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手两地做时代见证者 《大公报》准确报道为港人注强心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告别“文革”噩梦，走向开放改革。正在神州大地百废待兴的此时，港督麦理浩受邀访问内地，他向邓小平当面提及新界土地契约批出受到“九七大限”制约的问题。
邓小平告诉麦理浩，中国将把香港作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大公报》的报道就一直很准确、很全面，令香港人了解到中央的政策，增强了信心。
图：麦理浩1979年访问北京，会见邓小平。
耐人寻味版面解码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大公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一条标题平淡无奇的新闻“邓小平昨会见港澳人士”，新闻中列出了十二名港澳人士的名字，其中也包括了《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总编辑李侠文，但会见内容，则仅以“共商国是”四字轻轻带过。
乍一看，读者也许会把它理解为一次普通的友好会见。真相却是，正是在这次会见中，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说出中国将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的重要决定。有份参与会面的人士，事后转述当时的情况。
《大公报》前总编辑李侠文：
邓公提到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等，这自然包括了香港作为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等在内。
在邓公的构想里，回归祖国后的香港，仍然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左翼人士要参与，但不必太多，右翼人士也可以有一点。主要是中间持平人士。
邓公当时还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到时候恐怕参加不了，顶多充当个把顾问吧。他是指我们十五年后年纪太大，不适宜工作了。说到这里，当时在座的人士都笑了。
参加“6．15”会见的12名港澳人士后来被传媒戏称为“12金钗”，图为他们在京和接待的官员一起留影。
香港《镜报》月刊前社长徐四民：
你们今天看资料，看到那段历史时可能没有很大感受，但是我当时可是非常意外，没有准备啊。
回到《镜报》后，我们足足开了三天会，既与董事会开会，也与工作人员谈。他们是一致希望中国收回香港，但也提出一些担心，就是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以顺利收回香港吗？在过渡期间，香港会乱吗？中国可以管理好香港吗？可以保障回归后的香港继续繁荣吗？
香港工联会前领导人杨光：
早在五月，就已经知道邓公将在六月会见我们的消息，而且知道邓公是想听取工人对祖国收回香港的意见，为此，上京之前内部开过三次会议，听取各个属会的意见。
集合各属会的看法后，整理出了工人群众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三大意见：一是香港一定要收回；二是香港收回后不能影响他们的生计；三是香港要保持特有的优势，为祖国作出贡献。
港前途问题第一时间报道
图：邓小平对戴卓尔夫人说，一九九七年中国一定收回香港，中英谈判商讨的只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戴卓尔（撒切尔，下同）夫人带着战胜阿根廷、保住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这块殖民地的余威访问北京。与中方讨论香港前途问题，是戴卓尔夫人这次访问的重头戏。
根据英方当事人回忆，戴卓尔夫人当时曾考虑过三种可能性：一是以武力抗拒中国收回香港；二是通过“全民公决”把香港变为“第二个新加坡”；三是利用国际力量搞“国际托管”。在意识到这三条路在现实中行不通之后，她又企图以“以主权换治权”的方式，来换取中国同意英国继续长期统治香港。
英国人以为通过威吓和讨价还价，可以继续维持英国对香港管治的现状，但是，邓小平在与戴卓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斩钉截铁地表明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坚定立场，打破了英国人的幻想。
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面对中方的坚定立场，英方不得不同意以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为前提，讨论政权移交和维持香港未来稳定和繁荣的过渡安排。
中英谈判并非一帆风顺。英方先后抛出“三脚櫈”论、“以主权换治权”论，谈判多轮仍僵持不下，香港社会上人心浮动。
一九八三年六月，港元汇率开始不断下跌。但是，港英财政司彭励治不但不采取措施，反而居心叵测地散布“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的说法，把矛头指向中方。后来的解密文件证明，这其实是英方的“豪赌”，意图迫使中方在谈判桌上让步。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阶段第四轮会谈不欢而散。香港金融外汇市场立即发生疯狂抛售港币、挤兑美元的狂潮，港汇从一美元兑八点一二港元，急剧下降至九点七，并且大有破十之势；金价狂升达每両七十点五港元。报刊惊呼“黑色星期六”，香港市面一度出现超市抢购潮。
在“九月风暴”的日子里，《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和评论文章，猛烈抨击港英政府港元贬值之时仍加价加税的做法，一针见血地点出“在中英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第四轮谈判前夕，又有人想藉着港元下跌打出经济牌作为配合，岂是偶然”，痛说“港元疲弱如斯，岂堪落井下石”，发挥了舆论的导向作用。
打“经济牌”失控的破坏性后果超出了英方的预想，港英政府终于撑不下去了，在舆论的谴责声中宣布港币改同美元挂鈎，取消存款利息税，总算稳住了港元汇率。
抢先发号外报道联合声明
中英第二阶段谈判经过前后两年、共计二十二轮的谈判，就一系列问题全面达成协议，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全面达成协议。一周后，中英两国代表团举行了草签仪式。
中英草签联合声明成了全香港人当天最关注的大新闻。当日《大公报》抢先发号外报道了联合声明的内容，并于翌日详细刊发了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的内容，并用多个版面图文并茂地报道了香港各界的反响。
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香港各界逾百人获邀上京观礼。《大公报》当日出号外，第一时间报道中英联合声明签定。
港人选出了自己的当家人
随着“九七回归”的倒数步伐，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筹委会任务繁重：要组建四百人推选委员会、要提名选举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要筹建行政会议、临时立法会和终审法院。也就是说，在香港回归前的最后一年里，要完整构筑好特区新政府。
筹委会的工作高效有序。三月，讨论通过了设立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八月十日，审议通过了推委会的产生办法；八月十五日，开始接受报名推委会。当时，香港某些政党攻击推委会的选举不民主，策划搞什么“民间提名选举行政长官”的活动。
《大公报》谆谆向读者解释，由推选委员会推选第一任行政长官，是迈向未来普选的必经之路。“香港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必然要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选举领导人的方式。在选择选举形式时，不能只凭个人或小团体的意志，而不考虑社会的条件和需要；不能只凭自己的民主热情，而不考虑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董建华当选是港人福气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经四百人推委会不记名投票，董建华以三百二十二票压倒性多数当选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在投票结束一个小时后，《大公报》庆祝董建华当选的号外就上了街，过路行人争先恐后索取号外，称董建华当选是“港人的福气”。
英政府对临立会诸多刁难，中方不为所动，十二月二十一日，推委会投票选出临时立法会六十名议员，其中三十三人为时任立法局议员，八人为前任立法局议员。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临立会在深圳举行第一次会议，范徐丽泰当选临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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