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故事】“万国来贺”《大公报》第一万期报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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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中国首部以“报人抗战”为题材的大型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2016年在央视隆重播出，共分六集，以《大公报》参与、推动抗战为线索，讲述了一份报纸在国家危难之际的特殊贡献与担当。本视频为第一集《明耻教战》。
第一万期 “万国来贺 ”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版一万期报庆，是华文报业史上一件前所未有的盛事。国内方面，党政军民学各领域的贺电纷至沓来，包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五院院长、各部部长、省主席等要员，以及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京剧大师梅兰芳等文化界名流。
图：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第一万号报纸（资料图）
同时，这一天的报纸也堪称是“万国来贺”，美英法日等世界主要大国的政界要人、报业同行、知名学者，为《大公报》发来贺信、贺电。或是表达祝贺、提出期望，或是借机阐发对中国发展及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建议与展望。而在不久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二战期间，这些贺信、贺电的作者，不少成为了敌对阵营的对手，譬如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法国前总理赫里欧、德国外长库尔条斯等等。
图：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法国政治家兼学者。激进党领袖。三次任法国总理，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为《大公报》第一万期发来贺电（资料图）
第三版在蒋介石贺信之下，刊登的是《巍然古树发新枝！》，作者是“义国首相墨索里尼先生”。时任义大利（意大利）总理的墨索里尼在贺信中称：“中国数千年文化，犹如巍然古树，在世界史上遗留许多根株……而中国人民又能知觉其天赋之使命，即是庄严中华民族前途迈进之明星朗照矣。”
图：墨索里尼，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党魁、法西斯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他向《大公报》发来贺电，也是想借中国传媒舆论力量拉拢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资料图）
同一个版刊登的外国要人的贺信还有：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币原喜重郎《中日亲善需舆论支援》，日本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祝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比利时国务总理亨利戛斯《批示满腔诚意》，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赖司基《祝实现伟大领袖之精神》等。
外国政要 纷借《大公报》“喊话”
而在后面的四至八版上，每一版都有多篇来自国际的贺信。就作者分类，主要是三类。最多的一类是诸如墨索里尼、币原喜重郎这样的外国政府高官，譬如日本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祝大公报一万号》、德国外交总长库尔条斯《切祝无限发展》，法国前总理赫里欧《祝诸君为公众利益不断之努力为不虚》，日本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更忘为共存共荣努力》，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韩倍克《贺大公报已往之成功》，日本众议院议员武藤山治《亲善不在多言在砺行如何耳》等。
第二类是西方著名学者，如美国米苏里大学校长魏廉士《光明来自东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景仰孙中山先生 愿黔首黎之幸福永无涯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柏德乐《谨祝繁荣盛大》。
图：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其创办人、院长沃尔特•威廉姆斯就曾到北京、上海教授过新闻学，并在1928年筹资5万美元帮助当时的燕京大学恢复重办新闻系。
第三类是西方报界同仁发来的贺信，如纽约时报社《表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时代之肇始》，伦敦观察报社《望中国缔成昌盛之鸿基》等。
各种贺信虽然题目上有所侧重，但大多数都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大公报》一万号报庆表达祝贺，对报纸未来发展提出期望和建议；二是对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各相关国家关系发展寄语希望。墨索里尼的贺信就是类似行文结构。
比利时国务总理亨利戛斯贺信《批示满腔诚意》亦类似。他在信表示：“余于大公报举行光荣的纪念盛典之今日，得致祝贺，殊为欣幸，余愿利用此机会，经由大公报以满腔诚意向中华民国国民批示之。”
图：比利时国务总理亨利戛斯为《大公报》第一万期发来的贺电《批示满腔诚意》
众多外国政要借由《大公报》对中国政府及国民“喊话”，宣示合作诚意，直接显示出当时《大公报》在国内外舆论的重要地位，以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日本人为何最热心？
而梳理外国贺信作者阵容，不难看出，日本人数量最多，包括在当时政府、军队、政党方面极具影响的极为大佬级人物，如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等。
图：币原喜重郎，日本第44任首相，外交家。1924年起任历经五次内阁变更、始终担任内阁的外相，故有“币原时代”之称。（资料图）
而日本人亦是最充分利用此次《大公报》报庆机会“为我所用”的。大部分贺信都直接宣扬“中日亲善”，并直接呼吁《大公报》等言论机关为中日亲善出力。
譬如，币原喜重郎的贺信题目直接是《中日亲善需舆论支援》，除了对《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诚不胜庆贺”之外，币原还表示，“若仅两国政府竭力提倡亲善，而无两国国民舆论之后援……最重要者即言论机关，尤其是报纸…宣扬国民之舆论于中外，尤如在日华两国间之重要关系上，其影响甚大。当此之时，吾人切望向见重于中国言论界之大公报，今后更努力以公正之记事论说，指导一般民众，俾其正确理解中日之关系。”
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祝大公报发行一万号》的贺信中则表示：“贵国与日本关系密切，固不待言，余希望两国和平协力，各自增进其福祉，以确保东亚之和平，同时期望有权威之贵报之奋斗与发展而不能已也。”
图：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进入法西斯时代的转折点。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台表演的是关东军和军部的中坚幕僚，在后台导演的则是宇垣一成及其同伙。（资料图）
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币原、宇垣似乎都是“和平使者”，实则大谬不然。在此次《大公报》报庆之后不到四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开始。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币原、宇垣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光谱来看，就对华态度而言，币原属于“鸽派”。客观来说，其不属于侵华的积极鼓吹者。币原自1924年起，担任外相历经五次内阁更迭，故而当时日本外交有“币原时代”之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外交大臣的币原，自然走到了第一线，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向以亲和形象示人的币原，在各种场合声称对关东军在沈阳的行动事先毫不知情，一度迷惑了国联中的西方外交家及媒体，大大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正当诉求的判断。以至于事变后次月，1931年10月12日出版《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既不是张学良，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而是币原。
图：币原登上1931年10月12日出版《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币原在对华政策上，反对使用武力，主张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巩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和影响。但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相对稳定局面终于被打破。在日本，军部开始把打破现状，改造国家的口号付诸行动。（资料图）
“和平使者”背后的虚伪面孔
不过，后来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在其著作《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中披露，在事变之前的1931年9月15日，“外务大臣币原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从满洲事变发生到后来的几个月中，币原作为关东军的头号辩护人向西方声称，受到损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
与号称“鸽派”的币原相比，宇垣一成乃是不折不扣的“鹰派”，而且是九一八事变最主要的“幕后导演”之一。日本军部内法西斯主义活动，就是在宇垣担任陆军大臣的“宇垣军阀时代”开始猖獗起来的。
宇垣多次鼓吹要“使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得到比今天更大的发展”，“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损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宇垣已经不担任陆军大臣，但当时的军部不少人都是宇垣提携安插的代理人，包括九一八事变的台前执行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因此，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时任朝鲜总督的宇垣兴奋不已，认为“这回的满洲事件将成为关系到帝国兴衰的重大问题”。他还特意从汉城回到动静，与外相币原、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等要人商议对策。而这几个人，都是1931年5月22日在《大公报》发表贺信者。
值得注意的是，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都是中国国内的“知日派”。一方面，他们对日本的政经军事形势相当了解，并保持密切关注，《大公报》对于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报道，在当时的中国报章是领先的，这也是日本方面高度重视《大公报》的原因之一。而且，从理想上说，吴、胡、张是非常希望中日友好和平的。
图：一九二六年，《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新记公司接办。（资料图）
但是另一方面，就现实而言，吴、胡、张对于日本的侵华野心也十分清楚，而且保持有警惕心。张季鸾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少评论，都提醒国人要重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不断膨胀的扩张野心。
正是因此，虽然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上充满“中日友好”的氛围，但当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不仅率先报道这一独家消息，而且很快确立了“明耻教战”的办报方针，掀起来中国“报人抗战”最为艰苦卓绝、彪炳史册的光荣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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