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张家瑞：控融资成本关键在打破“软约束”
IMI研究员张家瑞近日发文针对企业降成本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在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仍需具体的方法将其落实。
首先，张家瑞认为降税负是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我国企业整体税负超过40%，负担过重，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决策。根据倒U形的弗拉曲线，税收若超过一定水平，经济活动积极性会受到打击，而政府收入反而下降。该理论指出决定政府税收的两大因素为税率和税基。一旦税率过高，很多边缘企业难以生存，导致税基下降；而降低税率不但鼓励企业投资，也扩大了税基。因此，降低税率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其次，他指出控融资成本的关键在于“软约束”。融资难并非银行缺钱，而是企业、政府对企业实行了预算“软约束”。央行虽然降息，但企业贷款的利率还需加上自身的风险溢价，企业只有修复自身资产负债表，降低风险溢价才能扭转融资难的现状。同时，“刚性兑付”导致的信贷资源分配扭曲也给小微企业带来了融资难的问题。因此打破“刚性兑付”、加强银行业的竞争和多元化至关重要。
此外，《方案》提出的打破垄断、产权保护、简政放权和降低人工、土地成本等措施，在张家瑞看来均直指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的要害。
以下为文章原文：
当前，实体经济企业效益下滑，许多企业在入不敷出的环境中艰难地寻求生存。在“需求侧”刺激越发无效的情况下，国务院近日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终于涉及到“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降低企业成本。《方案》提出了7个可以降低成本的方面，分别是税收负担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资金周转效率。值得肯定的是，《方案》较为全面的考虑到了影响企业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在如何具体落实降低这些成本的问题上，《方案》给出的指导意见还没有完全涉及到最有效的办法。求解这些办法，将直接影响《方案》最终能够达到的效果。
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范围内来看属于中等偏上。但中国企业的整体税负则超过40%，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税收负担过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决策，甚至会激发“偷税漏税”、“人情税”等现象。降低企业税负是政府帮助企业降成本的第一步。
降低税率促进长远发展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曾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倒U型拉弗曲线，这条曲线反映的是税率和政府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拉弗指出，税率从0开始提高，政府税收收入也增加。但税率如果超过某一个水平，经济活动会因为税率过高而受到打击，结果政府税收收入反而会下降。因此，在税率过高的时候降低税率不一定减少政府收入，政府预算仍然能够得到平衡。拉弗的理论受到里根政府的赏识，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而美国经济也在1980年代脱离滞涨之后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尽管实际数据并没有完全支持拉弗的降低税率也能平衡联邦政府预算的判断，但拉弗的理论指出了决定政府税收收入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税率，一个是税基。
税率过高可能使得很多“边缘”企业无法生存，同时还打击企业的投资和产出，从而降低可以征税的税基。此外，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税率过高可能鼓励企业到税率更低的地方建立分支机构，并且通过财务手段将税基转移（例如Google、可口可乐等公司通过在开曼群岛、百慕大等“避税天堂”设立分支机构，“合法”避税）。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现象在我国已经出现苗头：经济增速回落，投资增速下降，这对政府可征税的税基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许多企业到税率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注册分支机构。
降低税率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可以使暂时经营不善的企业得到缓解，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来我国直接投资。在长期来看，这将增加经济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降低税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税基增加是长期的概念，因为从投资变成产出以及企业一系列的经营活动需要时间，所以短期内政府税收收入可能因为税率的下降而减少。的确，这也是学界和政府诟病“拉弗曲线”的主要地方：在里根从80年代初开始逐渐降低税率之后，1980年到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同时联邦政府一度出现了较大的财政赤字。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从1984年开始便恢复快速增长，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从1984年开始快速回落，而截至到1989年里根卸任，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8%降低到24%，同时还伴随着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大幅度降低。因此，政府在制定自己的财政计划时，似乎还是应该以长期为视角，经济增长才是税收增加的前提。《方案》虽未明确指出要降低税率，但降低税率才是最直接有效的减负措施。
优化征税收费机制和流程
影响企业税负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征税和收费机制和流程是否完善。可以注意到，国务院印发的《方案》已经正式提到这个问题，其中针对各类收费项目的繁冗环节要进行精简，完善查处机制，制止乱摊派，乱收费的行为。要贯彻执行这些措施，一方面需要制定清晰的收费目录清单和进一步完善税法，另一方面还需要逐渐协调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完税的激励机制。
例如，我国推出“营改增”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给企业减负，鼓励企业转型（因为税收只针对增值部分）。但在落实到具体地方政府征税环节时，由于免征额的存在，企业如果走增值税的方案，免征额的优惠便享受不到。如果不走增值税的方案，该企业的下游企业势必要承担更高的增值税。因此，全面推进“营改增”还需要更多的措施保障，才能达到真正给企业减负的目标。
《方案》提出的第二个需要降低的企业成本便是融资成本。的确，当前许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便是“融资难”，“融资贵”。这些企业要不较难从银行借到资金，要不需要承担较高的借款利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央行一度下调基准利率并配合降准以释放流动性。然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银行缺钱，而在于企业自身和政府对部分企业实行了预算软约束。
贷款利率等于无风险利率加风险溢价
央行降息为什么不能缓解部分企业融资贵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企业贷款的利率等于央行基准利率加上这个企业的风险溢价。当前我国有许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不健康，这些企业本身已经背负着较重的债务，在高杠杆的环境中经营，有些企业还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局面。据法国外贸银行的估算，2015年我国无力偿还利息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17%。而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2015年年底息税前利润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的企业超过全部上市公司的60%。这些企业显然缺乏偿还贷款的能力，因此银行给这些企业贷款的时候，不得不要求更高的利率才能弥补银行放款所承担的风险。在有些情况下，银行根本不愿意给这些企业贷款。而要扭转这种现象，只能依靠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重新回归正常。货币政策对此则无能为力。
预算软约束扭曲信贷资源的分配
我们注意到在大量企业高呼“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同时，有许多企业则几乎没有融资压力。尽管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并不十分优秀，杠杆率也并不在“健康”的范围内，但其资金充足，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银行融资或者发型债券。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政府对这类企业进行了隐形的担保，这相当于政府给企业贷款进行了“增信”。在当前整体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普遍失衡的状况下，银行放款自然优先考虑有政府部门“增信”的企业。
部分企业“刚性兑付”在我国过去一直是一种“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一方面导致信贷资源的分配被扭曲，没有政府增信的企业融资难，而有政府增信的企业融资过剩；另一方面，这种潜规则也导致银行慢慢也变得懒惰起来。长期以来，由于存在刚性兑付，商业银行不太需要关注企业贷款投资的风险。相反，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简单的存贷款利息差。由于能够躺着挣钱，商业银行有时甚至主动提出给有“刚性兑付”的企业贷款，而不愿意花费精力去调查没有“刚性兑付”的小微企业情况并给他们融资。因此，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首先要彻底打破“刚性兑付”。此外，正如《方案》中已经指出，要加强银行业的竞争和多元化，让银行真正扮演“金融中介”的作用。银行业自身的健康也是其放款的前提，因此商业银行尽快清理呆账坏账，也对其提高长期放贷能力至关重要。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垄断、保护产权、简政放权，个个命中要害
在谈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处，《方案》给出的几大发力点都命中要害。行政垄断的存在增加了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效率更高的企业无法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而已经存在的垄断企业因为缺乏竞争而效率不高，或者垄断企业没有动机提高效率。制定负面清单，加强市场竞争，对现有的行政垄断企业是巨大的冲击，但正是这样的冲击迫使企业努力提高效率，从而使得整体的行业成本下降。
产权保护是对企业创新的最大激励。只有保护产权，企业才能够通过创新获得回报。有时候这种回报意味着暴利，但正是对暴利的追求才鼓励了企业不断创新。英国因为加强了产权的保护鼓励了瓦特商业化应用蒸汽机，从而开创了工业革命。而在我国许多企业辛辛苦苦研发出的成果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产权保护而未能给企业带来回报。企业遭受损失，其继续研发的动力也因此下降。因此，在我国加强产权保护刻不容缓。
简政放权是我国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克强总理更是大力推广政府在处理和企业的关系时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一方面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是让企业和投资者自己对自己负责。政府不需要替企业审核和决定什么是合理的投资，这和我国当下正在推进的上市公司注册制是同一理念：什么公司能上市，上市值多少钱，由市场和投资者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政府要做的是监督企业信息披露，规范市场制度以减少企业的道德风险。
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问题
再谈谈企业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问题。随着产业升级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人工成本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过去企业的竞争力优势之一——低廉的人工成本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而消失。而人口红利来自与两方面，一方面是新增人口变成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注意到前者因为我国的生育政策而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而国家近期逐渐放开二胎政策正是扭转这个局面。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则需要更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激励。因此，在国家选择降低企业缴纳社保比例和公积金存缴比例的情况下，尽快补充全国社保资金缺口则成为了工作的重点。
土地成本并不算企业成本中最大的一块。我国工业用地和矿业用地供给过去长期以无偿划拨和协议转让为主，土地租赁则是近些年新的供给方式。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政策上，往往以鼓励企业建厂投产为目标。企业产值越大，政府越倾向于降低土地供给的成本。在这种模式下，小企业的土地成本往往高于大企业，而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则更加缺乏竞争力。因此，《方案》提出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土地供应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政府营造市场化的环境，做好保障工作，减少对不同企业竞争能力的扭曲，让企业充分竞争。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目标中，一个是让自己的产品差异化，另一个是让同质的产品成本更低。因此，在市场化制度的保障下，降低企业成本也是企业自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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