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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类文明中的洪水传说,都是来自上古的真实记忆

虫离先生 知乎日报 2019-08-04

 

题图:全景视觉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都会有大洪水的记忆?


知友:虫离先生(3,500+ 赞同,知乎编辑推荐)

  

一方面,文明发祥于水源附近;


一方面,洪水传说,来自上古气候异常的真实记忆。


全新世以来(约 1.1 万年前至今),冰川消退,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文明进化创造了有利条件,部落的存活率提高,高存活率,确保了文化、技术的传承,从怎样种植小麦,到怎样养猪,从烧一只陶器,到造一艘船,点点滴滴,铢积寸累,最终点燃了文明的质变。


文明的机车隆隆疾驶,不断加速,载着我们驶出旧石器时代,掠过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进入工业革命,信息时代。


这一切要感谢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不过近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新世气候也是不稳定的。


美国缅因州大学 Paul Andrew Mayewski 领衔的团队应用海洋沉积岩芯 GP、HSG、有孔虫的氧同位素 δ18O、海表温度、冰芯氧同位素、 Na+、K+、10Be 浓度、大气甲烷浓度、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湖泊水位、纹泥厚度、孢粉比率、CaC03 比率、硅藻比率、树轮残差、洞穴次生碳酸盐氧同位素和碳同位素等多种参数,对全球 50 余个海洋、冰芯、湖泊、树轮、孢粉、洞穴沉积等高分辨率古气候记录进行了综合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全新世存在 6 个主要的气候快速变化时期:分别位于距今 9000~8000、6000~5000、4200~3800、3500~2500、1200~1000 以及 600~150 年前。


该研究结果也与中国一系列古气候记录大抵相符,祁连山敦德冰芯氧同位素数据反映了近万年来的温度变化(下图):



一万年来,温暖和寒冷像钟摆运动,在中国大地上不断交替出现:


7200-6000 年前这一千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稳定,夏季风带来的降水远及新疆和蒙古,那时河北有野生大象,陕西有犀牛,在山东的河里「浴乎沂」还有几率遇到扬子鳄,那就不用咏而归了;


6000-5000 年前,气候剧烈波动,生存空间紧缩,炎黄和蚩尤被紧缩的空间挤到了一起,炎黄联盟打赢生存之战,从此据有中原;


到 5000-4300 年前,气候又有所改善,食物充足,风调雨顺,环境宽裕了,大家不必再剑拔弩张,文化迅速发展。


然而温和的气候就像假期,总有结束的时候,大约 4200 年前,也就是公元前 2200 年左右,老天爷给人类放的假结束了。


4200 年前,北半球遭遇大范围、长时间的气候振荡。印度、西亚、东非、北美大陆中部陷入严重干旱,多个尚在摇篮的农业文明就此衰落乃至直接崩解,包括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国(Akkadian)、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王国以及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与此同时,北大西洋气温骤降,极寒天气蔓延北欧,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印欧民族被迫大规模迁往别处。


这次气候突变的起止时间在各大洲各地区表现不同,西方学界习惯称之「4.2千年事件」。


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 4.2 千年事件影响,整体上看,其最突出表现并非洪水,而是干旱。


中国 4.2ka 事件典型记录(灰色标示事件的时间区域;波谷反映了降水减少)



然则史前大洪水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黄河悲啸


灾难之所以成为灾难,在于其破坏力和突发性,灾难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尤其像地震、洪水,大水呼啸而至,等反应过来,损失已经无可逆转。



这一点在上古时代尤为致命。大抵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差,越是要依附自然。长期干旱迫使先民尽量定居近河平原,以便汲水灌溉,然而当时的河道几乎毫无堤防,一旦暴雨澍降,河水动辄漫溢甚至改道,洪水咆哮而至,沿岸居民几乎只有死路一条。


公元前 1922±28 年,一场大地震拦腰截断了青海省循化县的积石峡,垮塌的山体壅塞了黄河河道,黄河水被堵在峡谷中。


这一堵堵了 6-9 个月之久,超过半年的黄河水积攒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水体达到 120-170 亿立方米的巨型堰塞湖。


120 亿立方米是什么概念?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的容积「才」44 亿立方米,这个堰塞湖大约相当于三个太湖的蓄水量!


古堰塞湖推测范围


一般而言,河流流量越大,堰塞湖溃坝的可能性越大。这个超巨型堰塞湖没能顶住黄河日夜不停的注入,若干时间后,水位漫过堰塞坝,湖水溃决,55 公里河道长度内的蓄水水位迅速下降了 110-135 米,释放出上百亿立方米的恐怖洪流,洪峰流量高达 40 万立方米/秒,是 98 年长江大洪水洪峰的 7 倍!


滔天狂潮一路东下,席卷整个黄河流域,并造成了下游黄河改道。



上图是本次大洪水(红色)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大洪水洪峰流量对比,其他大洪水就是群弟弟。


2000 年,考古工作者在堰塞湖下游 25 公里外发现了一个属于齐家文化中晚期的村落遗址,青海喇家遗址。


这是一处非常罕见的灾难遗址,种种迹象表明,4000 年前的一天,有一种灭顶之灾突然降临,瞬间湮灭了生活在此的先民,他们平淡的生活被永久定格。


在遗址北区,考古人员清理出数十具古人类遗骸,其中一座房屋遗址东墙下,有一具成年女性骸骨,她背靠墙壁,面朝房屋入口跪坐在地上,右手撑地,左手怀抱一个婴儿,脸颊紧贴婴儿头顶。虽然已经无法重现她的面部神情,但后人还是能从她的这一姿势中,想象到这位母亲临终前的巨大恐慌和无助;


在她的西南方向,另一个成年女性的骨骸正面朝门口,双手向后张开,把四个孩童护卫在身后;


在他们的邻室,俯卧着一个成年女性的遗骸,她朝向房门,身躯下紧紧搂着一个婴儿,她的身后,还有一个背向大门,匍匐在地的儿童……


四千年前的瞬间,凝固成为永恒,在生命最后一刻,铸就了永不磨灭的人性丰碑。


怀抱孩童的骨骸


严重变形的男子骨骸,守护着身下正在喝水的儿童(右上角带柄的凸起物是杯子)


扣在碗下,未及食用的小米面条


如果积石峡堰塞湖超级大洪水属实,许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包括黄河上游甘宁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为何突然衰落,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为何突然衰落,4000 年前左右的黄河改道,以及大禹是怎样仅凭原始工具治水奏功的——大禹时代,大洪水的洪峰早已过去,洪水制造的新河道也趋于稳定,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处理一些小规模乱流,以及收拾烂摊子,自然较易收功。


这样一来,中国史前大洪水之谜似乎可以尘埃落定了。


然而事与愿违,「积石峡堰塞湖大洪水」提出不久,就有多支科考团队进入古堰塞湖地区核勘,他们的调查报告纷纷指出,没有发现所谓史诗级大洪水发生的迹象,古堰塞湖的确曾经存在,但阏塞年代应在 8 千年前,而不是 4 千年前,并且堰塞湖从未溃决,而是经缓慢溢流,早在 5600 年前就逐渐消失了。


至于青海喇家遗址的灭顶之灾,可能是地震引发的附近山体滑坡或泥石流。一系列华北平原的古洪水调查,也未见到如此规模的大洪水遗迹。


甚至连提出超级大洪水说的吴庆龙教授本人,在多年前发表的一篇同课题论文中推演的数据,诸如堰塞湖蓄水规模(当时测算 11 亿 m³)、溃坝后的洪峰流量(时为 3.5 万 m³)等,也远远未达到(相差 10 倍)此后石破天惊,史上最强大洪水的田地。


所以,这次灭世洪水是否存在,又或者其决溢流量是否足以「灭世」,尚且扑朔迷离,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骤雨终朝


现在再看第二种可能,这种假说与季风有关。


春夏时节,随着海陆温差不断增大,赤道太平洋和印度洋形成巨大的季风环流,环流如同雪球越滚越大,其边界进入中国,遇到大陆的干冷气团,冷暖交锋,形成降水。两种气团的交汇处就是常说的「锋面」。


在季风区,锋面可以带来大范围长时间的降雨,譬如冬季向夏季过度期间,锋面形成的降水带随着季风由南向北移动,5 月份在华南,6月上旬到南岭-武夷山一线,6 月下旬到长江,7 月到淮河,8 月抵达华北。


一般而言,锋面在一个地区滞留时间越久,该地降水就会越多,锋面到达不了的地方,则要相对干旱。



夏季风从海洋带来的充沛降水,是季风区发展稻作农业的保障,中国老话说「看天吃饭」,季风的任何扰动都可能造成雨季的推迟或提前,影响未来一年的收成,进而决定无数人的生死存亡。


因此农业文明的神灵崇拜一度蔚然,人类像无助的孩子,祭天地,祭风雨,祭四时,祭祀一切可以保佑风调雨顺的力量——这些力量的本体其实正是季风,他们祈求季风不要来得太早,也不要太晚,雨下得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寓言「杞人忧天」的原始印象,也许正与那个时代气候普世焦虑的隐射有关。


4200 年前气候振荡,全球温度小幅度、长时间的下降,导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减弱、面积缩小,曾经可以吹到新疆的东亚夏季风,变得疲软无力,抵中原辄止。


在季风强盛时,锋面迅速掠过中原地区,带去降水,并继续向西北挺进,均匀的洒落甘霖;


而今锋面却因为无力北上,赖在中原不走了,中原的降水自然大增。


有些年份,东亚季风过度衰弱,其北界可能连中原地区都无法抵达,雨带较往年大幅南移,长时间逗留长江流域。降雨集中在一处,所以造成了长时间尺度、大范围的干旱,和短期内局部暴雨。


干旱和洪水并不矛盾,大量地质资料表明,4000 年前的中国整体上呈干旱态势,局部地区却不乏大洪水遗留痕迹。


譬如重庆金佛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石笋氧同位素、碳同位素记录显示,进入到公元前 2300 年之后,东亚季风大幅减弱,长江中游降雨锐减,气候趋于干冷;


同时,对湖北荆门钟桥遗址、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的沉积物与沉积环境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入到公元前 2300 年之后,以上地区气候波动很大,洪灾频繁而剧烈,且具有普遍性。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气候异常可能引起短时间内的极端旱涝交替发生,1997-1998 年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事件是距今较近的一个例子。


拿我国来说,1997 年我国北方罹遭大旱,翌年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却同时爆发特大洪水,受灾人口超过 2 亿,死亡逾 4 千人。


四千年前的先民可能陷入了相似困境,气候系统不稳定,干旱及降温事件增加。


《竹书记年》记载了「夏有冰」的异常现象,夏季结冰,反映了某些年份的强烈降温。


《淮南子·齐俗训》则说「禹之时,天下大雨」,大禹在南下击溃三苗后,其「天下」应当囊括了长江流域。


《尚书·禹贡》大禹治水范围的描写,譬如彭蠡(鄱阳湖)治水、荆州治水,也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结合上文的分析,气候振荡,雨带南移,南北方普降大雨,正与史料相符。


降水变率的上升则提高了异常洪水发生概率,根据考古和地质资料统计 4000 年前的中国洪水概率,虽然显示南方洪水概率总体高于北方,但洪水概率最高的地区却在河北,且当时中国南北方均存在洪水现象。


北方的洪水威胁,可能还与黄河大规模改道有关。某一时期,黄河由东流转向北流,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横穿河北平原中南部,于天津入海,河水在平原上漫流形成大洪水,这即是《孟子》所说「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


泾河流域的考古考察,也证明 4100-4000 年前(龙山文化晚期)存在大洪水多发期,有五次特大洪水事件。


3800 年前,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突然衰退,持续干旱和频发的洪水前赴后继,摧垮了农业基础,农业文化最终被畜牧业文化取代。


4000 年前,山东龙山文化也突然衰没,取而代之的是反而比较落后的岳石文化,以及 4300 年前,内蒙古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突然消失,可能均基于同样的原因。


长江流域洪水事件证据更充分,湖北荆门的钟桥遗址在 4800-4597、4479-4376、4168-3850 年前分别出现过三次大规模古洪水事件。钟桥遗址隶属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体系,是三苗集团聚落。


大禹的南征屠杀,气候剧变带来的洪水,共同造成了石家河文化崩溃,长江中游的文化体系中断,很遗憾的丧失了独立进入文明古国时代的机会。


对比江汉地区,屈家岭早期、晚期、石家河早期、中期、晚期、夏朝、商朝、周朝古文化遗址数量发现,夏朝遗址是最少的,只有 10 处(见下表),相比之下,石家河早中晚期分别有 64、61、91 处,商朝有 68 处。


这固然可视作禹征三苗的成果,同时,夏朝 10 处遗址,海拔均在 50 米以上,也是唯一在低海拔未发现遗址的时段,或许与该时期水位上涨,以及频发的洪水不无关系。


江汉平原各时期遗址数量和海拔分布


长江下游,曾经无比焕赫的良渚文化,亦未能挺过此劫,倒在了文明的曙光前夕。


公元前 2300 年-公元前 1900 年间,良渚文化所在的太湖平原气候剧变,平均温度较此前升高 3℃,年降水量比今天多出 200-300 毫米,海平面抬升,顶托了长江入海水流,形成壅水。


尽管长江三角洲河湖众多,但 12 万平方公里低于洪水位的洪泛平原地势低平,河道泄洪能力实际上极差,内陆积水不易宣泄,因此内涝、洪灾频发。许多良渚文化后期遗址发现有厚厚的泥炭层,就是湖沼扩张的堆积残留。


大洪水淹没了良渚,幸存者四散逃离故土,良渚故地出现了数百年的文化断层。直到三百年后,马桥文化移民到来,太湖流域才再次有人类聚落定居,这已是另一系统的文化。


洪水传说,是人类对于那场浩劫不可磨灭的真实记忆,这记忆或者来自某一次惊天大洪水,又或者是绵延数代人生的痛苦沉积。


诺亚方舟和大禹传说指向的可能并非同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甚至未必是同一次气候异常,其间可能存有较大的时间差异,在取得可信的证据之前,不必、也不宜把这些洪水传说归结到同一时间线上。


(非专业,大略总结,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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