》在社评中就提出，为解决国共之间的摩擦，达到“诚意合作”之目的，“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以对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达到一致的谅解。
四年后，当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时，《大公报》又成为了最早得知这一惊人消息的新闻媒体。据王芸生回忆，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在向蒋介石提出并代拟了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函电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独家新闻，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晨将蒋之电稿交给《大公报》，准备在当天晚上发表，孰料在检查时被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三十七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等九人乘坐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专机抵达重庆。
翌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登了毛泽东抵渝的消息，并在头条位置破例刊登了一幅自制的毛泽东木刻头像。当时《大公报》没有毛泽东的照片，这幅木刻像出自编辑陈伟球之手。
从机场到驻地一路追踪采访的《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通讯《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了毛泽东抵渝时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与彭子冈的特写一起见报的，还有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社论《毛泽东先生来了！》
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
抵渝后一周左右，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有人介绍毛泽东与时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相识，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而宣传。”满腔报国情怀的王芸生连连点头，并称一定尽力。
九月二十日，王芸生以《大公报》名义发出请柬，在李子坝报馆设宴招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宴会结束时，毛泽东为《大公报》职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重庆谈判后期，内战乌云密布天空，局部已闻枪声。比较敏感的王芸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应暗示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最后由章士钊向毛泽东当面提出。
十三天的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人们期待的成果。十月八日晚，毛泽东在张治中的欢送宴中致辞，短短的讲话中八次使用“统一”一词。次日，《大公报》作了详细报道：“毛先生说‘和为贵’，只有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
毛泽东与蒋介石一生中唯一一张单独合影，摄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资料图片）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登上返回延安的飞机前，向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然而，蒋介石却已下定决心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此后，中国历史进入另外一个拐点。《双十协定》墨迹未干，烽火已燃。
推动国共停战
重庆谈判之后，国共继续和谈。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由中共代表、国民政府代表、美国政府代表组成，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对国共军事冲突进行调停。军调期间，《大公报》从多角度、全方位对国共两党的活动做了大量报道，积极推动国共停战。
因为军调部的设立，北平成为当时军事、政治敏感，且备受中外各界瞩目的城市。为了及时报道北方局势的发展变化，《大公报》先后派得力记者徐盈、彭子冈夫妇、张高峰、戈衍棣等加入北平办事处。他们尽其所能地报道国共双方的主张、态度、行动，恪守了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通过某些现场细节，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
“三查”王芸生莫须有
抗战的胜利曾给王芸生带来昙花一现的希望，他当时的社评《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先生来了》都显得那么乐观。他还为马歇尔来华、停战令、三人军事小组、政协会议的召开喝过彩。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王芸生一直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他都以理性分析来发表见解。但当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日渐显现，乃至病入膏肓之时，《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愈发尖锐。
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编辑部
一九四七年，王芸生在《我看学潮》一文呼吁“赶快停战，快快和平！”并对学运作了大量客观报道。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防止学运扩散，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大公报》的李纯青发表社评，指摘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干涉和镇压。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授意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大公报》加了一串罪名后，指名道姓地对王芸生进行人身攻击。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央日报》以《王芸生之第三查》为题发表社论，对王芸生的“反蒋罪行”，进行彻底“清算”。这“三查”都是莫须有的，无非是给《大公报》罗织罪名。《中央日报》如此叫骂，气势汹汹，各右派报纸闻声而起，纷纷“围剿”王芸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国民党政府当局勒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王芸生发表社评声援《新民报》，宣称“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很快《中央日报》就发表社论大骂王芸生。
一九四八年夏，正当王芸生遭受围攻，思想陷于彷徨苦闷、无所适从之际，十月三十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通知他，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他万分高兴，便离沪绕道台湾到了香港，再往北京。
面对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三查”和各种指摘、谩骂，王芸生坦然回应，毫不畏怯，他曾对家人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大公风云人物 守护北平傅冬菊
一九四八年秋，那时的北京还称之为“北平”。那年，解放战争的炮火，逼近了这座千年古都。
一九四八年秋，那时的北京还称之为“北平”。
守城的是国民党上将傅作义，手握重兵四十万。解放军的攻城大战一触即发，“北平”将在战火中玉石俱焚。
二十四岁的傅冬菊，时为《大公报》记者，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她暂时放下了手中的笔，回到父亲身边，“北平是人民的北平，古都是人民的古都，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啊。”
傅冬菊(1924—2007)山西荣河人，傅作义长女。1946年夏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副刊编辑。
在女儿的劝说和斡旋之下，傅将军最终作出了率军起义的决策，北平避免了一场血战，保住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好无损。
中共开国元帅聂荣臻对此高度评价：在保护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和无数灿烂文明及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傅冬菊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作家巨匠灿若繁星在大公
在《大公报》一百一十五年的历史长河中，文艺副刊是一方百花齐放、独具特色的园圃。胡适、梁实秋、丰子恺、林语堂、曹禺、冰心、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巨匠，都曾是《大公报》副刊的作者。
老舍是《大公报》副刊灿若繁星的作者队伍中的一员。尤为特殊的是，老舍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诸多作品，又恰恰与《大公报》的历史播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老舍的第三部中短篇小说集《蛤藻集》，当中不少文章都系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如《听来的故事》、《断魂枪》（一九三五）等。
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这被公认是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当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就是《怀念老舍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刊出《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三十四》。巴金带着泪水写道：“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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