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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家洛遇上龙虎斗京华 大公武台高手有情有义

2017-06-11 陈达坚 大公网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金庸、梁羽生,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第一次横空出世,都是在《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副刊上。可以说,这里既是二人相识相知的地方,更是引领他们走向武侠小说宗师,并由此孕育出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福地”。


新派武侠诞生的思想基础,是《大公报》百年不变传统——爱国主义和英雄史观。当梁羽生、金庸创作时,这种来自优良传统的英雄气概,就自然地融入笔端。


1954年“吴陈比武”轰动一时,澳门新花园泳池擂台旁人山人海。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引发热议,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以其敏锐的触觉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读者的大好契机。他决定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在他心中陈文统是担当此任的最佳人选。于是,比武翌日他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在《新晚报》“天方夜谭”刊登了第一期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引得读者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故事连载七个月,读者反响超乎寻常的热烈。


大公风云人物:开山之作梁羽生




梁羽生被公认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


陈文统,笔名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熟读古文、擅于对联,八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在广西桂林中学读完高中,在中学时就喜欢写词。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简又文为师。而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和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都在他家里住过,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一九四九年定居香港。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四年,梁羽生在文坛上笔耕了三十个春秋,共创作三十五部武侠小说,总字数达一千馀万,他用武侠小说实现了“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人生理想。


金庸与梁羽生对坐下棋。


这之后,梁羽生创作源源不绝,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在《大公报》“小说林”连载《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萍踪侠影录》、《大唐游侠传》等。不论学界抑或坊间,都将《龙虎斗京华》视作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梁羽生也由此被公认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


大公风云人物:武侠潮流金庸



和梁羽生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侠小说大旗的另一人就是金庸(查良镛)。


查良镛,笔名金庸,与《大公报》渊源颇深。生于浙江海宁的金庸,一九四七年中凭优秀的表现考入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一九四八年因一次偶然的机缘他被派往香港馆。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因古文根底深厚,行文流畅明丽,不久便调入《新晚报》副刊课担任编辑。


图:金庸1948年来香港工作、1955年开始创作新派武侠小说,这两次人生的重大契机都发生在《大公报》。


《书剑恩仇录》问世



一九五五年,梁羽生的第二部小说《草莽龙蛇传》连载完,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便邀请查良镛在报上连载武侠小说,于是就有了金庸的首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的诞生。在金庸小说中,“义”总是与“情”紧密相连。有情才能有义,义出于爱,才有强大而永恒的生命力,才能使人舍生取义。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首部武侠作品。


金庸曾接受内地主持人杨澜采访时忆述: “当初创作是出于工作需要,我没有写小说的经验,创作武侠小说只是一种试一试的心态,成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金庸的首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上连载。


金庸一九五七年离开《大公报》,他在《大公报》工作了十载。金庸曾说,“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虽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这一环境所赐。我要感谢《大公报》派我来香港!”


二〇〇九年四月下旬,金庸相隔五十二年重回《大公报》,参观了编辑部、电脑部,与报社负责人及年轻记者、编辑进行了座谈会,亲切地与报社的“金庸迷”签名、合照,真切地勉励新人,应邀即席挥毫,提笔写下“评论自由 事实神圣”,并写上“敬赠旧主人《大公报》”。


金庸为《大公报》题字


梁羽生淡泊名利的道家态度与金庸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文人交相映照的文化人格。作为新派武侠小说巨匠,“担道义”、“为家国”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是与《大公报》一脉相承的精神。


大公特别报道:中国有了原子弹




历史上,《大公报》非常重视社评,有正式的社评委员会。王芸生时期,社评委员开会交流情况、确定议题、分配任务。五十年代初的《大公报》十分重视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国内问题中,凡重要的多由王芸生亲自执笔,李侠文等分担一部分,国际问题由李纯青、萧乾、杨历樵撰写。《大公报》社论也不失时机地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助长中国人的志气。


大公特别报道:人造卫星飞上天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大公报》以《我国人造卫星上天了》为题发表了社评,无比欢欣地盛赞中国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大公特别报道:香港仔变世界冠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届比赛有来自三十八个国家的二百四十多名优秀选手参加,规模空前。在这场劲敌如林的比赛中,一名来自香港的二十一岁运动员,容国团最终以三比一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新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容国团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家庭。七岁起就自己钻研乒乓球的容国团无师自通,凭藉自创的“直拍四法门”,成为“街头球王”。


容国团捧起新中国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


五十年代初,香港举行全港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代表工联会,与队友一起夺得了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打三项冠军,崭露头角。一九五六年,他战胜了第二十三届世乒赛冠军荻村伊智朗,一战成名。一九五七年五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马来西亚举行,容国团是香港男单冠军,又刚刚击败了世界冠军荻村,但香港乒总会居然没有让他报名参赛。心灰意冷的容国团决心离开香港,到内地打球。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之后,容国团在一九五七年接到了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从容国团回到内地的第一天起,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他不仅享有每月八十六元五角的罕见工资,更重要的是在技战术打法上得到了全面提高。没多久容国团就拿下了全国锦标赛的男单冠军,入选了国家队。仅仅一年,他就成了被历史铭记的冠军。


大公特别报道:东江之水越山来




三面环海的香港曾饱受淡水奇缺之苦。开埠初期,雨水是唯一的本地原水来源,因此每逢大旱,水荒必至。早在一九六〇年香港政府已意识到单靠储存雨水,并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食水需求,遂与广东省当局签订协定,每年从深圳水库输入二千二百七十万立方米原水,但对缺水严重的香港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


一九六三年,一场六十年一遇的大旱,让经济刚走上“起飞道”的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1963年,九龙石硖尾,人们提着水桶,在烈日下轮候等水。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香港政府和广东省当局达成共识,兴建东深供水系统,从东江引水经深圳到香港。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三千八百万元,在十一个月内高速建成东深供水工程,由广东省承担兴建,把东江水经过八级提水站,倒流八十三公里,注入深圳水库,再由深圳水库输入香港。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大公报》以头版八栏大题率先报道东江供水这消息。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系统正式开始向香港供水,从此香港长期缺水的窘境得到历史性改变。迄今,每年输水占香港所耗淡水近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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